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正题前先说件趣事:多年前我买了本旧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一个俄罗斯人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游记，这书曾对一些作家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是当一本文学书来读的。最近在二手书店邂逅了一本1974年版的《东鞑纪行》，一个叫间宫林藏的日本人写的。一看即知与前一本是一个系列，因为封面设计完全一样。里面记载鄂伦春等东北民族的举止行藏，还配有清晰的绘画，比如行署布局、族中妇女哺育的现场、仓库的安排……还有一些生活场面的细节，比如家禽的饲养，有几只鸡栖息在仓顶上。如此事无巨细的研究热情让人诧异。也纯粹是偶然，我在架上翻看到鲁迅早期的《中国地质略论》，文中就提到这批书和这种书。那其实是外国人觊觎中国领土的证明，对于别人的土地如此具有研究的兴味，既显示了周密的科学精神，也显示了侵略的野心。鲁迅在文中先是赞美中国的广漠美丽，“乃世界之天府”——这其实是讽刺的开始。他说我国的科学“发达已昔，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事实上却连个准确的地图都绘不出来。“此一细事，而令吾惧，令吾悲”。

　　今天我能获得共鸣，是因为恰值前段时间热议的领海纠纷。当年政府无知颟顸，带来许多遗留问题。对于外强无所用心，对于国人往往苛刻严厉。“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藏，凡得几许，盗逾其室，持以赠盗……而独于兄弟行，则争锱铢，较毫末，刀杖寻仇，以自相杀。”

　　这是一篇自然科学的文章，而文字间感情充沛，多年后我读此文仍然能受启发。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特别恰当，只是略做说明：鲁迅的书不可全当作古人的书，也不要把鲁迅的年代完全当作古代来看。刘烨园先生说：“若你把鲁迅文字中的人物名字抹掉，换成今天的人名，对现实往往一样有效”。不过今天许多人爱好鲁迅，被其中的悲慨所激发，恨不能变作古人，到鲁迅的时代去与他一起战斗。其实历史并没有走远，它换了一副面孔潜入当下，当历史以当代的面孔出现，中国人就顿时耳聋目盲，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对于鲁迅的喜欢，多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

　　我之所以忽然想写点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因为最近鲁迅“被于教材中撤退”的争论，也因为偶读了王得后先生的新著《鲁迅与孔子》以及旧著《鲁迅教我》。而我又记得前些年一些著名学者批判鲁迅，关于这事我只知皮毛，不知其中的详细。鲁迅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大问题，因此对于我来说，思想中存在这笔糊涂账，十分不清爽。今天有幸与王先生的文集相遇，使我有机会仔细研读辨别。王得后以前是鲁迅资料馆的建馆人之一，研究鲁迅数十年。他深爱鲁迅，对于鲁迅的文字也都是严格地考证，钱大昕有言——考据训诂乃义理之所由出，材料扎实，考据周密，才能还原鲁迅思想的本貌。笔者与他的一次交谈中说到鲁迅在遗言中不准后代做文学家，王先生马上纠正说，鲁迅从不曾这么讲，他只是说“倘无才华，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鲁迅并没有禁止他的后代做文学家的意思。我又曾引用吴冠中的一句话说——十个齐白石也顶不上一个鲁迅。他说，不可以这么随便乱比。王先生生活中非常随和，而于学问上则严肃耿直，力求准确，令人敬佩。

　　他的新书把鲁迅和孔子的关于同一命题的言论并置在一起，举凡生死、温饱、父子、血统、妇女问题……孔子和鲁迅本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两个最为关键的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正是从批判中国专制文化——儒家文化开始，而鲁迅则是其中批判最有力的一个。这么明白清楚地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的专著，以前似乎不曾见过。新近有人痛恨鲁迅，提倡读经和复习国学，觉得鲁迅是践踏祖先文化的罪孽，而当年新文化运动也需要重新检讨。这个问题本已不需再做繁琐的回答，但对于没有历史感和对于自己所鼓吹的东西都不甚了解的人，只好再做做知识普及的工作,让他们去接触原典，自己从中做出判断，这也许是王得后及其新著的用心所在。

　　这本书同时收取作者的几篇论文，对于孔子与鲁迅的纠葛再做仔细的说明。儒家思想的核心乃是三纲五常，所谓君君臣臣之类。果真如此，当年的鲁迅的反孔子有什么需要推翻的空间呢？鲁迅的“立人”思想，其实正是立文化，一种由单个觉醒的人组成的觉醒的民主文化。而五四先贤们反对传统文化，与今天提倡传统文化者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五四先驱都是自幼就熟读国学著作，而现在呼唤国学的人则多是不知道国学为何物的人。如果说部分民众的呼吁国学也许是被利用了，这个怀疑是有合理的成分的。笔者记得夏志清1976年撰写的《人的文学》里预言：在五四时期认为要排斥的东西，将愈来愈受到专家的肯定，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专家“实在是与旧社会的现实太隔膜了”。如今正是应验了这句话。在滔滔的文化乡愁里，国人正在去一个虚构的历史中寻求安慰。

　　孔子日以近，鲁迅日以远。这是当今文化发展的重要动态。如果说这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一些人在助推专制文化、鼓励容忍长官文化，我想这是接近于正确的理解。如今反对鲁迅的有很多种类，一种是出于无知，一种是出于自觉。而自觉的又有几种，一种也许是从学理上相对真诚地反思鲁迅的缺陷，比如那些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一般不喜欢鲁迅，如朱学勤先生。再一种则是一些权利者。权利者不喜鲁迅是自然的。若朽木为官，禽兽食禄，鲁迅的每一个锋芒都会与他形成针对，当然会很不舒适。在最近的教科书事件里，有人辟谣说“其实对于鲁迅的减少是有限的，并不是有意地去删减”，于是社会舆论逐渐平息。而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在鲁迅逝世70周年的时候，就有人指示，不要“炒作鲁迅和借鲁迅来讲什么怪话，不准搞纪念”。这样的氛围，已经可见一斑。

　　还有一种则是普通人。但有的普通人奔波劳碌，鲁迅的文化意义与他们的意识十分遥远，反对与否都与他不相干。这里说的普通人是有一定文化自觉的人。他们当然受过鲁迅的教育，知道鲁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后来他们在现实中做了很多坏事，发现自己竟然成了鲁迅所批评的一类人。他们违背了早期的价值坚持却不肯在精神上稍有服输，反而会主动出击，为了精神上的自洽与协调运转，反过来明确地批评鲁迅。这种人的文化心态，真是当下社会之品格的最生动的写照。

　　对于反对鲁迅的人，那些不明真相者或居心叵测者，应付他们似乎也不难，只需加以启蒙教育、知识普及。而对于从学理上相对真诚地反对鲁迅的人，则要认真对待。最近旅居海外的学者薛涌写了一篇文章，针对鲁迅是否该从教材里撤退进行议论。他认为鲁迅在中学教材里占据的篇幅太多了:“如果把他们的视线完全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移开而投向过去，就有些逃避现实之嫌了。毕竟，语文所训练的不仅仅是文字能力，也包括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和认识。这就要从学生切身的生活经验开始。”薛说的要增添体现当代经验的文章，当然是对的,但他说读太多鲁迅的作品有逃避现实之嫌疑，这却是很大的逻辑混乱。

　　关于鲁迅的撤退，可以给出两个理由，一是鲁迅已经成为过期食品，对当下不具有营养，因此让它撤退；另一个则是鲁迅恰好还具有当代意义，对当代仍然有深刻的言说能力，正是它仍对现实有强烈的针对性，反而因此杜绝它。事实到底是哪一种呢？广东的教材里删除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这是因为现实中已无刘和珍君所以无须这样的文字了，还是因为现实中正还有刘和珍君但某些人不鼓励刘和珍式的人格，故而专门删除呢？这个问题应该坦然问出来，让大家坦然地面对。而笔者觉得鲁迅不该舍弃，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生命，在中国永远具有丰富的启示力量。吴冠中之所以那样赞美鲁迅，是因为“鲁迅让中国人有骨头”。多少人在暗夜里读鲁迅，心中为之战栗为之欣慰！我们在现代历史上，也曾看到一些深刻的反奴役的主体性人格，比如林昭、王佩英，后来我知道这些人都有基督教的背景，而鲁迅则没有任何依傍，在深渊中独自挺立。如果我们还愿意继续“立人”、成为一个自重的文化主体，也深信独立的人是自由社会和尊严社会必要的基础，就不能放弃鲁迅的榜样力量。

　　而自由主义者不喜欢鲁迅，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总是要“系统”地思考问题。我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很认同，但对于国内自觉维护左右阵营和主义壁垒的人抱有深切的怀疑。有的左派学者一说到强调底层的利益，接着就说要重新引进毛主义，好像两者是一个系统里的，必须捆绑在一起销售。而说到控制贫富分化，右派学者马上就说要反对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主义。中国的现实就被这些主义们有效地屏蔽掉了。学者李静也曾与我谈过这个问题，她说这些学者不从处境出发寻求思想的探讨，而是发现一个有用的理论，于是就想着完整地引进并运用起来。

　　朱学勤写过一篇文章叫《鲁迅的短板》，其中反对的理由多不成立。比如说“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但那样的制度在形而下层面却支撑他完成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如此立论近似无聊，你反对计划经济而提倡自由市场，可当年你是否领过计划经济的粮票呢？他认为鲁迅并不追求民主，因为鲁迅信奉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事实上鲁迅曾喜欢尼采，是因为其超人的概念正好可以用来鼓舞国人，可以作为他“立人”思想的补助，反而是希望个体得到成长。王得后先生考证说，鲁迅对于尼采是有所保留的。是否能因为鲁迅曾喜欢尼采的某个部分，就说成鲁迅和尼采一样反民主呢？退一步说，即使是建立民主制度，对于群氓的警惕不也是避免民主走向异化的重要维度？

　　而鲁迅从没有系统地接受某种主义，也没有系统地提出某个政治主张。他在具体而微地感受这个社会，自己的经验是自我理性的最主要的逻辑起点。比如他晚年加入左联，但是他说自己从不曾读过《资本论》，“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事实”。他的批判国民性，也是使用这种方法。而这个批判国民性，却是朱学勤诟病鲁迅的主要理由。朱学勤说鲁迅的批判国民性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他的思路是，好制度能把坏人变好，而坏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因此国民性改造是没用的，把好制度建立起来，自然就能扶正人性了。但是好制度如何降临到我们身边呢？靠制度研究就可以吗？你研究得再好，权力者不采纳，你又有什么妙法呢？

　　这个争论其实是1902年梁启超等人辩论的翻版。梁在1902年发表“新民说”，指出国人缺乏公德，需要改造，而一个叫飞生的人认为梁公是因果倒置，有新政府然后才可能有新国民。到底是坏政治促成了坏的国民性，还是坏的国民性养成了坏政治呢？这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到底是需要改造国民性还是进行政治批判。可是今天我们会说，为什么不能同时进行呢？况且鲁迅的批判国民性与梁启超不同，梁启超对于清政府还是有温情主义的一面，鲁迅则绝无这种负担，他的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呼唤民众的觉醒与反抗。我们今天看鲁迅的作品，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与评价这个世界的一种眼光，它促进读者自我意识的发现以及权利意识的觉醒，而他的文字则是“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他的峻急的文风里到处有这种召唤，也就是说，鲁迅的文字之间有一股深邃的动员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某些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法学研究再发达，法律仍然无法得到履行，又能如何？制度设计再完美深刻，不采纳又有何用？好制度不会自动到来，因此需要社会动员，需要民间自发形成一种施加压力的对话机制。鲁迅的价值正是因此而在当下得以显示。这是需要鲁迅到场而非删除鲁迅的时代。我们需要广泛地唤醒，需要对一种脱离了基本价值的观念世界进行澄清和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