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大陆学界分析国共两党胜负的原因，多以价值判断为先导，不外乎正义战胜黑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今天，从社会组织角度切入问题，使我们能较客观地重新梳理此段历史。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黯然辞世，留下来一个喧嚣的中国，大小军阀混战不止，各种政治势力交替登场。知识群体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路径，不同主义相互竞争。到1920年代，“革命”理念最终胜出，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三大党派所认定的唯一救国道路。三个党派并不因为都高擎革命大旗而合作，绝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间势同水火。1949年，尘埃终于落定，中共取得了在大陆的全面胜利，国民党只能偏居台湾。

　　建构与不断再现，是历史无可逃脱之宿命。长期以来，革命与反革命间无情斗争这一主旋律贯穿着整部中国历史的书写。这种以今日后见之明去研究历史的理路，虽然可能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也极易简化历史，掩盖当时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王奇生新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下文中简称《革》），从社会文化视角下对中共早期发展和国民党的基层建设进行再现，意欲彰显历史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以“革命与反革命”这一旧瓶装入民国政治复杂性的新酒。虽为一历史学著作，但如从社会科学角度再解读，也会有诸多发明之处。其一，《革》之副标题明示出研究将在社会文化的视野下开展，而社会文化本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其二，《革》承续作者对政党组织的研究，内中可供组织社会学分析的经验材料颇多；其三，从社会科学视角观之，也能比较两个学科研究的不同理路，或可指出书中瑕疵。

　　《革》前四章紧扣正标题，探讨革命信仰的兴起和演变，不同革命党人对“革命”的诠释，可视为副标题“社会文化”中之文化视野。“革命”对于《革》书而言，为其最核心之概念，然而书中对此概念的使用却有致人疑惑之处。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对概念的使用无非主、客位二途。前者使用研究对象对概念的界定，如《革》一书中转述国共两党对“革命”的不同定义（94－95页）。然《革》书只述及中国青年党“采全民革命之手段”（79页）和革命方针，其对革命本身的定义却付之阙如，不能不以为一遗憾之点。如采主位法，则在文中何党提到革命，就按该党定义的革命理解，决不致混淆。后者客位法，则需要由研究者首先对概念进行界定，并在使用时保持其意义前后一致。如果两种方法综合使用，则需在概念的每一使用处让读者明了是主位法还是客位法。《革》全书并无对革命概念下定义之处，只能目为纯系主位研究法，但书中有几处关键位置使用时又难以用主位法解读。“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序2页）“北伐胜利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229页）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易《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是否可以说国民党已经不再声称革命了呢？书中并无回答。很明显，作者有一个客位法的革命概念在，否则难以说革命成功或者胜利，既有客位法使用又无定义，使得这一关键概念在使用上出现混乱。或许这是两类学科治学路径不同，社会科学力求概念的精确表述，历史学则只需宽泛理解即可。

　　革命是最激烈的社会运动形式，欲对其详加考察，必溯运动源头。《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先声，创刊者陈独秀又是中共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者，《革》第一章即以《新青年》杂志入手。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到1917年，已办近三年的《新青年》在陈独秀的惨淡经营下，仍旧是一个特色不鲜明，文章作者无甚名气，销售不广的默默小刊。转机出现在1917年陈独秀借助蔡元培为其伪造的假学历和假履历（4页），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借助北大之名之师，《新青年》开始获得了一定的注意，社会上竟有人误认《新青年》为北大。1918年3月，《新青年》上演了著名的双簧戏，借以吸引眼球。9月。陈独秀撰文攻击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杂志》，其方法可简称为“代表递推法”。《东方杂志》有一文大量引用辜鸿铭，所以辜鸿铭代表了该文章，该文章代表了《东方杂志》，推出辜鸿铭代表了《东方杂志》，而辜鸿铭与复辟又有关系，因此《东方杂志》与复辟紧密相关。陈独秀借此把被民众唾弃的复辟标签贴到了《东方杂志》脸上，欲将《东方杂志》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新青年》真正被大众媒体所关注，却是因为1919年一次“意外”事件--林纾对《新青年》的攻击。此一论战被各大媒体用夸张醒目的标题报道，使《新青年》名满天下。林纾本欲“剿杀”，不料却玉成《新青年》新派领袖之名。不久，《申报》先后刊出两则旧派利用政治势力将陈独秀等人逐出北大的消息，人们眼中的《新青年》成了悲情角色，在社会上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和同情，销量飙升。新文化运动的初始历程并不简单，绝非逐步变迁的和平演变，由这些史实展现出来的是范式转换的革命，其成功中伴随着社会资本和策略的运用，污名化，充满文字暴力和煽情的媒体渲染手段等等。

　　社会运动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场社会运动要能持续下去直至成功，需有一面符号大旗作为运动核心组织的组织目标，组织内部通过这一符号相互认同，持续激发出运动的能量；周边群体也能通过认同此符号而加入壮大运动群体。1920年代，“革命”就是这样一个符号，它逐渐被塑造成救国救民之唯一正确道路、正义的化身，国、共、青三党莫不以此为名。同时，处于革命之外的统统被归入“反革命”，一个可以用来随意打击政治对手，不可饶恕之污名。首次将这一污名法律化为“反革命罪”的是武汉民国政府。1926年10月，北伐军生擒率领微弱残兵苦守武昌四十日的吴佩孚部将陈嘉谟和刘玉春，为对二人进行公审，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颁布了《反革命罪条例》。虽然革命观念深入人心，但“这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其对中国旧的道德伦理，可能仍怀有相当的敬畏”（114页）。不仅刘玉春被俘之后，受到蒋介石等人礼遇，刘被释后旋即被武汉军方起用襄助军务。刘玉春的公审庭上，法官徐谦也没有表现出道德观念的跨越，以至他以反革命罪行责问刘玉春时显得软弱无力（112页）。真正的革命必需改变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十分不彻底的，在革命的大旗之下仍然是传统道德观，并没有把革命和反革命完全对立起来，尚无阶级斗争的敌我意识。此前冯玉祥之北京政变，也没有得到社会舆论之支持（80页）。说明革命虽已经成为国共青三党所认可的救国正途，但革命的新道德在革命组织内外都未充分发育，社会仍旧保持传统道德观念。

　　《革》书共十三章，从第五章至尾章，聚焦于社会组织，首先对中共早期的基层组织进行考察，然后转入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革》书五六两章讨论了1920年代中共在城市和农村的基层组织运作情况。令人吃惊的是，革命观念的作用似乎只限于在中上层领导者中发挥作用，而普通党员素质较低，难以对革命有真正的理解，组织形式也绝非列宁式的严密政党。工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不如对反帝的理解，起主导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民族主义，不时发生帮会和黑社会假借革命组织之力达成其目的的情况。农民的革命“觉悟”还要更糟糕一些，革命也常被宗族矛盾所借用。由此可言，中共早期的工农党员对革命符号的认同度非常有限。信仰支配人的行为，革命观念在此期的作用仅限于中共高层的保持革命热情吗？中共中下层领导对革命观念的认同度如何？如要切题，这些似为必须回答的问题。八九两章述及国民党基层组织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作者认为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工作不力，但也没有明示出国民党宣传和党务工作中有无重心，如有重心，其与革命的关系为何。

　　第十章讨论抗战时期国军的作战能力，在全书中最现突兀。作者或许想说明不以革命为旗帜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作者认为国军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素质差，组织协调沟通不足，作战军令不统一，敌情判断不明等组织弱点导致其战力低下。但此结论基于分析1944年最严重的溃败之上，那么是否因为同样的组织特征使得国军在抗战中能取得一些战役的胜利？

　　《革》书最后三章讨论国民党县及以下基层政权的建设。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不仅使我们得以一窥民国时期的乡村政治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今日乡村治理研究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细节上还存在一些令人困惑之处。如废科举后知识分子地位衰落，但仍有地主子弟以小学毕业自傲乡里（327页）。一面是教旧学者“失馆者纷如”（321页），同时旧学私塾广布乡间（325页）。言及县长在民国时期地位与威望低落（339页，375页），任繁责重，待遇菲薄，为一苦差，但又言其更换频繁，不知为何有很多人愿意为此苦差。县长办移交的费用很高，即使从民间收取此费用（359页）也需要一定时间，而县长有时更换极快，更本不可能完成，后文一个乡长上任两月就贴款7000余元（423页），更何况县长。“可事实上，真正因为做县长而破产者却少有所闻”（357页），此中应该还有可以挖掘之处。

　　《革》书讨论组织部分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三，内容与全书主旨联系松散，“革命”一词在行文中的出现大大下降，书中又无明确点出组织研究和“革命”论题相互关联之处，难免使人不目作者为“标题党”。今不得不勉力揣测作者思路，或许意为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后，不再重视革命宣传，使得组织凝聚力下降，基层政权不完善，最终被始终不渝地以革命为大旗的中共所战胜。如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则组织是决定国共成败最关键因素。但作者之组织研究尚有不完备之处。《革》书以一些经典的组织理论判断组织的成败（如433页），但当代理论表明任何一种组织形式均兼有长短，不存在最优、最“科学”的组织形式。有限理性理论居于当代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位置，颠覆了组织的三大要素：组织为一内部统一之整体，具有明确恒定的目标和边界。所以国共组织的效率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也是留待将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