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的最后三个星期天气清朗而严寒的……复活节的时候还是满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间，第二天起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温暖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傍晚，天空晴朗了……隔年的草显出绿色；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黏性的樺树的嫩枝因为汁液而涨满了……”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屋檐下读着列夫·托尔斯泰这段描述，自以为望见了遥远的“苏联”。日后领教漫长寒冬，巴望春暖，是长住纽约的经验——纽约的纬度比北京更北，接近沈阳——每年总要捱到四月中旬吧，一树一树望过去，忽然，星星点点，春芽初绽，给好太阳照耀着，鲜绿幼嫩，灿烂而欢愉。那是我一年中最感动的几天。之后，不消一个礼拜，绿叶滋长，覆盖全树，春意就给送走了。

　　去岁自伊斯坦布尔归来，《华夏地理杂志》即与我说定今春去俄罗斯。几时启程呢，我决定扣准四月底群树爆芽的时分。转念一想，俄罗斯回春想必更迟吧。拜托编辑专门做功课，回说北纬五六十度之间的俄罗斯，恐怕要过五月中旬这才见绿的。我相信了，行期延至五月。十八日，飞临莫斯科，时在当地黄昏，移动的视野间散布着东正教教堂的圆形金顶，一闪一闪，下望夕阳普照的大地，浓绿铺展，蔓延天际：迟了，最迷人的几天显然早已过去，入城沿途一路是高大的松柏、枞树、美丽的白桦，稠密葱茏，迹近初夏。替我探知俄国春讯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计较的只是细芽初露的那几天。

　　“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的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微微地歌唱着；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哶哶地叫着的母亲身边跳跃……可以听见池旁浣衣的农妇们快活的闲谈，和农民在院子里修理梨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

　　一

　　对苏联的情热，冷却很久了。长住纽约，走访欧陆，到底使我渐入理知，回看俄罗斯。这些年几乎每岁去到西欧，去过，还想再去，可是老画友一拨拨结伴访俄，归来倾谈，我有心听着，并不热切地想去看看。叶利钦或普京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几部解体后的俄国电影，还是大好，而且大气：俄国佬究竟厉害。那部一以贯之的长镜头所拍摄的《俄罗斯方舟》最是回肠荡气，结尾，盛装的旧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宫廷，忽然是彻骨寒冬，历史的长夜……“在俄国，俄国失去了俄国”，某日读到，自以为懂得了，然而电影、诗，以至文学，便是俄罗斯么？我已学会审慎分辨：文艺归文艺，国家是国家。

　　启程前夜，自己也有点诧异：我将托尔斯泰七册长篇汉译本塞进行囊：高植翻译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周扬、谢素台合译的上下册《安娜·卡列尼娜》，汝龙翻译的《复活》。这些周正的汉译旧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市，1978年左右再版，沿袭早先的朴素版式。我买齐了，珍藏着，如今纸页苍黄，并排存放在我从纽约携回的小古董桌屉间。上一回重读，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时在四十岁；初读，那是太早了，十四五岁，文革期间。

　　出于难以申说的理由，中年后几乎丧失了阅读小说的兴味。十余次欧洲行，也从未携带某国文学的译本，以助游兴。阅读托尔斯泰却是我眈溺的积习，为解说这积习，怕要写长长的论文。我只顾再三再四读，每次临到读完，竟起感伤：幸福完结了。欧美小说各有光华，不过哪里还能读到这般从容不迫、丰饶厚重的旧俄文学？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没办法，我总难汇聚重读的勇气；惟托尔斯泰，今次我将第五遍钻进他的大部头么？那存放旧俄小说的桌屉犹如老窖，久藏着，是留给自己老来的礼物，慢慢享受：是的，这是我辈难以磨灭的苏俄情结，缘自中国五十年代的政治催眠，并非即是苏俄；而过去三十年，苏俄记忆却又在中国消褪太速了：或因大规模“反修”、继之结交美国、抑或多年来的物质狂欢？以我们世世代代的世俗根性，汉民族原本与俄国不亲——阅读乃私人之事，论及文学，似乎仅托尔斯泰便足以赏我辽阔无边的文学版图。或者竟为几册旧书我便以为俄罗斯存放身边么？去或不去，概不在怀，以至临到动身仍不能重燃以往的情热，我于是带上托尔斯泰，好似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而老来重读的幸福，就此提前预支了。

　　登机。起飞。我仍怪自己毫无心肝的平静，有如寻常出差，若是走访西欧哪会这样呢，惟愿到了，就会兴奋起来吧。好几回自空中途经俄罗斯，明知飞越托尔斯泰母国的上空，并未怎样感触，略有所念，只因托尔斯泰，照直说，是为文学。俄罗斯给予我辈太早的异国想象，这想象早经涣散支离，被苏联，被新俄，也被我自己篡改而搁置了，犹如童年衣装，不再合体，至少，我仍会将俄罗斯随口说成苏联。

　　屏幕指示飞行已近外蒙温都尔汗。居然想起林彪，他仓皇出走的第一念，便是苏联。记得在山沟听说他的出奔，啊！要去苏联？我正迷狂着苏联的绘画，画中的苏联……在机声轰鸣中取出《战争与和平》首卷，翻开读。老版本的珍贵是在每一姓名与地名下，印一道横线，以示醒目，这排版的通例起于民国，曾为张爱玲所喜，特意说起，后来的书籍印刷即予废除了。逐页读着，很快，我兀自狂喜了，泛黄书页转瞬勾连遥远而重叠的阅读，那些淡忘的情节，次要的人物，挨个儿出现了——初中时节我就认识他们啊——或者，还未读到，便在迅速复明的记忆中提前站了出来：彪骑兵连长皆尼索夫，宫廷宠臣斯瞥然斯基，镇定的将军巴格拉齐翁，公子哥阿那托里，农民老炮兵屠升，还有，妙啊！那位英俊的流氓道洛号夫：

　　“他走在总司令面前，举枪致敬……把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像他望着团长时那样大胆地望着总司令。“我只要求一件事，大人，”他用明亮的、坚决的、从容的声音说。“要求给我一个机会改过，证明我对于皇帝陛下和俄罗斯的忠诚。”

　　二

　　红场。下午六点。当我在地铁站口望见克里姆林宫塔尖，阳光灿烂如同正午——五月间，俄罗斯天色向晚延至夜里九十点钟，到了六月，终宵通明的白夜开始了。多好啊，时间在这里变得何等慷慨，单是明亮的黄昏与白夜，就对俄罗斯心生向往——在红场影像中，永远不变的区域是宫墙、尖塔、列宁墓、阅兵广场，还有圣瓦西里教堂如奶油蛋糕般丛集旋转的彩色圆顶。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环绕红场四方的地形：西端是由小小的旧皇宫拱门进入，东端出口是广场石铺地面的延伸，漫长倾斜，下到莫斯科河岸；正对列宁墓北端，是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古姆商场，今已安装昂贵的玻璃天顶，如同米兰与巴黎最豪华的时尚购物区。列宁墓背后，南端，红色宫墙阻断视线，绕过去，其实是美树翩翩的皇家公园，布满市民和游客，铺种着从未见过的北方花朵，青蓝紫白，密密层层。宫墙一角的圣坛燃着不熄的火，供着二战期间殊死奋战几近毁灭的八座城市的碑石。从那里设置的宫门进入几代俄国首脑办公的庞大内院，站着几座古老的东正教堂：黎明，傍晚，远自莫斯科河对岸望去，刺目霞光被教堂的集体尖顶分割了，钟声大作，神圣宏伟。

　　1812年春，彼洽，十六岁，莫斯科男孩，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小儿子，渴望从军，为国效命，那天他瞒着家人挤进克里姆林宫三圣一体门前的密集群众中，瞻仰吾皇亚里山大：

　　“所有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激动和狂喜的表情。一个女商人站在彼洽旁边呜咽着，流出眼泪。“父，天使哟！亲爱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拭着眼泪。“乌拉！”大家叫喊……彼洽，发狂般地，咬紧牙齿，凶狠地睁大眼睛，用臂膀推着向前挤，并且喊着“乌拉！”，好像准备在这个时候把他自己和所有人杀死，但在他周围拥挤着同样凶狠的面孔，发出同样的呼叫声，“乌拉！””

　　还没走近通向广场的拱门，霍然一惊：斯大林与普京并排走来！普京挺着体育家的宽胸膛，一掠头发，从西装衬里掏出总统照片，昂然四顾，斯大林，上身紧绷着我那么熟悉的有四个口袋的呢军装，慈蔼地，讨好似地接住我的目光，手指勾勾，分明用英语说道：来，来啊，拍照！

　　太像了！与斯大林目光对接的一瞬，我竟起恐慌。戈巴乔夫居然斗胆，到底他是从未面见斯大林的晚辈，看照片，当年环伺领袖的文武大臣分明满脸恐惧——抵达那天在机场关口瞧一位金发青眼的年轻警员，我心想，单是二战，这国家就有数千万壮丁被枪炮轰毁了。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阵亡者里，就有托尔斯泰描写的那位贵族男孩：瞻仰皇帝后，彼洽终于混入军队，上了前线，在跟镇静的流氓道洛号夫探入敌营的翌日，送了性命：

　　““乌拉！”彼洽叫喊着，片刻也不迟疑，向发出枪声、硝烟最浓的地方冲去……他没有抓住缰绳，却奇怪地迅速地挥动两只手，从马鞍上渐渐向一边倒过去。马跑到在晨光中将要燃尽的营火那里站住了，彼洽沉重地跌倒在湿地上。哥萨克兵看见他的手和脚迅速颤抖着，然而他的头动也不动：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

　　一对宫廷装扮的男女吸引了我：男士戴着拿坡仑时代的黑色三角帽，披发，长靴，挎刀，女子长裙及地，高耸金白色卷发，撑着契柯夫小说改编电影中贵夫人的小圆伞。正有位高大的掮客和盛装军官匆忙谈话，双手数着钞票，女子闲出戴着白纱手套的手，朝游客作出在盛会中邀舞的娴熟姿态，亮着持久的演员的甜笑。

　　稍一分神，环顾着，列宁、戈巴乔夫、勃列日涅夫、被枪毙的尼古拉二世，还有位东正教教皇模样的魁伟老人，就散在几米开外的人丛中，礼貌地拦截蜂拥走过的游客，穿着各自的招牌衣装，神形酷肖，令人害怕而发窘。我骤然大笑，以为自己发了疯：没有什么比那一刻更让我确认苏联真的消失了，对俄罗斯的爱与我一路期待的兴奋感，意外地，由这滑稽的街头演员而转瞬醒来。“意大利人与俄国人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群众演员。”安德烈·巴赞这样说道。不过列宁，保持着伊凡·伊里奇双手插在裤兜里的著名姿势，见我狂笑，就从呢帽檐下疑惑忧郁地瞧瞧我。靠近细看，是一位老实的，晒黑的，来京城混饭的中年乡下人，稍远处，比他幸运的斯大林已经沉静地站妥，左右拢着惊喜跳跃的韩国女孩，预备合影了。

　　人民大致一样，尤当古国的人民仰望君王。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斯大林出席党代会，几次三番狂呼万岁，总算静下来，只听得暗角落又一人声嘶力竭高喊“乌拉！”，于是全场数千人重启欢呼……1966年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并非中国才有，托尔斯泰早就看在眼里。两百年前，亚里山大一世从皇宫窗口向朝整夜守候的人民抛掷饼干，群众疯狂抢夺，彼洽也在：

　　“他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一定要抢到皇帝的一块饼干…他撞到一位也在抢饼干的老妇人。老妇人虽然躺在地下，却不认输，她伸手要抓，但抓不住。彼洽用膝头挡开她的手，抢了一块，并且似乎恐怕叫得太迟，又用已经哑了的声音高呼“乌拉！””

　　在所有红场影像中，我从未注意到圣瓦西里教堂近旁的圆型石台，苍然斑剥，朴实而严厉，古称“宣喻台”，俗称“断头台”，昔年朝廷在台上宣示诏书，台下即是处决要犯的刑场。苏里柯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画着观刑的人群麋集石台，阴霾曙色中，背景就是眼前的圣瓦西里教堂。农民王斯捷潘·拉辛在此受死。1825年，五位被判处绞刑的十二月党人恐怕也在这里就刑。童年观看根据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改编的黑白电影，十八世纪强盗首领布加乔夫被斩首，只见利斧举起，头颅垂下，当后颈的衬衫被刽子手一把扯下，他高声叫道：“原谅我吧，乡亲们！”于是钟声交作，全场跪倒——如今刑场站满游客，上世纪各国元首，包括毛泽东与刘少奇，站在列宁墓顶检阅军队。当德军逼近莫斯科，红军的铁靴整齐踏响广场的石地，轰然阅兵。而在托尔斯泰描述的1812年，军队撤走了，空荡荡红场出没着几位自发守城的农民，迎击法军，随即被霰弹轰散。这一幕就发生在我此刻站立的地面：

　　“下午四时前，牟拉的军队开进莫斯科，前面是孚泰姆堡骠骑兵支队，那不勒斯王自己骑着马，一大群随从跟在后面……克里姆林宫发出晚祷的钟声，这声音困扰了法国人，以为那是作战的号召……“开火”！……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石墙上的回声停息不久，在法军的头上发出可怕的声音。一大群乌鸦飞翔在宫墙之上，咶咶叫着，鼓动着成千的翅膀，在空中打旋……法军进了宫门，开始在老院的广场上扎营帐。兵士从枢密院的窗子里抛出椅子，在广场上生起火来。”

　　夜里十点，漫长霞光与克里姆林宫宫墙相偕展开广大的倾斜，绯红金紫。极目了望，怎么也想不出过去两百年在这里上演的争战与观刑。自下而上映照宫殿的灯全线开启了，红场于是在迟迟向晚的时分扮演莫斯科经典明信片。游客脸上的殷红夕阳逐渐变暗，转瞬又被青兰的夜灯照亮了。在列宁墓门边，一位肥胖而干练的女警官大约作完当日的巡视，口唇鲜红，与男同事交接，在大广场的清澈薄明中显然说着私人的琐事，然后登上警车，下班了。

　　每天夜里贪婪阅读托尔斯泰，我已是小说的陌路人，而他仍使我贪婪。读着，完全忘记身在俄罗斯：文学就是文学，我紧跟主角进入战场、舞场、监狱、村庄……或者听音乐：

　　“从关得不紧的门里传来乐队小心的断音的伴奏声，和一个清晰地唱出歌词的女子的声音。门开开来让那伺候包厢的人进去，那句快要接近结尾的歌词声清楚传进了渥伦斯基的耳朵。但门立刻关上了，渥伦斯基没听到那句歌词的结束和伴奏的尾声，但是从门里面雷动的掌声知道这支曲子已经完了。当他走进那给烛台和青铜煤气灯照得通明的大厅，闹声还在继续……包厢里照例是那些太太，在她们后面照例是那些士官，照例那些奇装艳服的女人，天晓得她们是谁；在顶高层的楼厅里，是那些龌龊的群众；在所有观众里面，只有大约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于是渥伦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块沙漠中的绿洲……”

　　一幅完整的阶级图像：列宁据此赢得革命的理由么？如今他们的国旗回复尼古拉时代。俄罗斯复名二十一年了，短暂停留期间，我很久分不清哪里是沙漠，哪里是绿洲。

　　三

　　1812年9月2日，拿坡仑与他的军队兵临城下，从山坡上眺望莫斯科。其时尚未出生的托尔斯泰想象自己混在敌军队列中，以统帅的目光写下《战争与和平》第三卷的这一段：

　　“早晨的光明是仙境般的，有河流，花园与教堂的莫斯科，在波克隆尼山前广阔地展开着，并且似乎在过它的寻常的生活，城里圆形屋顶在阳光里闪烁着像星一样……每个俄国人看到莫斯科，便觉得莫斯科是母亲，每个外国人看到莫斯科，一定会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女性气氛……“终于看到它了！”拿坡仑说。”

　　我愿热爱莫斯科，就像每去欧洲的都城总预先爱着那里一样，随即自然而然，如同催眠，被唤起爱敬与赞叹。但我不喜欢莫斯科，坐车穿过这座城，也丝毫不觉察“女性的气氛”。她有自然界的优胜，譬如银晃晃的阳光，譬如到处分布大公园，群树茂密，又高又大，平均树高竟达二十多米吧，想起北京植被的轮番刮剃，这里是树的天堂。此外，莫斯科给我的巨大困扰是无法形容它：它早经失去自己的相貌——拿坡仑恍然眺望的“东方圣城”毁于著名的大火；托尔斯泰居住过描写过的莫斯科则是十九世纪的中叶与尾端；日后，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几代造成我现在到临的这座城：托尔斯泰回转来，他要迷路的。

　　庞大的街道，景观杂乱，也如今日的北京，莫斯科的堵车阵营浩浩荡荡……全城倒还干净，旧俄小街区大约多少仍在吧，粗粗看去，早被七十多年的大建筑群无情分割了。斯大林时期由二战赔款建造的七座尖顶高楼成为全市的标志，分散耸立在天际线，壮观而突兀：莫斯科大学、外交大厦、艺术家公寓……不难看，也不好看，居然神似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建筑，周身布满宏伟夸张的雕饰，是那种过时的傲然，板着面孔的花枝招展，不过远比京沪建于五十年代同一样式的“中苏友好大厦”，讲究多了，宏伟多了。

　　分布莫斯科的东正教堂并不能连缀古风：风神俨然的伊斯坦布尔才是真正的拜占庭帝都。相比全盘欧化大局尚存的圣彼得堡，则莫斯科遗留的旧俄建筑很难撑起全城的欧洲景观——当然，我不该忘记1940年后酷烈战争的毁坏——红色首都的庞大建筑群才是这里的首席景观，然而也多少近似今日的北京，迷失了社会主义曾经有过的质朴气象：北京堆满摩天大楼，洋得太土，土得太洋；莫斯科虽未疯狂毁容，但解体二十年来景观部分的去社会主义化——效果暧昧，难以辨别——想必改变了冷战时代严厉而雄强的样貌。旧俄、苏联、新俄，此消彼长，混杂相处，倘若去掉红场，一如北京摘除紫禁城，俄罗斯母亲莫斯科，面目会是怎样？

　　那年眼望东柏林宏伟荒凉的街区，无辞以对；现在，莫斯科更令我百般为难。人类曾有哪种伟力能像社会主义政权那样，成功抹煞记忆，改篡历史么？我真渴望有本书教我怎样解读社会主义，准确地说，如何观看“后社会主义”的城市景观——北京曾以九流的成绩仿效苏联，不足道——华沙与布达佩斯是怎样的呢？年前我曾在布拉格失落，失落于这座壮美的巴罗克城里到处找不到社会主义记忆。捷克有福了，她与欧洲现代化进程的缘分比旧俄古早、近切：地处中欧，她不是风暴的策源地，而是被劫持的小国，她未能掀动苏联那般宏大的建设，在封锁中穷了下来，因为穷，布拉格景观居然无恙。

　　旅游是异国想象的种种落实或颠覆。在西欧诸国，或熟悉，或陌生，触动连番的认同与惊异，于是拥抱历史，也被历史拥抱。在莫斯科，这寻找与辨认却是茫然忧郁的，带几分可疑的苦甜：我不由得轻微想念传说中的苏联，以民国两党前辈兼共产国际式的向往，想象眼前的莫斯科：多少中国人流亡而来，光荣而侥幸，视莫斯科为革命圣地，终点站，寻求援助，寄存性命：瞿秋白、蒋经国、毛岸英、张国焘、贺子珍……从南京政府或上海密室，从赣南或延安的穷愁沟壑，在被追捕与刑求的万般惊惧中，忽然，他们被送到莫斯科——在千万条性命中有幸、有权被选送莫斯科——逃过一死，或在回国后死于非命了。莫斯科圣心教堂的花园停着王明的墓，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访苏记行》写到他与大革命失散后的李立三怎样在夜莫斯科街头长谈而握别——所有这些人一到莫斯科，都象我到达这里翌日醒来，被窗外刺目的苏维埃太阳照亮了。

在街边小浮雕认出失明的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火车站迎对列宁的雕像，在豪华地铁站仰看五六十年代粗笨而幸福的革命群雕……这就是我在莫斯科撞见的零碎苏联，几分亲切，但不知作何感想。苏联没有了，景观留了下来。我来自北京，理该替今日莫斯科想想：它的都市现代化起于二战之后，领先北京三十年，而暴发致富的转机又似乎晚了北京二十年……不知是僵硬的体制还是俄国人懒？或许二者兼有吧：为购买去托尔斯泰故居的火车票，排队四小时而不得；莫斯科大学入夜后居然没有半家饭馆或咖啡座；出租车也难觅见，弯腰爬进载客去向地铁站的“面的”，剧烈晃动着，想起北京的八九十年代。

　　《华夏地理》编辑与我同行，任超，八零后，居然熟知苏联的既往，手机存着一曲五十年代苏联大合唱，一边走，一边放给我听：那是我童年天天听到的男声合唱广播曲，在这份录音中换成俄国少女清脆的集体嗓音，忽儿领唱，忽儿合唱，伴着激昂的行进的步伐：

　　“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着我们，听着我们！”

　　多要好的一对，北京大概早已忘记。如今哪位莫斯科少年知道这首歌吗？我想请托尔斯泰听。他如君王般指点从未见过的拿坡仑与亚里山大，却不认识毛泽东与斯大林。但他在《复活》中经已看透第一代左翼书生的刚愎与权谋：到了中年，我才读懂他所描写的政治犯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的交谈，尤其是那位诺沃德沃罗夫的话：

　　“群众是永远崇拜权力的，”他用刺耳的声调说。“政府掌握着权力，他们就崇拜政府，痛恨我们。明天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这时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叫骂声、有人撞在墙上的声音、锁链的丁当声、尖叫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叫道：“救命啊！”……“瞧瞧这帮野兽！我们和他们之间怎么谈得上交朋友！”他冷静地说道。“群众是我们活动的对象……在我们为他们准备好的发展过程还没发生以前，指望他们会对我们的工作有所帮助，完全是幻想。”

　　四

　　但书中好几位政治犯相貌好看：玛丽雅·巴甫洛芙娜长着一对“羔羊般的好看的暴眼睛”，清纯坚定的西蒙松看人时混合着“严厉的神情和稚气的善良”，托尔斯泰甚至这样写到患肺痨死于途中的克雷里佐夫的尸体：“结实而好看的鼻子，高高的白净的额头……神色沉静，一动也不动，极其美丽。”

　　“好看的暴眼睛”。怎样好看呢？倘若没有小说的情节与对话，即便托尔斯泰的描写也和一张真实的脸无缘。但我确凿看见：解体后移民纽约的苏联人（虽然其中多数是出生在俄国的犹太裔）都有样子，很好看。女儿说，高中大学人群里最惹眼的家伙，总是斯拉夫人，尤其俄国人。据说，欧洲时尚圈首席模特儿也多半斯拉夫人。看来，去过俄国的中国同行们转述的频繁惊艳是真实的。

　　真的，除了阳光，森林，俄罗斯的醒目景观是好看的人。美丽的定义总是难缠的，人言言殊。而美人之于各民族种性，概率稀少，简直意外，但在纽约、伦敦、巴黎、罗马，街头惊艳的意外大不及俄罗斯。这里的年轻男女颀长轻健，如伶俐的鹿，颈、肩、腰胯、腿，完美的比例随处可见。金发碧眼远多于我在欧美见到的各国白人，区别是在亚麻、浅棕或闪烁的金白，眸子的色相则分正蓝、冷蓝、浅蓝，蓝到发白，以至目光射来，不见眼珠。北欧人肤色大致相类，但从油画的观点看来，白里泛红如盎格鲁·萨克逊人或雅里安人，并非最美，而是俄人的莹白而泛紫，间杂如象牙般内敛而高贵的微黄。白肤中尤为莹白者，并不闪烁，而是吸光的，如所谓“凝脂美玉”般，最宜纯色、花色与灰色的衣装。撞见肤色最白的男女，连着金白的头发与睫毛，给银闪闪日光照耀着，全脸周身有如过度曝光的照片。

　　一张好看的俄国脸似乎比西欧人多出几分更微妙的转折和细节，犹如盎格尔的笔致，总在脸面结构处稍许盘恒留驻，于是大不一样。尤难形容的是俄国美人那种中亚属性与东方感——但在东方，在中国与日本，一张再优美的平面的脸也难在俄国脸谱中寻获对应——是因俄罗斯长期争战与三百年西化育成这微妙间杂的种性么？东方的蒙古人鞑靼人打过来，西方的普鲁士人、高卢人或拉丁人，则要么请进来，要么打进来：当年拿坡仑军中并非仅止法人，还有许多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中亚小国被遗忘了：就我不知哪里获得的记忆，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古意盎然，美不可言，而今可见的媒体影像中，很少，几乎看不见中亚的脸。

　　又想起可爱的彼埃尔：莫斯科陷落，难民四散。这胖大的绅士俓自上街妄想刺杀拿坡仑，半途分神，救美失手，被法军捆绑了。

　　“莫斯科到处起火了……他注视着他所遇到的各种面孔，注意到一个格鲁吉亚籍或亚美尼亚籍家庭……这年轻的妇女在彼埃尔看来是十全十美的东方美人，她有线条分明的弯弯的黑眉毛，异常红润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美丽的长脸。在人群之中，在广场上散乱的家具之间，好像温室里娇嫩的植物被抛弃在雪地上一样。她坐在包袱上，她的不动的、又大又黑的、杏型的、有长睫毛的眼睛望着地下，显然知道自己的美丽，并因此恐惧。”

　　自然，特征显著的俄罗斯相貌占据人群十之六七：粗大，厚重，缘自北方的草原种族，混杂鲜卑与蒙古的原型，与精致优雅的西欧南欧人相比，那么土，土得十二分触目而坦然。此外，当你面对单独的脸，有时很难确认他（她）的种属与血缘——我所惊动的俄罗斯美人大致奇异地混杂着生猛的动物性与优雅的文化感，年轻人的一脸生气勃勃是如我在自由国家见惯的淳朴与无辜，而俄罗斯式的若有所思（有时，相貌就是表情）会使寻常的脸显得高贵起来。

　　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大街，人群只是平凡。打动我的俄国美人并非通常所谓漂亮，而是，很难在别的民族脸谱中频频遭遇有话要说的脸。是的，俄国的美人并非仅指生理的优越，而是，那脸是可读的，像一位入戏的演员，正当扮演拉斯柯里涅柯夫或玛丝洛娃的间歇。以欧美电影演员判断那所属民族的美，是一场无边的误会，在美国街头你休想撞见雷奥那多·迪卡普里奥、布拉德·皮特、妮可·基曼，或者乌玛·瑟曼（对了，虽非俄国人的高挑的乌玛可能联想俄罗斯美人的类型之一）……但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学生，职员，士兵，或者身份不明无所事事的人，居然昂着惊人美丽的头，浪费着大有前途的容颜。倘若眼目疾速，忽然，一个，又一个，三五个，从天而降的雌雄美人迎面走来，倏忽闪过了，带着一脸剧情，同时生动地带走了罕见的好身材。即便略微难看或上了年纪的脸也竟焕发着小说角色的性格魅力，有声有色地厌烦着、无聊着、满怀心事，恍如经典小说中的庸吏、骗子、神学生、卜卦者、有来历的醉汉……真是神秘而确凿：在俄国人的脸上，我读到文学。

　　五

　　“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当《战争与和平》初版译成法文，时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赶紧献给福楼拜看。读罢第一册，福楼拜发出这样的赞叹。屠格涅夫得意了，赶紧写信告诉其时三十多岁的托尔斯泰——自然，福楼拜这么说，未必想到正当黄金岁月的法国绘画。

　　文学家，文学家，一流的文学家！当我终于站在列宾与苏里柯夫沉甸甸的大画前，想起福楼拜的话。毋可质疑：当他们二位画出自己顶重要的作品时，俄罗斯文学进入鼎盛时代。

　　那天下午步入莫斯科特列契亚柯夫美术馆，忐忑而平静。我平静，是当遍看欧美各大美术馆，早学会乖乖寄存挎包，去了厕所，然后排队通过验票口，迈着方步走进去；我忐忑，是因童年尚未听说任何著名美术馆时，“特列洽柯夫”馆名即由成年画家挂在嘴上吓呆初习油画的小孩子——而且是上海话，而且他们也从未去过苏联——此刻我梦游般站在这里了，接近虚脱的边缘。立刻，墙上的画从四面八方发出攻击性邀请：来啊，小子！我在这里！最初一小时，我尚能维持半生游历换来的矜矜理性——假如我有资格这么说的话——伊凡诺夫、瓦斯涅佐夫、勃留罗夫、希什金、列维坦，还有才气横溢的谢罗夫……啊！很好，不错，了不起！我快乐地巡视着，核对熟悉的作品，带着尊敬的宽容，或因宽容而起的尊敬，再次感到自己年长而成熟了，并想起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普鲁士人、尼德兰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绘画的祖先，常年栽培弄成我如今这双眼，足以看开，而能对各种绘画居然看得进去，走得出来。

　　但这巡视不知哪里总有点做作而蹊跷。俄罗斯绘画！那是我难以交代的心事，犹如一场被自己再三搁置的，怎么说呢，心理的诊断，或被诊断，今天逼近了。大部分作品比想象的好，或者更差，但只要是原作而挂在母国，艺术总是对的，显出理所当然的神色。脚步自行踯跢，我推迟进入列宾与苏里柯夫的馆厅：会失望吗？究竟怎样的呢……我怕从每一馆的甬道或侧门提前瞧见他俩的画。将近三十年前，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意外撞见唯一一幅列宾的肖像，画得那么生动爽快，画中人凝着忧郁的俄罗斯眼神。但我清楚记得他在欧洲馆众多经典的环伺中，即刻矮下去，弱下去，怎样伤心啊……幻灭的一瞬，虽然这幻灭早经退远，不复刺痛我了，但总得拔除，或妥善安顿列宾与苏里柯夫射入我青春记忆的子弹。它或许早与我的血肉长在一起了吗？总之，我将确认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多年的抵赖而绝情，迟迟不来俄罗斯的深在原因么？大约二十岁前后，我曾温柔想像自己是俄国画家，未久，又竭力甩脱绘画中的苏联。那时我已读到托尔斯泰笔下的画家——在《安娜·卡列尼娜》下册，两位逃开彼得堡社交界的情人去到意大利，正由一位朋友领到旅居那里的俄国画家密哈罗夫的画室门前：

　　“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当他走近他们时，怎样一把抓住了这个印象，吞嚥下去…… “请进！”他说，竭力装得不在乎的样子……虽然他的作品挨批评的时间愈是迫近，他就愈感到兴奋，他还是迅速机敏地凭着觉察不出的标志对这三个人构成了他的印象，就像他记得他曾见过的面孔一样……他一幅幅地翻开习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时候，非常兴奋，特别是他确信高贵有钱的俄国人多半是畜生和傻子，但他却很喜欢渥伦斯基，尤其是安娜。”

　　同意吗：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

　　“在访问者默默凝视那幅画的几秒钟，密哈罗夫也以旁观者的漠不关心的眼光凝视它。他预料一定会有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评从他们的口里，就是一会儿以前他那么轻视的几位访问者的口里，说出来。他忘却了在他绘那幅画的三年中对他所抱着的一切想法；他忘却了他曾经确信不疑的它的全部价值——他用新的，冷眼旁观的眼光去看它，在它里面看不出一点好处来。”

　　有谁这样地看穿过画家的心理么……每座初访的美术馆都如迷魂阵一般，经验使我逗留在次要的画家那里，躲闪主要的厅堂：要慢慢来。信步转弯，进入那位专事描绘俄罗斯与土耳其争战的魏列夏庚专馆，扫视一过，突然，瘁不及防，那被走廊尽头最后一馆的馆门所框限的一面巨大画幅的局部，凝着斑斓浓郁的蓝调子，拥挤着那组再熟悉不过的群像的中间部分，远远地，我不幸提前看见了苏里柯夫庞大的《女贵族莫洛佐娃》——1976年在拉萨寒夜的床上我好久好久凝视它的画片，确凿记得所有的脸——再也逃不掉了！我蹑手蹑脚走向它，脚步移动，横长的全画，占据整墙，比我想象的大得多，霍然呈现了。犹如被推进法庭，又如童年误入弄堂打斗的陷阱，胆战心惊，我撞见一个又一个绝对招架不住的狠角色在四面站稳了：正墙是已击中我的《女贵族莫洛佐娃》，右边，《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左手，《缅希柯夫在贝列佐夫镇》，此外，三幅巨作的剩余墙面依次挂开三十多件小幅草图——眼睛是不听使唤的，瞧啊，左侧边门霍然露出列宾的专馆！等等，还是此刻就进去呢？人终于敌不过少年时期纠缠的鬼魂，谈什么镇定从容啊，我如偷儿般蟄步探头，同时长出十二副眼珠，目光扫射：《伊凡杀子》、《意外归来》、《库列斯科省的祈祷行列》，都好好挂着，被顶端的天窗照耀着，他的半数肖像也都一动不动转过脸，朝我看来：碧眼的肥胖的《穆索尔斯基》（画完才过一周，音乐家就死了），忧郁的神经质的女演员（据说只画了四十分钟）……虽然他俩的另一半作品是在圣彼得堡，但那一刻，我四十年的旧帐一举结清。

　　伫立，徘徊，坐下又复站起，我难以静静久看某一件；多么绝望的幸福，好像刚刚见到就要与之诀别：我飞快搜寻印刷品中无法看清，此刻近在眼前的雄辩细节。时间在丧魂落魄的巡看中难以测度，高大的小任超耐心跟着我，等着，忽已闭馆时分，馆外夕阳灿烂。第二天我又回转来，谁也不看，单是在列宾馆，主要是苏里柯夫馆，继续梦游，并未寻回镇定与理性，反而更其清醒地昏厥。在临死的近卫兵和家属们过于纠结的场面与号啕声中，在践踏残雪哗然跟随被流放的莫洛佐娃的旧俄人群中（每个人物画得像真人大小），大概，很可能——这是我此刻兴起的联想——童年目击暴乱和游街示众的全部记忆，以及，仿佛对应，我对大场面油画的狂热激情（我曾以为这激情早经蜕化），都被苏里柯夫大幅度唤醒了。多年来，惟在宏伟的意大利宗教壁画前我才有过这生理心理的同等震撼：也是死亡与围观，也是无数错愕惊恸的脸，那么真切，在画布上轰然骚动着，以至不像绘画。

　　特列契亚柯夫美术馆全然改变了我此来的心情。现在我确信自己从未丧失对苏里柯夫的爱，正如我从来热爱托尔斯泰。

　　六

　　那位密哈罗夫，固然，是托尔斯泰杜撰的。但十九世纪确有不少俄国画家旅居南欧，著名如伊凡诺夫，被遗忘如哈尔拉莫夫：我十五岁时从扑克牌上临摹的小油画，就是他的《意大利女孩》——以下描述，是那位神经质的密哈罗夫日后被请来画了安娜的肖像：

　　“坐下来画了五次以后，这画像就使大家，特别是渥伦斯基惊异了。密哈罗夫怎么会发现了她特有的美？“人要发现她的最可爱的灵魂的表情，就得了解她而且爱她，像我爱她一样，”渥伦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由于这画像才发现她的最可爱的灵魂的表情……“我努力了那么多时候，却一事无成，”他说的是他自己给安娜画的那幅画像。“而他只看了一眼，就描绘出来了，这里就有技巧。””

　　何止技巧。虽然托尔斯泰初见《伊凡杀子》曾以外行的诚实叹道：“啊，这样地富于技巧，以至看不出技巧在什么地方。”——我猜他知道这也是一句富于技巧的话，而他的书写同样看不出哪里是画家之眼，哪里是文学，总之，“看不出技巧在什么地方”——是的，何止技巧。那是在文学与绘画作为两端，又时或一体的持续分合中，长期无解的纠缠。

　　然而绘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早过时了，画面、叙述双重奏效的古老功能则被电影大规模接管——在十九世纪，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关系远不及波德莱尔与左拉们和印象派画家的关系那样，成为欧洲的美谈。在二十世纪，敬服文学威权的俄罗斯画家几乎没有一位被欧洲承认。确实，别说画家，别说年轻的旧俄绘画不是欧洲传统的原乡与重镇，当年出亡巴黎的赫尔岑们在法国人眼里也是来自东方的有教养的乡下人——凝视着列宾为屠格涅夫描绘的肖像，我竟第一次看出这位最西化的俄国绅士透着外省贵族的土气。印刷品是难以觉察的，但在原作中，这土气有如新鲜食物般可信，可信得说不出是“在什么地方”。

　　“绘画就是绘画！绘画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文学的功能。”这是自库尔贝到塞尚的法国绘画日后给现代艺术的历史性忠告。

　　列宾、苏里柯夫，与马奈几乎同龄，晚辈谢罗夫和列维坦也如塞尚，死在1910年前后。当法国印象派同志们展开前卫实验，同期，俄罗斯年轻画家刚从趋附十八世纪西欧风格的前辈影响中走出——伊凡诺夫、勃留洛夫——回向内心，听从俄罗斯文学的汹涌搏动，以列宾与苏里柯夫的方式热情呼应古典欧洲的悲剧传统。情形在文学也是一样。《战争与和平》和《罪与罚》书写之时，福楼拜，左拉、波德莱尔，甚至马拉美的文学实验已奏奇功，一如印象派宣示的纯绘画信念，传递光大，远及二十世纪。

　　实在说，在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前面，俄国人确然不是巧于绘画的种性。灵动如谢罗夫的笔致，也如俄国茶炊，属于本地的清秀。苏里柯夫的望尘莫及是在他的俄国式的笨重——何其憨朴粗鲁的笨重啊，看他描绘每一局部的吃力相，绘画简直成为理应放弃的挣扎——可是既奇异，又合理，他，还有列宾，似乎横向遗传了俄罗斯天才文学家的神秘基因，毕生怀抱以画布书写小说的雄心。没有词语可以帮助他：在《战争与和平》里，群像与大场面写得那么简单，甚至很短，可是在《女贵族莫洛佐娃》中，各种脸、表情与动作，以及趋使人物一动一静的百般心理，竟使绘画全然兑现为文学，而苏里柯夫刻画人物关系与心理状态，直指《安娜·卡列尼娜》无比准确细腻的复杂感。

　　绘画掌管脸，文学提取心理与表情。苏里柯夫，列宾，还有七成以上的俄国画家居然不自量力而力有所逮，兜揽这双重生意。秉承憨厚谦卑的文学之心，我不确定从果戈里到托尔斯泰，文学的骄傲——这骄傲似乎在旧俄是为艺术的最高律令——怎样镇压而误导了绘画的本能。列宾的肖像尚属绘画的领域（年轻的谢罗夫决意不理会文学），苏里柯夫的单幅肖像则不安于绘画而多少扭曲了绘画，可是一旦营构大场面，这位鲁莽的俄国人立即如巨蟹般伸出无数文学的触角：这真是文学才能么？他画画，但他惦记着文学。

这就是他的“笨”？笨，可能意味着无保留的相信、激情，一种无可劝说的真挚。必须“了解她而且爱她”，聪明的渥伦斯基想不明白，笨，有时高于爱。列宾更接近一位画家，那天我时时想起还得去照看隔壁的列宾，转瞬，又回向苏里柯夫馆发呆。他的笨令我无可奈何：在我所见识的西欧大师中，恐怕仅塞尚一人（或许加上半个毕沙罗）秉赋同样的愚笨。毕加索论及塞尚的不可企及，说过一句难以翻译的词，可解紧张、激情、死心眼，笨！塞尚的笨，排除并终结了欧洲绘画最后那点文学。他是对的。但在推崇塞尚的西欧，没有人在乎苏里柯夫。他紧紧拥抱本国文学，从未走出俄罗斯。塞尚去世，越十年，苏里柯夫死。不久十月革命，于是二战、冷战，世纪隔绝，直到二十世纪末。期间，欧美现代主义几度改写，倘若俄罗斯绘画仍是欧洲大统来自东方的迟到的伟大补充，但当旧俄绘画达于顶峰之际——直到1923年前，拒绝归属苏联的列宾仍然活着，同期，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实验已近尾声——革命封锁了俄国，西欧则被无可阻挡的现代主义潮流所裹挟。在这当口，旧俄绘画永远错过了连接欧洲的历史机缘，唯马列维奇、塔特林与康定斯基进入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的谱系。

彼此拥抱，彼此滋养，十九世纪过去后，原初受惠于欧陆西风的俄罗斯文学与绘画，命途分殊，在西方失散了。狱中王尔德对前来探监的纪德说：“亲爱的，伟大的文学是在俄罗斯！”二十世纪百年文学，欧美几代文学骄子默默敬服并远远绕开过于庞大的托尔斯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今是英美文学遥远的引药，连纽约导演伍迪·艾伦拍摄于新世纪的《赛末点》的隐秘动机，也得自《罪与罚》…… 千禧年后，重叙文学与绘画的姻缘（或者无缘），几乎不可能了，绘画，尤其是十九世纪那种广义的欧洲绘画，经已死亡。似乎是为恢复完整的西方记忆，冷战后，就我所知，英国、德国与比利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请来旧俄绘画展示公众；2005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郑重举办《俄罗斯绘画三百年》，包括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和苏里柯夫《攻克雪城》——1998年，这座过于权威的美术馆曾举办中国二十世纪的绘画，而中国画家曾经景仰师法的十九世纪俄国大师远来美国时，相距《女贵族莫洛佐娃》完成的年份，过了一百三十多年。

那天看见苏里柯夫的画堂堂挂在他的祖国：笨拙原来可以如此惊心动魄，成为一种断然拒绝的力量。这就是俄国的力量：她曾那么向往欧洲，终以庞大的自卑而骄傲，引爆革命，与欧洲切断联系。有如横躺的巨人，革命前的俄罗斯有理由自视庞大，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她确乎臻于文化的圆满：在那份骄傲的名单中，伟大的对应人物出现了，有如日月——在文学，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音乐，是柴可夫斯基与穆索尔斯基，在绘画，是列宾与苏里柯夫——前者的教养相对朝向不绝如缕的欧陆影响，后者，顽强地，惊人地，以一股粗笨执拗的蛮劲，向那个东正教的、圣愚的俄罗斯传统扭过头去——迄今，欧洲文学的庞然大物，西方音乐的卓越分支，来自俄罗斯；与之血肉交融、同期诞生的绘画，却从未走出本土，在特列契亚柯夫美术馆挂到现在。长久凝视那幅大画，我忽然明白自甘放逐的莫洛佐娃——在雪撬中被锁链制服，她昂然高举痉孪的双指——就是苏里柯夫，他也义无反顾迎向本国历史的昏暗，全然无视欧洲，不念及俄国之外的任何意见，画成这幅大画。

这是欧美，抑或俄罗斯的冤案？在俄罗斯两周，我时刻看出这国家与西方之间的双重张力，既交融，又抗拒，甚至，在本土，在他们的同胞的内心，仍然隐蔽着同样令人动容而困惑的别扭，正像在富贵的渥伦斯基和在他看来是粗野的密哈罗夫之间：

 “在别人家里，密哈罗夫和在自己的画室里完全不同了。他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称呼渥伦斯基做“阁下”，从来没有留下吃过饭，除了画像也从未来过……安娜从他的眼色里来感觉出他喜欢看她，但他却避免和她谈话……带着他那拘谨的，令人不快的，而且分明怀着敌意的态度，当绘画完毕，而他也不再来的时候，他们都高兴了……而在密哈罗夫的一面，当他不必再听郭雷尼希契夫那套关于艺术的议论，而且可以忘记渥伦斯基的绘画的时候，他甚至比他们更高兴。”

七

莫斯科托尔斯泰街的托尔斯泰故居，已看不出当年的格局了。木质的墙仍然完整围合着他家的院子，临街就能望见树阴下那幢漆成黄绿色的单幢宅邸。进门向里望，比海顿贝多芬故居的内院至少大十余倍，林木森森，几乎是座公园。面向林子留几排长木凳，一位年迈的园丁正给花丛洒水，水珠闪动着正午的阳光。林边浓阴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里面顶多几平米大，我猜托尔斯泰有时会独自躲在里面坐坐。

几位老太太接待来客——如我在德语国家所见，俄国美术馆纪念馆的职员都是老妇人——像是长久借住的穷亲戚，她们在故居局促的小门洞里彼此提醒着，妨碍着，走进走出，以俄国人格外缓慢认真的态度吩咐进馆的规矩，再三关照访客先从门边一只大筐子里取出巨大的带着绳索的橡胶鞋，套在鞋上，然后踩着年深月久的地板，验票进入。此后在圣彼得堡拜访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的故居，去图拉省亚斯那亚？波里亚那托尔斯泰庄园老宅，门口都搁着相同的大筐，放满大橡胶鞋。

少年时被领进年迈的名画家的门厅，又兴奋，又紧张，主人就坐在哪间房间的深处，老苍苍的嗓音传出来：哪位呀。契柯夫或高尔基想必时常进这门洞，见了主人，照俄国风俗彼此抱抱，两边腮帮子吻一吻，弄出匝吧声来……与维也纳几位音乐家几乎撤空的故居不同，这里放满主人和眷属的物件，所有摆设就像全家还在这里过日子——我走进十九世纪了：迎向门洞的第一间是餐室，长长的餐桌排开二十多副盘碟，天顶垂下雕花的煤气吊灯；偏房的钢琴和沙发上端挂着小画，儿童室临窗的小桌放着玩具、剪贴本、小画书、小圣像，孩子与褓姆的小床被屏风搁开；每个窗户可以看见院子里的碧树，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搁着盆载。二楼正厅很大，大三角钢琴边的考究木架的隔层，平放着海顿和萧邦的乐谱，近旁的餐桌铺着手锈花边的俄罗斯桌布，内厅显然是全家与客人闲聚聊天的房间，贵重的地毯、圈椅、帏幔、烛台，图案繁复的墙面一幅挨一幅挂着尺寸不小的油画，有列宾为托尔斯泰夫人及女儿画的肖像。走道衣柜里悬挂着几件夫人的盛装，被小灯照亮，过道左右七八间小房间有床，有桌，有圣像，有书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摆设，他的十多位子女们就睡这儿吗？真是一大户人家。

革命、内战、二战、漫长的苏维埃……这里从未变动过休整过么，仿佛与岁月无涉，暗沉沉的故居凝重而安然，每间屋子带着天长地久的神态。上一世纪的所有物件都是长久使用的，被无数次抚摸过，摆在各自的位置上，既当心，又家常，凝着沉静的光泽。尽管他是贵族，尽管他所过的日子在他的阶级真是俭朴的，但像这样的家居，即便在纽约的老牌的富贵人家那里，也是一流的陈设，是我在欧美古董店看熟的风格与材质，虽说过时了，不再制作了，但是结实耐用，手工细巧，银器、铜器、细瓷、丝绒、精制的麻、皮面的精装本、好看的十九世纪版画……豪华地朴素着，看过去安详而懂事，蕴蓄着那时代令人依恋的物质的体温。小案桌簇拥的老照片配着各种银框子，照片里都是长胡子的老头，我只认得列宾，涅克拉索夫，还有托尔斯泰自己。好几个角落放着主人的大小雕像，如中国人形塑鲁迅似地，竞相弄得他那张脸又深沉，又伟大。托尔斯泰早知道自己太著名，太重要了，他天天瞧着自己那副模样吗，带着一部大胡子。他年轻时嫌自己难看，为之苦恼，可是一辈子花好多时间站着坐着摆姿势，凝视着为他画像雕塑的人，就象他不放过一个细节，望着他望见的一切，心里开始揣想：

 “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一样……他扣上门，从文件柜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玲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沐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了，”他暗想，用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一大团绷紧的肌肉……”

咦！这位全知全息的动物：这是他自己还是那位法官？是他看见的还是他想象的？我猜他走笔至此，得意起来，如亲眼看见，或给他亲自逮着，当场揭穿：

 ““升堂！”大家站起来。法官们陆续登上法庭的高台……第三名法官是永远迟到的玛特维·尼基契奇。他患胃炎，遵照医嘱从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眼前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疗法就治得好他的病，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他的步数本来应该是二十六，可是他故意把步子放小，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圈椅跟前。”

这是小说《复活》的片段，小时候读到，兀自发笑，而且，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懂事了，虽不知懂了什么事——1882年到1901年，托尔斯泰带着全家迁来莫斯科，时在他56岁到73岁间，《伊凡·伊里奇之死》与《复活》是在这间屋子里写成的。评家们说及这段光景，就开始摇头摆尾阐述他怎样经历晚年思想的“深刻转变”，俄罗斯又怎样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可我只顾记得他描述同事们到伊里奇家吊丧，彼此在走道轻声交谈着，每人的眼睛都在说：“伊里奇死了，但不是我。”读着，我又发笑而惊异，并且严肃起来，虽不知为了什么严肃：在他人的丧仪中我不也闪过同样的念头吗——缓缓走到二楼走廊的尽头，左手墙边搁着一辆十九世纪的脚踏车，右手一间低矮的，墙面漆成绿色的书房，静悄悄的，窗户向着后院的大树阴：早在柯拉姆斯柯伊的画中知道这是托尔斯泰写作的房间，现在明白是在全楼深处的背静地方，可以躲开家人，藏身写作。一根丝绒绳子拦着门口，我站定了看：沿墙的大皮沙发落一绣枕，想是他写累了，躺靠躺靠。临窗那只橡木的、有小小雕花木栏杆围绕的大书桌面，摆着贵重的皮垫、笔具、镇纸、文件夹和一对烛台，他就趴在这桌面上写旧俄职员伊里奇怎样两腿伸伸好，随即嚥气了，还详详细细写那庞大的囚徒队伍怎样被押出牢监，上路去向西伯利亚：

 “大门轰隆隆地推开了，铁链的丁当声变得更响，身穿白军服、肩上扛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来，在大门边排成整齐的大半圆形……男犯人开始成双成对走出来，剃了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般的帽子，脚上锁着铁镣，一律穿着同样的灰色长裤和大衣，大衣背上缝着一块方布。他们起劲地甩搭着胳膊，倒好像准备走到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似的，可是只走出十多步就站住了，顺从地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依此站好……随后走出来的是由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随后是女犯人，也按四人一排站好，带头的是女苦役犯，随后是女流刑犯，以及自愿随同丈夫一起上路的女人……”

记得第三遍读到这一段，我在纽约，二十多年前，夜里，在床上读，安静地流泪。现在瞧着这间低矮的绿房间，缓缓地，并非故意，我看见四人一排的囚犯，又想起苏维埃时期的阿赫玛托娃去监狱探望儿子，苦候探监的行列中一位嘴唇泛青的女子惨然问她：你会写出这场面吗？诗人回答：我会——后来在纽约读到《古拉格群岛》，透不过气来：世界文学，经典的经典，我以为，是如俄国人那般描写监狱和人犯。这描写，在托尔斯泰，在这间僻静书房的书案上，早经大规模展开。

钢琴声！浑浊而清晰，不响亮，莫非是托尔斯泰的弹奏录音吗？赶紧轻轻穿过走廊，循声而去，果然。前厅有一群也来参观的高中女孩懒洋洋站开，围着女老师，听墙沿一枚老式机器发出那种初期录音的单声道的萧邦，老人家弹得好慎重，一句句小心连接着，大约知道是在录音，我不能感动，不知是在听萧邦还是托尔斯泰——传说他弹萧邦，眼泪流下来，自言自语：这畜生——琴声止息，师生们仍然伫立着：老人家说话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嗓音么？嗓音活到现在：不急不缓，中音，吐字有点生硬，音调也很认真而老实。我一句不懂，在孩子们脸上猜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像是讲演，但不高昂，我疑惑着，正不知如何感动，录音完结了。

故居门房出售各种薄薄的纪念册或图片，我喜欢看见这些廉价的过时的印制品，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渴望得到的苏联画册。在老来的照片中他总是阴沉着脸，惦记着内心的什么念头。买了一幅列宾于1909年为托尔斯泰描绘的从未发表过的肖像的图片：老人僵在一尊浅红色的高背沙发里，老得只能瞪着眼，苍蓝眼珠因为年迈，转为清灰：所有他的晚期照片都不像这幅肖像那般透露了他的伟大的苍老，这次他不再是描述者，如他看透别人那般，被列宾看透了。

1909年他已从莫斯科迁回故乡雅斯那亚·波里亚那，翌年就去世了。我将去那里找他的坟墓。今年他逝世一百周年。

　　2010年6-7月写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