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变成技术超级大国，但是谁来验证事实呢?萨姆·吉尔找到了中国的科学警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7月份毕业典礼演讲中说“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当学生不考场作弊，当学者不抄袭剽窃，当包工头不偷工减料，当商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当官员不贪污腐败”。你可能觉得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常识，尤其是在考虑到毕业典礼这个场合的时候。但实际上，王非常大胆地谈到了在中国媒体上几乎天天都出现的议题。他是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场斗争的一方是坚持科学和学术价值的人，另一方则是在中国从鼓吹伪科学中获得崇高社会地位和奖励的人。

　　通过考察两个人的发迹史我们就能初步了解这场斗争的规模和范围了。过去两个月里这两个人几乎成为报纸、杂志、电视辩论和网上博客中必不可少的话题：张悟本和唐骏。

　　张悟本是北京一位47岁的营养治疗师，他在《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里详细描述的最有名的主张是每天吃一斤绿豆可以治疗糖尿病和近视，而吃五斤绿豆能增加病人战胜各种癌症的机会。因为他是常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嘉宾，他的诊所非常火爆，300元一张的门诊号(只能持续10分钟)已经预定到了2012年。病人如果希望得到优先服务就需要花5000元加急费购买一个与这位健康大师预约的机会。

　　不过，据说因为他的受到热烈追捧的建议引起绿豆价格翻了两番之后，公众的情绪开始向反对张的方向变化。有流言说他囤积绿豆，参与绿豆价格的投机活动。后来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他的履历：反对中医的张曾经说他是三代中医世家出身，但结果发现他从前是针织厂的工人，他父亲也是。中国卫生部否认他获得了在其网站上宣称的“高级营养师资格”。北京当局捣毁了张悟本在奥运会体育馆附近的悟本堂，宣称它是非法建筑。

　　接着是唐骏，此人是新华都集团风头强劲的总裁和极富煽动力的演讲天才，更早时候在中国媒体上风光无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赞他的“天才”和“破冰成功”(典型的中国式英语)。但是，他的声誉很快遭遇公众的攻击。他宣扬的发明专利根本不存在，在加州理工的博士学位也是子虚乌有。唐的学位是从被称为西太平洋大学的“文凭工厂”里买来的。这种曝光更增加了唐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标题的讽刺色彩。

　　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中国的科学斗士所发挥的作用，如财经杂志的科技编辑方玄昌和曾经是生物化学家后来成为专栏作家的方是民(两人没有亲属关系，他的笔名更有名---方舟子)，经营一个影响很大的新语丝网站，专门揭露造假行为(虽然常常被关闭)。

　　有时候被称为“科学警察”的方舟子宣称他已经揭露了中国的900多起学术造假事件。正是他的调查曝光了围绕唐骏履历的争议。后来，唐说要起诉方诽谤。方遇到这样的威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6年，方揭露学者刘志华使用古代中国哲学发现太阳系第十个行星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虽然刘已经去世14年了，他的家人打赢了控告了方的官司，方被罚款两万元。

　　这个诽谤判决促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发出倡议要从国家的科学普及法中取消“伪科学”的术语，宣称方舟子使用这个术语帮助窒息了“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创新”。该呼吁书没有成功，虽然传统科学和医学理论的150个支持者签名。虽然使用反诽谤的法律来遏制合法的新闻报道和辩论令人担忧，但中国理性主义者的其他反应更令人震惊，他们恼羞成怒、偏执狂热，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哲学狂人黎鸣2006年宣称他“在老子(道家哲学家)和康德的共同指导下,找到了解决“四色定理”数学难题的新方法”(这个定理说任何一张地图只用四种颜色就能使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着上不同的颜色)。方舟子感到怀疑，就在他的网站上说黎是骗子。所以黎公开提出“文明的生死对决”的方式作为回应。如果“破解四色猜想”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猜想”成功，方舟子先生应该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方回绝了这个赌注，说这是不科学和不人道的行为。黎没有能证明这个定理。

　　有些反应更不“文明”。今年早些时候，方舟子和科学记者方玄昌出现在有关地震预报的电视辩论上。来自中国国家地震局的官员积极地谈到鹦鹉项目、预测颤动的可能性和一个声称在今年4月中国西南玉树地震前用耳朵听见震动的人的超常能力。曾经在中国地震科学院工作的学者任振球认为，科学不应该仅仅建立在可重复的实验基础上，应该支持“八卦”等传统哲学。他指控科学积极分子从美国政府拿钱旨在扼杀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节目过后，方舟子在博客上说任振球骂他是“大汉奸”，还打了他一拳。

　　接着，有人试图杀害方玄昌。6月24日，方在晚上10点左右做完工作步行回家。半个小时后，在他北京的寓所附近遭到突然袭击，他最初误认为是足球打在他的背上。方回头看见两个大汉挥舞着铁棒站在他的身后。方玄昌一边想要逃走，一边进行自卫。可这两名大汉根本不理睬方试图与他们进行的沟通，不断打击他的头部和背部。就在方磕磕绊绊跑向路过的出租车时，他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浸透了，袭击者离开了现场。那天晚上在北京海军总医院，医生在他头部后面缝合了五厘米长的伤口。方告诉我，袭击者显得很专业，在4分钟内完成袭击，根本不在乎过往的行人。他在6月30日的电邮中说“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当场把我干掉，或阻止我及时赶往医院，让我失血过多而死。”

　　没有人知道是谁要杀害方玄昌，似乎很少人关心这件事。一个多月后，袭击者仍然逍遥法外，虽然财经杂志尽一切努力求助警察和中国记者协会。这也不是威胁的终结。7月2日，方舟子在他的新浪博客里写道，他收到了恐吓电话。那声音说“未来几天里你要小心，有人要教训你。”与围绕张悟本和唐骏的争议相比，打人事件被报道得很少，北京的报纸只简要提了一下，没有报道提出为什么有人想攻击科学记者的问题。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因为对中国的记者来说，袭击的信息很明确：别碰这个话题，否则下一个被袭击的就是你。

　　但揭露者并没有沉默，我在和方玄昌见面以后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我第一次遇见这位37岁的编辑是在袭击之前一个月，在北京金融区的一个咖啡馆里。方个子高大健壮，但声音柔和，说话很快，口气坚定让人很难插嘴。他告诉我，他的兴趣在于中国为什么失去了五四运动的反帝精神。20世纪初的文化和政治运动受到两个启蒙概念 “科学先生”和“民主先生” 的指导，鼓吹批判精神和革新。他说，“不是很多人理解我们在做的工作，多数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是迷信和恐惧。”他说，在精英阶层，这个情况更糟糕，因为抽象的科学得到鼓励，但人们根本没有掌握科学的方法。方补充说，谈到科学和批评性思考，“中国人需要新启蒙。”

　　政府支持的杂志《科学新闻》双周刊的编辑贾和鹏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解释说，在精英阶层，“大写字母S开头的科学被认为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因此在中国享有比其他任何学科更高的地位。任何事科学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当代中国领导集体的重要口号是“科学发展观”，政府定期都要开展打击迷信的活动。但是他说，这些和“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途径”或者“实验精神”等没有任何关系。当今中国的困境在于：科学先生或许很好，但独立性、批判性思考则很坏，或正如方本人所发现的甚至有生命危险。这使得科学异议者、不把科学理解为意识形态，但支持实验精神和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研究途径，并敢于批评玩忽职守的人不得不走政治钢丝。

　　王教授在对北大毕业生的演讲中勇敢地提到了“老大还是老二、老三的排名不重要，”但这个信息并没有达到推动科学成就的中国官僚耳朵里。当今不发表就完蛋的文化已经在中国大学造成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因此不可避免造成抄袭的泛滥。在元月，同行评审的国际刊物(《晶体学报E部分》宣布撤消了数据造假的中国科学家的70多篇论文。三个月后，同样的刊物宣布“因为数据部分问题和不正确的原子分配”撤销了另外39篇文章，其中37篇全部产自中国大学。位于新泽西的森坦那瑞大学(Centenary College)7月份关闭了中国的商学院合作项目，因为调查“显示普遍抄袭的证据，通常情况，这种作弊通常会导致学生被开除。”《自然》引用的一个政府研究项目发现在六个顶尖中国机构里被调查的超过6000名科学家的三分之一曾经“抄袭、造假或者欺骗。”

　　但是，影响中国科学研究质量的不仅仅是对数量的强调。出版偏见，优先考虑显示有意义的发现的研究结果而不是无结论的结果的倾向也非常普遍。1998年发表在《临床对照试验》(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的系统评价针灸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每个临床病例都是积极的，换句话说，发表在中国的试验没有发现一个治疗是无效的。而且，捍卫缺乏信用的方法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学术界和政府中的迷信长盛不衰。

　　我曾经在北京的名校人民大学听过一场演讲，演讲者是身着白色实验室外套的可敬的教授，演讲把基因改造科学和麦田圈等特异现象和越南人清海无上师(《狗在我的生活中》和《鸟在我的生活中》的作者)的教导联系起来。或许最引起争议的政府资助的伪科学例子是地震预报，这是中国揭露者特别关注的焦点。(贾和鹏的杂志批评这种做法，他告诉我，他惊讶地发现旨在揭示古人类学发现---北京人的博物馆里展示中国地震预报成就的展览)。

　　地震预报的实践在科技界往往是不受信任的，其中包括观察震动模式、电磁波区域、往往是马后炮式的现象分析如动物的反常行为等。《科学》的一篇评论的题目是“地震无法预测”，其结论是“花费大量投资来监控可能的地震前兆是不聪明的”。日本曾支持地震预报研究，但日本首相的顾问团体在1999年指出预测是不切实际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开发新的灾难预防技术上。但许多中国科学家和官员对地震预报深信不疑，尤其是在中国地震学家长期宣称的成功之后。他们宣称预测了1975年2月4日在东北城市海城的地震，后来的城市疏散避免了很多伤亡。

　　中共被文革的狂热所俘获，特别强调群众参与科学(一个流行的口号是“最卑贱者最聪明，最高贵者最愚蠢”)，他们宣称海城预报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动员10万业余地震学家和志愿者从事地震预报工作。当时的一个同情的记录描述了中国东北沈阳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一天24小时聆听非自然的声响和放置在地下隧道内的麦克风连接的喇叭。但地震后13年的中国官方出版物说海城地震造成1328人死亡，16980人受伤(科学家曾宣称伤亡“非常少”)这个强震之前还有一系列强烈的前震，持续了24小时，很可能造成很多人即刻逃跑。

　　地震预报导致出现很多假警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大约30个不准确的预报导致中国城市在1996年到1999年出现停滞(虽然新疆地震局宣称成功预报了1997年伽师县的地震)。令人记忆更深刻的是科学家没有能预报1976年破坏性很大的唐山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24万人以上的死亡。但唐山大地震没有浇灭人们对地震预报的狂热，这个悲剧反而被归咎于中国地震局的无能。人们指责官员没有重视灾难的所谓自然现象：这些显然包括了黄鼠狼的迁徙和不寻常的大量鱼群。冯小刚最近的有关这次灾难的大片的开头是大群蜻蜓，它们被呈现为地震的自然凶兆。显然，这种猜测转移了人们对政府在灾难预防和反应上的缺陷的注意力。比如，四川地震后，充分的调查被禁止，调查豆腐渣校舍的积极分子如谭作人还被关进监狱，但很可能的情况是四川省许多学校的建筑质量非常糟糕，在2008年5月的地震中有许多孩子本来是可以免于死亡的。

　　不管我们谈论的到底是地震还是营养品或药品，我们在当今中国见证的是，虽然科学在20世纪初期就被确定为中国发展的基石，但科学一再受到意识形态、迷信、官僚思维和异端恐惧的困扰。这样的局面令人担忧。

　　在中国进入经济和地缘政治大国的新时代，其专制资本主义模式赢得越来越多的羡慕者，不管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还是富裕世界的专栏作家。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对待诚实、理性的探索的态度至关重要。中国对待批判性思考的态度帮助确定了国家对待从传染病到气候变暖到环境危机等全球科学挑战的反应。我们只能希望像方舟子和方玄昌这样揭露造假者的勇敢声音继续被人们听见。

　　编辑按语：就在这篇文章见报之际，方舟子在北京也遭到袭击，虽然只是受了轻伤。更多信息请参阅《新人文主义者》博客。

　　译自：Lies, damn lies and Chinese science Sam Ge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