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各个阶层中，“基层官员”显然是名声有点不太好的一群人。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群人的种种“事迹”：截访、强拆、腐败、骄纵、狂妄、黑社会……重重讥讽乃至诅咒正不断在这群人身上堆积。这群人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掌握着最真实层面的社会资源，他们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特别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民众。他们的规划、喜好乃至趣味左右着这个社会人们非常现实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这艘大船，正被由一个个官员构成的庞大的政治体制拖拽着前行。

　　另一方面，可能又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样一群人，人们未见得真正了解。尽管作为基层官员，他们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就在你我身边，但是，面对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阶层流动越来越艰难，他们已经距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官场游戏规则已经浸润到体制中每个成员的基因中。所以，一些明显矛盾的说法聚集在这个人群中，让旁观者，让他们治下的民众困惑不已。

　　所以，不妨将几个与基层官员相关的关键词排列一下，看看究竟是怎样的状态。

　　“强拆”

　　“强拆”是基层官员进入公共视野最常见的伴生词。在宜黄自焚事件过后，宜黄官场成为“众矢之的”，一位化名 “慧昌”的宜黄官员在网上发表了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文章从一个地方官员的角度，对强拆事件进行解释和梳理，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雷人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有论者指出这封宜黄投书实际上是为当地官员辩护的刀笔吏文章，但是不能不承认，这封信暴露出沉默的官员阶层对于当下社会运行，特别是民众最为痛恨的用权力推进经济、用土地获取财富的社会运行逻辑的整体性理解。这封信中的逻辑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今天推动中国变化力量最真实的写照：为了某一宏大叙事，比如城市化、现代化、民族复兴等等，这群握有权力的人会毫不犹豫牺牲掉某一部分人的财产乃至生命。因为这些不过是历史的“成本”。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乃至最宝贵的人的生命，都应该服从于这一“神圣目标”。这个逻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统治阶层基因中抹不掉的元素。

　　“弱势群体”

　　吊诡的是，这般强大的逻辑，并没有培养出真正强大的人格。在一方地域中缺乏监督、制衡的基层官员们，却有官员也是“弱势群体”的说法。在网络中，他们是弱势群体，因为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似乎也成了“弱势群体”。没有安全感，压抑，心灵扭曲，一旦有问题发生，问责毫无意外会落在他们头上，为了满足上面的种种要求，为了适应这个体制，他们不得不将尊严之类放到一边，将姿态放得更低些，而官场残酷的丛林法则和绩效问责体系，又注定了他们不少人可能成为“失败者”。

　　“自杀”或“抑郁”

　　仿佛是基层官员“弱势群体”身份的一个注脚，近年来，基层官员自杀已然成为一种现象：陕西省勉县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局原局长冯某从该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身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些自杀的官员，年龄集中在40-60岁，正是人生黄金时期，却选择“自行了断”。他们的死法各异。其中，最让人称奇的，了断之心最坚决的恐怕数得上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刀割、触电、坠楼—官方调查结论认定杨是自杀。

　　他们为什么自杀？民间对于这些人的非正常死亡几乎没有多大同情。民间也少有人相信官方对这些人的死亡给予的解释：诸如抑郁症，虽然，这个解释未必完全没有依据，但是，社会的割裂已经很难让人们有理性的心态对个体差异给予足够的体恤了。

　　据统计，官员自杀，集中在年初的2月以及年底的11月、12月，一个是春节将至，一个是年底总结，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说，官员自杀之所以集中在年底，这可能和年底干部要接受考核、工作压力大有关。至于这些案例出现在什么地区，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外，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因素导致了自杀率连年上升。

　　实际状况很可能是，即使不至于自杀，抑郁症很可能真的在困扰这群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师李江雪认为，官员心理健康的关注仍停留在一个表层阶段，很少有实质性的举措。由于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当官员出现心理问题时，他们并不愿意去找心理方面的专家来为自己减压，特别是有关隐私泄密的恐惧更是让官员对心理咨询望而止步。现行的官场规则往往并不允许官员对一个陌生人将内心和盘托出，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说出真话，抑郁的痛苦，只能自己承受。

　　“平庸的恶”

　　作为必须直面矛盾的基层官员，他们享受着权力的便利，一些人贪占着种种利益，同时也避免不了成为棋子的命运。他们有些已经有所觉悟，但由于犬儒心态惯性使然，不得不继续着日常生活中“平庸的恶”。知名学者于建嵘不久前在微博上写了他与基层官员的互动，以批评恶性维稳，直言基层官员丑恶著称的于建嵘，却专门被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司法局领导请去上课。而这个班的领队告诉于，看过他的文章，同意他的观点。

　　事实上，于建嵘设计的改革路线图，正是从这群人控制的地方开始。于建嵘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县域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方向和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和战术意义。从县政自身的处境来看，权力运作的随意性与权力承担的无限性形成一对悖论。县域政治生态严重恶化，成为政治腐败的高发区和重灾区，已经严重威胁到执政者的合法性的程度”。

　　“孤独的善”

　　另外的一些声音，来自于关于基层官员践行村镇民主的困顿，以一己之力推行善政，却由于没有制度化而仅仅成为孤立的案例，吸引了媒体眼球，却让践行者战战兢兢，仿佛破坏了官场潜规则，成为脱掉皇帝新衣的“小孩”，在官场上并不亨通。诸如率先公布乡镇财务的四川巴中白庙乡，被网络舆论誉为“中国第一裸乡”，村主任却称承载压力太大，不堪忍受。

　　“孤独的善”是如此难以为继，“平庸的恶”却并不容易住手，缺乏制度保障的基层，在作恶与为善的选择中，拥有的仅仅是有限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