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马丁·埃里克森(Jens-Martin Eriksen)和弗里德里克·斯特瑞夫尔特(Frederik Stjernfelt)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已经改变了政治前沿。左派要求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尊重，而右派则警惕民族文化的泛滥。但这两个前沿不过是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两个变体而已。

　　什么是文化主义?

　　文化主义认为个人被文化所决定。这些文化构成封闭的、有机的整体，个人无法离开自己的文化，只能在文化中实现自我。文化主义还认为，文化享有特别的权利并得到保护，即使它们同时践踏了个人权利。

　　当今的文化主义(即变成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在左右两派中都繁荣发展。最著名的是左派多元文化主义，它有一个激进的、反民主的变体，也有一个认为可以把多元文化主义和(社会的)自由派观点完美结合起来的变体。但多元文化主义还可能以极右派的形式出现，如法国的人群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即所有文化都有权自主，只要这些文化呆在自己的领地之内。该途径推出如下政治结论：移民要么完全同化到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包括从宗教到饮食方式等一切内容，要么回到最初的母国(假设这个国家还存在的话)。

　　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整个类别范畴都是共同的。实际上，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是文化主义的一个从属变种，其中单一文化提供了这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因此，当今欧洲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文化主义观点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地方了。在国内舞台上，丹麦人民党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它重新捡起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丹麦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甚至包括反启蒙立场的激进观点。自从穆罕默德漫画争议后，该党感受到有必要加入言论自由捍卫者反对伊斯兰阴谋的行列。如果不考虑人们可能猜测到的该转变的背后动机的话，至少必须注意到该党可能宣称言论自由是“丹麦价值观”，就好像这是本土对发明创造。这自然是文化主义者歪曲历史的结果。言论自由不是丹麦的发明而是高质量的进口品，它扎根于国际启蒙运动的事业。它是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力量通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在与丹麦专制主义和丹麦国教的斗争后才实现的，直到1849年的六月宪法才正式确认了这个权利。

　　因此，丹麦的迫切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的迫切问题)是政治光谱的左右两边都存在文化主义。在左派，我们听到文化主义者的摇旗呐喊，要求承认大部分令人厌恶的反现代文化习俗。在右派，我们听到保持丹麦性的口号以及令人讨厌对强烈反现代的丹麦民族主义论调。文化主义的这两种版本是天然的敌人，虽然它们建立在共同的虚假思想体系基础上。一百年来，法国和德国民族主义是各自的主要对手，但常常从同一个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一个文化主义是另一个的敌人恰恰是因为文化主义是天然的特殊神宠论，也就是说，他们自己选择上帝的选民，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被挑选的。但这种刺耳的特殊神宠论颂歌没有说服任何人相信左右两派的文化主义构成现代政治的主要对立，反而是左派文化主义的强化把选民吓跑到右派文化主义阵营去了，或者相反。事实上，冲突出现在启蒙和文化主义之间，一边是民主、政治自由、个人权利、世界主义、启蒙思想;另一边是愚昧地坚持文化、传统和真实性和保守观点，命运把一个人和一个具体文化联系起来。

　　因此，存在两种对伊斯兰的批评，听起来两者似乎有联系，但一定不能将它们混淆。对伊斯兰对一种批评是因为它是外来宗教，和丹麦价值观和丹麦传统不相容。这是用一种文化主义批评另一种文化主义，是耶稣基督批判穆罕默德，是一个神话人物与另一个的殊死搏斗。与此同时，攻击伊斯兰的另一种批评不是因为它缺乏丹麦性，而是因为它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批评是充分了解后的批评，因为该政治运动反对开放的社会和基本的民主原则。这种批评不是针对伊斯兰而是集中在切断个人及其权利之间联系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障碍。这些障碍是否有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其他教条的背景最终已经无关紧要了。

　　当代政治和政治哲学中没有什么比全力以赴地提出普遍的启蒙思想，集中最大可能的力量去反对现在猖獗的左右两派文化主义及其对所在“文化”的人的奴役更重要的任务了。

　　左派文化主义的困境

　　看看左派文化主义对右派文化主义的攻击和批评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令我们看到左派已经多么远地偏离了启蒙中的起点，同时也反映了左派在过去几十年的斗争中对其政治对手的了解是多么少。在这段时间里，文化问题出现在它们的议程上，逐渐取代了最初有关不同政治乌托邦的辩论。

　　让我们看看左派文化主义面临的任务和两种文化主义对其相似性的盲目。在丹麦，非常突出的是，自从左派在2001年议会选举中失败以来，左派文化主义一直没有能提出对其名义上的对手丹麦人民党的分析。似乎在其失败多年后，左派已经不能再前进了，仍然把观点建立在只能适用于右派的东西上：如“种族主义者”，或指控右派成功动员起来的选民要么是种族主义者要么患上了诸如“伊斯兰恐惧症”这样的心理缺陷。在某种形式上，政治分析似乎被非常马虎的社会心理诊断所压倒。自然地，左派只会连续地指控右翼文化主义是种族主义者。

　　在他的书《伊斯兰和现代性》中，叙利亚哲学家阿齐兹·阿兹米(Aziz Al-Azmeh)指出，种族主义的更笼统化的概念“差别主义”已经出现了他所说的“去种族化”(de-racialisation)。“种族”不再被用作身份认同的有效形式，剩下的只有文化主义者的论证。在丹麦，丹麦人民党应该被理解为文化主义者政党，其态度就是现代差别主义的表现。丹麦或者欧洲任何其他地方没有一个主要政党把政纲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除了没有政治影响力的激进失败者外，这种立场已经没有代表人物，政治精英很少再持有种族主义观点。

　　但是，为什么左派不能诊断出政治对手的文化主义，并发动对该党真正代表的观点的攻击呢?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因为如下的事实，他们听任自己被与对手相同的文化观所蒙蔽了。他们自己也是文化主义者。这自然形成了局限性，无法分析对手的立场。

　　两种文化主义都表达了对文化差异的尊重，赞同人们保护自己身份认同的信仰。右派和左翼文化主义者只是支持多种伪装下的保护措施。左翼文化主义者宣称众多不同的文化应该能够共存于同一个区域或者同一个国家，那里根据所出生的文化群体的不同，对个人采用不同的司法管理，不管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管理手段。右翼文化主义对保护文化身份的观点持同样态度，但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领地，每个文化都应该留在自己的国家内。

　　当代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两种文化主义形式的影响是从前根据“利益”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现在越来越多地根据“文化”组织起来，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忽略。自然地，这种组织形式使得这些群体从政治上分裂开来。

　　英国哲学家布莱恩·贝利(Brian Barry)写到：

　　多元文化主义塑造的特殊利益的泛滥有助于“分而治之”的政治，有利于那些从现状中获得利益的人。没有比这更好的摆脱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人联合起来采取政治行动的噩梦的办法了。让不同类别的弱势群体进行相互残杀，防止他们联合起来提出共同的要求。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共同的劣势如失业、贫困、低质量的房屋、不充分的公共服务等上转移开来显然是反平等论者的长期目标。因此，任何强调每个群体的问题的特殊性，牺牲人们对共有问题的关注的做法都是值得欢迎的。[1]

　　如果弱势群体被说服更加关注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他们就会分裂，关注的焦点就会从具体政治问题上转移开来。当今丹麦政治的格局是这种现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丹麦许多弱势群体支持右派文化主义者，而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者支持左派。这或许是社会民主党陷入深刻危机的机构性原因，因为他们的核心选民现在根据文化认同而不是自身利益进行了再分配。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和左派其他政党打算使用多长时间听任自己受到文化主义幻觉的支配。

　　左派文化主义的起源

　　丹麦和国际社会的左派逐步参与到文化的强势概念活动中是过去30年最重要的和最少得到承认的政治发展。政治形式的和左派形式的文化主义决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它最早出现于世界舞台是在1947年，当时的美国人类学家试图破坏联合国人权宣言。他们拒绝接受这种普遍人权的可能性，因为这将压制个别的文化。但是，西方左派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自由派都持有国际主义观点，文化主义只能潜伏于政治表面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以及它在西方左翼政党中的参照物角色造成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真空。文化主义的极端保守的文化观点随后悄悄地溜进这个领域。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这种改造大部分发生在没有任何抗拒的情况下，虽然文化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文化是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文化主义认为，社会经济依赖于其文化和文化中的价值体系，或者至少经济是和所在社会的其他文化特征无法区分开的。

　　这样，文化主义就成为直接驳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反革命理论。如果人们回顾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左派论证，当时经济、阶级斗争、生产方式、社会学、政治体制和资源等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内容，“文化”这个术语的出现是非常罕见的和边缘性的。现在情况正好颠倒过来了，文化远比经济和社会的吸引力大。但是在一个模式被另一个模式替换时，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出现过重大的对抗，而在普通政治辩论中，人们往往期待出现这种情况。在有关经济或文化的绝对重要的问题上，政党之间没有了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对立政党之间的转变可以通过温和的改变而达成，今天是这个党，明天就变成那个党，持有两种态度的人物往往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或许是因为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主义拥有了共同的更简单和更深刻的模式：受压迫群体和占主导地位的多数联盟的现象。人们可能跟随1970年代左派的口号站在受压迫者的政治一边“受压迫者总是对的。”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其隐含的意思远远超过了论证内容，即受压迫者有权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现在这种论点适用于所有文化教条，根本不考虑教条所表达的内容是否公正或真实，重要的是它们来自受压迫者的文化。这是纯粹的诉诸感情的(ad hominem)论证。若用“受压迫文化”替换工人阶级是可能的，即使它的隐含意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被文化主义的约束所替代。这种文化主义坚持过时的前现代的规范，也就是说，无论从哲学还是价值观上说，它都是对左派从前代表的东西是彻底颠覆。

　　法国记者卡洛琳·弗里斯特(Caroline Fourest)在她的书《蒙昧主义的诱惑》(La tentation obscurantiste)中，提出了一个有关左翼文化主义发展的有趣假设。她注意到二战期间和之后欧洲左派的两个伟大的认同原型是反极权主义的斗争和去殖民化及反对帝国主义。长久以来，两者能共存而不发生冲突，但在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的伊斯兰主义迅速发展后，左派发现在这两个主要事业中决定哪个最重要时出现了分裂。如果反对极权主义斗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们往往就反对伊斯兰，因为它被看作两次战争期间的另一种极权主义形式。但是，如果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倾向就变成了支持伊斯兰作为对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是全球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合法挑战。这后一种选择自然就为左派转向文化主义打开了大门。

　　这成为强硬派多元文化主义左派的双重问题：文化的含义很多同时也很少。一方面，它很重要，因为提供了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因而获得政治关怀和保护的权利，保护主义就建立在文化主义的文化概念上。另一方面，从历史上说，左派一直认为文化没有意义，因为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和社会条件。但与此同时，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即任何文化都有权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不管它多么反民主或反自由。这种双重性自然成为强硬派左翼多元文化主义持续不断的困惑的根源。文化即是深刻的身份认同的永恒根源，又是建立在经济决定性基础上的纯粹的表面现象。显然，这两个说法不能同时都正确。

　　“伊斯兰恐惧症”批判

　　人们越来越多地遭遇“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个概念。它被用来妖魔化对伊斯兰的任何批评，或对伊斯兰的与民主、人权、宪政国家冲突的方面的批评。强硬派文化主义者的文化概念为这个词提出的问题投上关键的亮光。该词首先被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在反对人权的斗争中使用，具体地说就是在反对言论自由时使用。反对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的侮辱性漫画的活动以及后来的穆罕默德危机就是这种斗争的一个例子。“伊斯兰恐惧症”越来越多地被伊斯兰组织和强硬派多元文化主义者使用，企图限制人们对伊斯兰运动的批评。把针对各种形式的伊斯兰的可靠的或没有根据的批评统统归为类似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或者同性恋恐惧症等垃圾的“伊斯兰恐惧症”而扔到一边。这个概念以这样的方式也渗透到左派中间，因为在那里，他们使用‘外国人恐惧症’和上文提到的其他词汇。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这个“恐惧症”后缀把批评性分析和心理疾病的隐含意义结合起来。但实际上，“伊斯兰恐惧症”的关键问题是它被用在一些观点上，这一点和其他用类似方式组成的词不同。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等词更多地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如他们皮肤的颜色或他们的性倾向等。但伊斯兰不是一个种族，伊斯兰是一套观念，和基督教、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纳粹主义、印度教、或其他广泛的多样化的思想体系一样本质上属于宗教、政治或哲学。这一点并不因为包括伊斯兰分子在内的某些穆斯林坚决地相信自己的一套观念特别突出就能超越通常的辩论、发展和修改的这个事实而改变。如上所述，民主是建立在丹麦的两个民主格言“根据观点确定立场”和“坚持某个观点直到你选择另外一个观点为止”的原则基础上的。

　　哲学容易受到开放的和持续的批评和修改的影响，如果你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立场，你就自然欢迎试图以无法改变的形式坚持这个真正信仰的企图。但你不能强迫他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不能要求人家不批评。这正是‘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试图要达到的目标。在此，左派设计出一种对待伊斯兰的有用的态度，即不加批评地接受这个词以及它隐含的有意操纵和约束的影响。该途径也服务于瘫痪左派自己的反思能力的意图。任何对文化主义的批评都被歪曲或谴责为伊斯兰恐惧症。因此应该从政治上剔除出去。

　　接受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正是通过求助于强硬派文化概念而实现的，就好像真的存在伊斯兰人(homo islamicus)似的。在执行这个策略时伴随着伊斯兰的其他多种做法，尤其是企图赋予穆斯林宗教的命运特征，在任何情况下要求跨族婚姻中的男性配偶皈依伊斯兰，同时压制有关其他选择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反对惩罚叛教者的信息。(叛教者总是受到惩罚，或罚款，或“再教育”，或没收财产，或强制离婚即所谓的‘民法死刑’，或真正的死亡)因此，‘伊斯兰恐惧症’在口中留下特别的奇怪味道。这个词已经将宗教转变为种族。

　　为什么伊斯兰思想成功地渗透到国际论坛、政治左派和自由派群体呢?这是因为文化论证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这是通过文化的人类学概念即文化主义的流行实现的。它对民主辩论的危害尤其大，因为倾向于把本来的政治教条去政治化，从而招致人们的批评甚至侮辱。

　　政治观点本质上往往是片面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相互竞争，虽然作为通则，它们在更基本的层次上是团结起来的，依次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但如果一套教条或者政治运动被定义为文化，它就马上有了一种倾向使得其陷入平静，因为它不再被看作众多不同体系中的单一派别或可讨论的体系了。按照这个概念，文化是无法还原的有机整体。因此，文化不仅有权持续存在而且有权得到尊重，有以不变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得到保护的特权。在《日德兰邮报》漫画事件中，这个观点成为争论的话题，因为该报被指控侮辱了一种文化。

　　在我们的书《隔离政治》[2]中，我们问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主义者为什么他们相信批评、嘲笑或者伤害持不同观点的人是不合适的，如果如果遇到像《日德兰邮报》想表达的思想这个话题时该怎么做。伊斯兰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解释说，在发表任何东西前有必要首先加入你希望批评的群体的对话中。具体到讨论的问题，《日德兰邮报》应该先拜访“伊斯兰宗教群体”(Islamisk Trossamfund –穆斯林兄弟会的丹麦分支)以求得许可。这意味着民主讨论的后果非常明显：如果这个途径被普遍采用，任何观点的交流都将从公共话语中消失，转移到封闭的论坛中，以便优先在政党间协商。这种保护文化的结果将是封闭公开的公众讨论，放弃公民间的自由辩论。

　　如果遵循这个逻辑，将自然产生民主功能上的严重后果。《日德兰邮报》嘲笑了用宗教服务于政治的政治观点，正如库尔特·维斯特加德(Kurt Westergaard)的包着头巾携带炸弹的先知的著名漫画。但伊斯兰分子企图通过指控《日德兰邮报》患上伊斯兰恐惧症而使其丧失合法性。

　　无论如何，不管是改革派、革命派还是恐怖主义派，伊斯兰都同意社会应该根据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原则组织起来。当这被归类为“文化”，它就可能把任何外来批评当作“伊斯兰恐惧症”或“种族主义”而拒绝，因为批评者不“尊重”“文化”。纳粹主义在把自己塑造为古代德国文化的延续时，试图做类似的事，但在那时，批评家比当今左派更加犀利，能够透过言论的迷雾看透其本质。我们现在处于见证伊斯兰运动德奥班德学派(Deobandi)、瓦哈比派(Wahhabism)、萨拉菲主义(Salafism)和穆斯林兄弟会(直接受到意大利法西斯和法国法西斯主义者阿列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的影响)如何被“文化”论证保护的过程中。他们不是实际上的政治工程，而是当然(eo ipso)“不能被批评的文化工程。但只要文化进入政治领域，从定义上说它就必须像其他提出政治要求的组织、群体、政党、运动一样要被评判和批评。在这方面，不管是牧师、伊玛目、还是任何宗教的人士，都不能因为在提出政治要求时使用神圣的话语而比其他个人多一丁点儿的要求得到特别尊重的权利。

　　译自：Jens-Martin Eriksen, Frederik Stjernfelt Culturalism: Culture as political ideology

　　·[1] Brian Barry, Culture and Equality, 2001, 11-12.

　　·[2] Jens-Martin Eriksen, Frederik Stjernfelt, Adskillelsens politik. Multikulturalisme – ideologi og virkelighed [The Politics of Segregation. Multiculturalism – Ideology and Reality], Lindhardt og Ringhof, Copenhagen: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