在《台海一九九九》（台北：自立晚报，1992）中，姚嘉文设想：

因为北方生态恶化，严重缺水，中央政府力推南水北调工程，引发南方各省激烈反抗。在“楚户联盟”等极端势力推动下，南方成立“江南环保联盟”，发表“中国水权宣言”，公开反对调水，并进而主张南北分治，支持台湾建国。北京方面联络台湾亲大陆政客发动政变，劫持台湾总统，但在世界各国和南方各省杯葛之下，惨遭失败。台湾随即独立，并获中国与国际之承认。公元二〇〇一年到来之际，台湾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民主健全、自由开放的海洋国家，以“世界政坛的会议室”著称。

姚嘉文何许人也？民进党前主席、台独精神领袖之一。上文之建国梦，一九九九年未实现，如今更似海市蜃楼。然以李登辉之“七块论”相较，可发现这些台独人士都寄望于大陆的南北之争。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第七章中表示：“希望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为七个区域。”除“五独”之外，李登辉没有说剩下两块如何划分，但他显然意识到，倘若大江南北精诚团结，周边地区是很难分离的。姚嘉文更明言，“中国南北利害不一……”，畅想台独如何利用此一纷争，一举实现建国大业。

台独的乌托邦就是我们的反乌托邦，而南北之争始终是一个关注的焦点。王力雄一九九一年在台湾出版的反乌托邦名篇《黄祸》（这部小说后来入选“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想像中的南北冲突和战争，不过大陆人笔下的台湾趁机反攻大陆，“台湾人民义勇军”一度杀到华北，直到北军核平台北，才仓皇撤退。王作此构思，基础是什么呢？“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水平在近代历史上始终超过内地。邓小平时代的沿海开放战略给了沿海特殊优惠，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内地形成断裂格局，被人称为‘两个中国’。这两个中国无论从经济发展程度、社会观念、生活方式上都产生了很大差异。“

两个中国或许太夸张，但南北之争的确存在。而包括台独在内的各种分裂势力，以及不怀好意之国家，也确实盼着中国南北互博，自己折腾自己。要让中国自乱阵脚，最佳着力点除了政体改革、经济危机之外，也包括很好作文章的南北之争。以回归多年的香港而论，梁文道说港人爱国，然今日仍有相当多的香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薄弱，乃至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并不单纯是因为政见不同，内心对北方政权的抗拒也在作祟。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如果香港继续桀骜不驯，以后必然会在区域发展中遭到冷遇（如今已显端倪），只有南北之争兴起，香港的地位和价值才有望巩固和提高。另一方面，广东在产业布局、资源分配方面固然和香港有矛盾，但在政治异议方面则与之互为犄角，同气连声。前一段围绕粤语问题，南北媒体立论颇为不同，彰显心态差异乃至地域矛盾，实为隐忧。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人文地理差异巨大，历史上，北方中原王朝对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始终有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之感。秦朝凿灵渠平百越之后不久即灭亡，南海郡尉赵佗攻占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历五世方为武帝所灭。此后南越故地（含今越南北部）民变频繁，让朝廷非常头疼。观《安南志略》可知，历任太守、郡守，因疾病或叛乱死在任上乃至上任途中的，为数甚多。北方固有精兵猛将，但南下之后，一则不习水战，二则不适山林，三则不耐暑热，四则不抗疠疫，经常被灵活机动的南人打得落花流水。即便一时得手，也难长治久安，蒙元三伐安南，可谓惨胜，然终不能迫使安南国王来朝。宋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又造成了新的不平衡，这一点，在开埠通商、东南沿海出现半殖民地畸形繁荣之后格外明显。义和团和京津清军浴血奋战之时，南方的封疆大吏们却在“东南自保”。此举固有保全斯土之功，对其后辛亥革命也有贡献，但以当时全局观之，又何尝不是南方在关键时刻舍北方而不顾、置中央于绝境？未来倘北方有事，南方又何以不会再次离心离德？我们的对手，对此南北嫌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将会看到中国南方出现一些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如果不是在名义上，那么它们在事实上也将是政党的胚胎，而且可能会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中国南方出现了这种运动，如果改革派在北京获得了权力，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九章“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以今日中国局势观之，亨廷顿这番预言可谓洞见！那个“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颜色革命的中国分舵，右派势力的代表与喉舌，正顶着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旗号——南方系。右派除在各路势力犬牙交错的京城与左派旗鼓相当外，于东、南、西均有优势明显的基地——上海、广州、成都。沪穗两地自不必说，四川（尤其是川西一带）媒体并不甚出位，然盛产右派，其历史与现实缘由尚待考察，我暂且归因于文化生态。此三地，又为三南：江南、华南、西南，共成广义之南方。大陆右派与台、港华人之“密切联系”，同样一目了然。其余南方之运动，北京之动作，“转变”之图谋，尽在不言之中。

或曰：右派何尝不爱国？只是政见不同，爱国方式也有差异。即有南北之争，双方胸怀中国，自有节制，不必杞人忧天。我相信绝大部分右派并非民族虚无主义者，亦有强国之梦。但南北之争若有一天因政见冲突再趋激烈，博弈者绝非今日夸夸其谈的右派，而是打着右派旗号、各引奥援、野心勃勃的实力派。彼时国将不国，真右派见之尤骇！又曰：右派多栖身大城市媒体，文人造反，不成气候。但观近期成功与不成功之颜色革命，又何曾“农村包围城市”，多由政治异见者，仰仗现代通讯之快捷，媒体覆盖面之广，散布真假混杂之消息，煽动民众，制造骚乱，以图颠覆政权。一旦占领区域中心，战略要地，出现多米诺效应大有可能。昔日东南互保，昭示满清危在旦夕。今人辩曰：清朝已然衰颓无救，不破不立，东南互保，于时保存社稷，于后成就民国，其于救亡图存实有大功。但今日中国国力已盛，民族复兴之势已现，如南北政争，祸起萧墙，最后政体如何尚在其次，最不堪者莫过于国家分裂、外人渔利，则百年来仁人志士之牺牲之奉献，必尽付东流！此虽耸听之危言，却非无本之论，在朝在野，左派右派，于此大局，惟望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