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的扩展对个人生存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消费社会对于形塑个体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山寨这一实践现象放置于消费社会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理解，山寨实际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社会中底层消费群体的“拟像”，同时也被整合到整体性消费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过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山寨化与麦当劳化构成了整体消费社会中弱势与强势阶层的两种行动方式，山寨是底层消费群体反抗的一种弱武器。

关键词：山寨；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

 “山寨”现象于本世纪初在广东等省份出现，当时主要为作坊式IT工厂以模仿知名品牌起步，在手机行业扩展开来，并迅速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又几经演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文化现象。2008年以来，山寨现象真正体现出攻城掠寨之势，衍生出山寨电影、山寨明星、山寨新闻联播、山寨春晚等山寨文化现象，迅猛的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何理解山寨？为什么2008年成为山寨发展的一个拐点？显然，简单化的追捧与批评难以解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从后现代社会与全球消费的视野出发，将山寨这一实践现象放置于消费社会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理解，山寨实际可以理解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底层消费群体“拟像”过程，同时也被整合到整体性消费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过程。对于类似现象的命名从“草根”这一外来词向本土“山寨”的转变，也显示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变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山寨化与麦当劳化构成了整体消费社会中弱势与强势阶层的两种行动方式，山寨更应看作是底层消费群体反抗的一种弱武器。

一、何为山寨？

虽然山寨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现象的概括只有极短的时间，但是其作为事实状态的存在确有着很长的历史，其在2008年的登场也绝非偶然，而是应该从全球化扩展、网络社会生长、金融危机爆发的整体背景下来检视。山寨不但是整体全球消费社会的转变中一个重要的事件，而且也揭示了伴随着全球金融风暴中市场分割的变迁，特别是全球消费社会中原来像中国等这样一些归入边陲国家方阵经济体兴起而导致的秩序重构。如果说在经济繁盛时期，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消费教谕尚且能大行其道的话，那么伴随着金融风暴来临，各种品牌之后的虚伪性、欺骗性、暴利则暴露无疑，在中国这样新兴市场中既想争夺位置却又不肯放下身段的品牌，遭遇从产品、文化、身份的全方位山寨似乎也就成为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山寨现象本身包含两重现象，一种是早已存在的山寨产品，另外一重更为影响深远的则是山寨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后者的讨论却是由媒体、知识界等山寨外的主流群体所炒作起来的。正如评论者所言，山寨蔚为成风是媒体人用报道来渲染，文化人用评说来呼唤。[i][2]

从更为深远的背景来看，山寨文化不独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对于潜在消费群体的驯化与培养过程始终贯穿于整个过程，全球市场将“麦当劳化”的新秩序移植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国的非常6+1、印度的百万大富翁等等类似节目在几乎全球许多国家的热播，到节目设计、节目背景，甚至到主持人提问方式，都是以细微区别的方式复制、拷贝、拟像和变形着同一主题，不同但再现全球消费社会的逻辑与规则。换言之，“消费”作为控制一切的因素。它成了一种战略性控制的标志。不但如此，这种战略性的控制已经从实体的层面渗透到符号与意向的深层之中。由此，我们步入一个由生产、消费、展示和消费品使用所限定的社会秩序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物、需求、消费来组合。用波德里亚的观点来看，当代社会在马克思之后变成一个消费权力所影响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的公司集中注意力于管理消费和制造新的名牌商品的需求。符号价值—风格、声望、奢侈、权力等等表达和标志—成为全球消费社会这一新社会的第一法则，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只能通过购买和使用消费品来辨别自身和获得声望与地位，分析这个社会需要借助符号政治经济学来完成。

对“山寨”的认知与其说是一种建立在法律或者既有社会规范的负面现象，不如说是这种现象形象的概括了作为被治理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消费社会的不平等权力格局中的一种另类表达，而这个名词也不啻为对全球消费社会中这种普遍化现象的概括。从印度的宝莱坞之于美国的好莱坞，从QQ之于MSN，从Baidu之于Google，即使是在正规经济部门，品牌之间的竞争也是在越来越相似的市场中采取细微差别的战略获得成功。而涌现出的百谷狗搜索（baigoohoo）、百狗搜索（Baigle）等，除了在初期赚得眼球之后，在后期则转向了自我风格的塑造，模仿不再是山寨化现象的主要诉求，相反，在相像之外，山寨以自己非正统的身份为豪，正如舆论所言，无人不山寨，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山寨既确切的表明了在其传统寓意中占山为王，江湖之上的立场，又在现代的全球经济中可以理解为在难以逃脱秩序化的生活图景之外的一种消费身份的争取。

二、全球消费社会中的权力与分层

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并非作为满足需求过程，而是作为工业文明的一种典型模式,是一种体现工业时代积极的相互关联的方式,一种系统的行为方式和总体反应。在传统社会的生产模式中，通过消费的分层是通过一种艺术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本雅明所揭示，体现“韵味”的传统的艺术品具有了“膜拜价值”，人们对艺术品毕恭毕敬的和凝神专注的欣赏会导致“艺术的神学”。这一时期的消费实际上与本雅明分析十九世纪之前传统艺术品审美特征是相一致的，即是一种韵味的消费，这是一种无论有多近都会感受到的一定距离的“独一无二”的显现。“韵味”有两层内涵：一是距离感。欣赏者与客体近在咫尺也仍然能清楚地体会到艺术品客体的难以接近性。传统艺术作为审美的对象和人们崇拜的偶像存在，它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拉开了与欣赏者的距离。二是独一无二性。“韵味”基于原作的“原真性”存在，传统艺术品的膜拜价值建立在它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和它的独创性与永恒性之上。正是借助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韵味”，上层消费阶层与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区分开来，形成上层社会对于时尚和自身阶层的认识巩固。

但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艺术品的生产逐渐进入大规模的复制生产阶段，原有独占性消费的地位区分方式日益式微，“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的运用发展，不但是艺术的革命，而且适应了时代革新的呼唤、群众运动的要求，导致了其他传统秩序崩溃瓦解，从而使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批判和改革功能。” 凭借原有的消费实现的分层功能的失效，独一无二的“韵味”也逐渐被除魅，促使公司和上层消费者发现对新的消费社会实行管理的新方式。全球时尚正是这一新管理方式的有效方法，设计样式质量和价格机制有效实现了高素质人群与低素质人群的区别。炫耀性消费背后的社会风尚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社会规范，被厂商锁创造和操控，最终实现跨期利润最大化。

因此，消费主体在文化实践中趣味的区隔以及特定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受到结构上的约束。每一日常生活言行都是区隔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凸显性格，标新立异。品位、嗜好、生活风格成为场域中的“区隔符号”。[ii][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差异的建构。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客体的物质性，而是差异。通过差异性的逻辑，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构建出一套围绕符号的控制体系，“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实际上,现代消费就是一种通过物而拯救的等级逻辑,是一种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的拯救办法。[iii][4]可以发现，正是全球消费社会背后的这种权力符号系统塑造了山寨所模仿的整体系统。

（一）、通过符号建立差别操纵符号的系统行为

人们或许并不喜欢炫耀性商品，但仍不得不参与其中的缘由在于炫耀性消费推动了社会分离，将社会分割成各种社团，使得人们只能加入其中，因为诸如友谊、求职信息、商业机会资源在社团获取的成本大大提高。山寨消费品在青年群体中的普遍流行，也印证了初入社会的这一新群体通过建构成功者身份以获得社会认可的努力。公共物品的消费自然会存在搭便车问题，炫耀性消费恰恰能为地方性(或阶层性)公共物品产生一种针对团体外人员的排他性，高素质(收人)人群进行炫耀性消费以努力区别于低素质人群，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歧视性对比”，而是因为不能容忍后者搭便车消费地方性公共物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山寨的打压实际上有着深层的经济动因和阶层区分的双重因素，但在网络发达以前，大众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是困难的，他们总是被别人代表和表达，然而被代表与自我表达往往是有区别的。山寨的风云突起，实际上可以看做是长期以来被贴上“假冒伪劣消费者”的底层消费者反对这套符号系统的群体性反应。

（二）、通过符号获得拯救

在新的基于消费的社会分层中，任何一个个体所面临的挑战是直接的，因为通过个体的外表就可以划分其所在的阶层，所有的人在消费社会的场景中唯有紧跟着潮流才不至于被甩到社会的外层，消费社会成为一个从众且没有终点的竞赛。在任何一个时段和场合，所有的人都在从众和势力中左右为难，从众是因为“担心被认为是穷人”，而势利则是因为“希望被认为是富人”。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的产生依赖于社会规范如何通过相对收入来决定社会地位，消费者关于炫耀性商品的消费决策，建立在对社会地位提高与非炫耀性商品消费损失权衡之上。[iv][5]山寨恰恰是在从众与势力之间的一种机巧的、投机的生存策略，底层消费者对名牌的山寨化，正是通过消费名牌所具有的符号价值进行自我拯救的过程。随着整个山寨精神的扩展，一个庸俗的女生可以被称作山寨圣女，一种粗俗的着装可以叫做山寨装，一个恶俗的广告可以叫做山寨广告，一种拙劣的模仿行为可以叫做山寨秀，山寨本身也成为拯救的一部分。

（三）、消费是对人的一种强制力量。

消费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它是一种集体行为,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 “消费是一种确保符号调控和群体整合的系统：它是一种道德（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系统）同时又是一种沟通系统，一种交换结构……这种结构以超越个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将自己强加于他们。” [v][6]在这一社会中，精英不是由物品或消费来加以界定，而是由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以及他们对符号和人们进行操纵的能力加以界定。中等和较低的阶级则缺乏那些权力，因而他们被听任去考虑物品和消费。[vi][7]

在这种现代社会中的诱导和强制性消费与秩序化生活中，“我们无法逃避时尚。人们能够总是逃避内容的现实原则，但人们无法逃避代码的现实原则。甚至在反对内容之时，人们已经越来越紧密的服从代码的逻辑。” [vii][8]对符号的追逐也是无穷的。以消费来拯救自身的做法,实质上是将“生命的计划表达于一种飞逝的物质性中”。[viii][9]

三、山寨：模拟时代的拟像生活

在后现代时期，随着资讯、信息、符号和模式的加速和激增，商品的线形世界将在作为一种总体循环的时尚中得以完成。这直接促使产生一种后现代称之为“拼凑”的东西：“时尚粗糙地结合在一起，一年接一年，所谓‘一直’，行使着一种巨大结合的自由。”[ix][10]这种时尚被当代青年当作一种抵制各种专横手段—一种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目标的抵制手段所接纳。[x][11]客观的消费壁垒的存在使得这种抵抗必然转向波德里亚所说的“拟像”的世界，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的界限消失，真品与赝品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现实和想象的混合物，就连推销商品与服务的语气、语调与神情也像是各种相似而有不同的组合。

波德里亚展示了“拟像”变化经历的几个阶段：对某种基本现实的反映；掩饰和歪曲这个基本现实；对基本现实的缺席进行掩饰；不再与任何现实发生关联：它只是纯粹的模拟物本身。[xi][12]借助这个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山寨这一现象的演化过程。初期的山寨的确是建立在简单的模仿或者直接的假冒之上，但是维护已有商品权利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很快对这一现象进行打压，各种通过拆解、变型和模拟的形式被采借到商品的设计之中，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原有商品神似但已经有着明确区别的自身品牌，类似于卓别林在《独裁者》遭禁演之后变名为《大独裁者》一样，山寨在拟像之后获得了一种荒谬但合理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山寨现象是在机械复制和拟像之上的推进。

山寨产品向山寨精神的扩展，则是因为在整个全球消费市场所欲管理的底层消费群体的分化和解体。对现代人而言供奉哪一位神，除了个人的选择外已不存在任何终极的正当理由，在现代“除魅”的世界中已不再有任何“世界观”能够合法地命令集体一致同意。“向正统势力发起挑战，甚至取而代之。”“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这些正是《山寨版山寨文化与山寨现象》中宣言式的表白。弱者虽然难以自创空间并加以掌管，但在消费者的身份上将生产出战术操作，他们采取“时间换取空间”的操作方式，迂回渗入到权力之所在，鲁莽的将不同的元素并列在一起，目的是能突然产生一种灵光，对场所的语言进行不同的阐释，并试图打动听众，在系统的框架内有各种快捷方式、碎片、裂缝和侥幸成功，消费者的运行方式实际就是机智实践，庶民大众的沉默抵抗也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xii][13]但在这种“战术”性的斗争中，弱者并没有任何可以累积胜利的基础，或是建立自己的地位侵袭计划。也就是说，战术是狡猾的，是一种盗猎的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秩序领域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xiii][14]不但如此，弱者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抵抗，“弱者”对“强者”的胜利、聪明的伎俩、知道怎样成功地逃避、“猎人的狡猾”、花招、多重伪装、快乐的发现、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充满诗意的战争艺术。

总之，德赛图强调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并且自己“创造”了日常生活，消费者的这些做法和用法构成了一个反规训的网络，弱者虽然无力反抗现有的社会秩序，但是他们去采取避让但不逃离的策略，藉助行动者的即席创造力、或是拼贴能力，在消费中将自己的差异性迂回渗透其中。

四、山寨：底层消费的弱武器

在消费社会中，“政治、道德、经济、科学、文化、性”都是各种“重符号”，而时尚则存在于“轻符号”之中。[xiv][15]相较而言，后一领域为那些底层的行动者留下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强势阶层尽管可以设置难以逃脱的形形色色的麦当劳化，在“轻符号”领域的山寨化内在逻辑上也沿袭了强势阶层设置的规则，但是在实践活动中却可以为自己留下赋权的机会。就此而言，山寨不过是全球消费中教化的产物而已。但是一旦这种力量得以为排斥在消费市场之外的底层群体所掌握，被治理的大多数就会利用其所拥有的创造力来对抗权力的压迫，由于在越来越管制严密的社会中，正面对抗权力方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一系列用于维系消费社会特权阶层的制度与监督体系将会惩罚胆敢冒犯这个社会规则体系的底层者，比如在山寨化前期的假冒商品遭受到了来自法律和道德的严厉制裁，底层群体开始利用新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反抗。

美国政治学家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研究中提出了“弱者的武器”的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所谓“弱者的武器”指的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同那些索取者、压迫者之间平凡的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开小差、假装顺从、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它们几乎不需要实现的协调和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常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之所以称之为为‘弱者’，是因为那些公开的、有组织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想法和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也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山寨并不像直接的盗版等等那样可以简单的看作是一种法律或市场层面的侵权，而是调整中的全球消费社会的一种必然景观。

在一个不再有可能相信强者的社会中，弱者的反抗不但会获得某种含混道义上的支持，而且会衍生出新的权力构造关系。山寨本意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就此看来，当代的山寨消费确是全球消费市场中的绿林好汉，招安还是造反，才是他们在这变幻链条中的关键。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山寨和其所反对的全球消费霸权的对峙，不过是一种各自合理之上斗争的两败俱伤，在变迁了的消费秩序当中，基于全球的伦理重建也才是正道所在。

参考文献：

[ii][1]焦若水，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区与城市社会学研究。

[[ii][2]]白烨，山寨文化之利弊[J]，社会科学论坛，2009.3

[[ii][3]]Bourdieu, Pierre, 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198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i][4]]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7

[[ii][5]]Corneo, Giacomo & Jeanne, Olivier, 1997.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snobbism and conformis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Elsevier, vol. 66(1), pages 55-71, October.

[[ii][6]]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 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3

[[ii][7]]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 M]，华夏出版社，2003：113

[[ii][8]]Baudrillard, Jean.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98

[[ii][9]] [法]尚·布希亚，物体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66

[[ii][10]]Baudrillard, Jean.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89

[[ii][11]]Baudrillard, Jean.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98

[[ii][12]]Baudrillard, Jea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1981:11

[[ii][13]]de Certeau, Michel 1980, On the Oppositional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37

[[ii][14]]转引自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182-193

[[ii][15]]Baudrillard, Jean.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