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克里斯托弗·纽菲尔德写到，只有少数“创意阶级”能获得固定模式带给所有知识工作者的创造性和自由。在这群精英下面生存着众多“固定兼职者”，他们非常胜任从事的工作，但并非不可替代。在美国大学体制中(欧洲有类似情况)，高等教育的接受者越来越适应知识经济中的工作方式，虽然其独立性和社会保障都已遭受很大削弱。

　　关键词：知产阶级;结构;沉默

　　Abstract:

　　Only a small "creative class" achieves the creativity and freedom attributed by stereotype to all knowledge workers, writes Christopher Newfield. Below this elite exist far more numerous "perma-temps", who are highly qualified yet interchangeabl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system, which has parallels in Europe, recipi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increasingly prepared for a working life in a knowledge economy where independence and social protections have been eroded.

　　Key Words: cognitariat; structure; silence

　　富裕国家的许多人认为，既然企业界和政治领袖都同意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也都支持知识生产的增加，支持从事这种基础研究的大学体制。然而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领导者在忙于削减高等教育的开支，降低生产学位的成本。虽然口头上说经济的未来要依赖科研和教育体制，但行动上却一直在限制和贬低它们。富裕社会在相信自己的未来取决于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工业时，为什么要削减高技术知识的资源呢?知识经济显然需要庞大的中产阶级，需要一个拥有大量高校毕业生和知识工作者的社会，与此矛盾的削减逻辑是什么呢?

　　其实，只是在我们假设当今知识经济的领导者实际上在培养庞大的中产阶级，渴望提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相信知识经济需要众多大学毕业生时，才存在矛盾。相反，如果我们假定知识经济的政治和企业领袖只是在寻找以知识为基础的明星制造者的少数精英，那么，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不停跌价就更容易理解了。

　　管理和分裂

　　在过去近40年里，美国众多评论家认为知识工作意味着独立性、创造性、甚至解放。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学之用》(1963)描述了大学及其知识工作者对先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功能。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7年的《新工业国》中看到接受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构成了管理大公司的“技术专家体制”。1979年芭芭拉·埃伦莱克和约翰·埃伦莱克(Barbara and John Ehrenreich)把“专业化管理者阶级”(PMC)定义为从前二元阶级动力学的新主导力量，罗伯特·莱奇(Robert Reich)1991年的《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把“符号分析家”定义为新统治阶级，该术语被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2003年重新命名为“创意阶级”，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流向这个阶层。最充分认可自主的知识阶级的观点来自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他在柏林墙倒塌后马上提出了知识工作导致“后资本主义”的新视野:

　　知识社会的领导者群体仍然是“知识工作者”、知识管理者(知道如何把知识分配到生产中使用的，正如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分配到生产中使用一样)、知识专业人士、知识员工。实际上，所有这些知识人都将被组织聘用。但是和资本主义下的雇工不同，他们不仅拥有“生产手段”而且拥有“生产工具”。 [1]

　　但是，知识公司想要这群知识劳动者吗?有很多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想要。第一个证据是高技术公司已经很出名地将劳动力和工资结构进行细分，其中蓝领工人难以赚到养家糊口的工资。第二个证据是当公司业务增大时尽可能多地招聘临时工。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微软公司就因为聘用“固定兼职”而遭起诉。这是指拥有不同颜色的标签和更低工资和福利的二等员雇，虽然他们往往在公司工作了很多年。[2] 第三个证据是这些公司像任何工业企业一样喜欢大裁员。[3] 第四个证据是2000年时硅谷中“高技术就业”的大量职业岗位缩减。第五个证据是高技术领域整体的直接就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或者STEM职业) 只占2007年美国所有工作岗位的5.2%，这意味着高技术公司不能把自己看作吸纳大量就业的源头。

　　美国有大约七百万STEM就业岗位，而高等教育体制每年培养出大概二百三十万学士、硕士、专业学位和博士学位(所有领域)。[4] 这意味着美国大学三年就可以再生产出STEM的整个劳动力需求(如果把副学位也包括进去只需要两年)。如果一个正常的STEM岗位持续30年，我们使用大概的数字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大学生产出的毕业生是知识经济的人才需求量的10倍还多。

　　知识产业的问题不是该如何创造出知识工作者的大军，而是相反：即如何限制招生数量，管理生产成果。按照我们简单化的计算，在知识经济内工作却并不直接生产技术知识的90%的大学毕业生该怎么办呢?

　　通过知识管理进行分层

　　很大一部分答案是把他们降为低一级工人。这种模式是1990年代出现的分类形式，随着在电脑环境下长大的大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口味和技术非常符合建设因特网和相关产业的需要。其中一个术语是“知识管理”，该术语在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 A. Stewart)的书中被特别清晰地程序化。当时，斯图尔特是《财富》杂志的编委之一，后来成为《哈佛商业评论》的主编。知识管理是抱着万分之一希望的体制的一部分(违反经济证据的)，“企业中人力资源越丰厚，也就是说很难替代的人从事高附加值工作的比例越高，企业对自己的服务的要价就越高，与竞争者相比就更有优势。”这里的推理是一家公司如果能“让竞争对手在获得可匹敌的技术时比自己更新技术更加困难，”它就能繁荣发达。[5] 因此，知识管理不是橱窗展览，而是公司在激烈竞争的新经济时代创造人力资本的大问题，与公司的生死休戚相关。

　　斯图尔特区分了三类不同的知识和技能。C类(我的标记)是“很容易获得”的“商品技术”，这种技能的所有者是可替换的。此类包括大部分“粉领”工作，涉及到“打字和愉快亲切的电话交流”等技能。B类是“优势技术”(leveraged skills),它要求高深的教育，能够为聘用该技术的公司提供明显的附加值，但许多公司拥有这些技术。电脑编程员或者网络管理者是此类雇员的例子，他们是经过漫长和艰苦的工作后才获得这些知识技能的，但这些人相对来说也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进入这个领域可能就是因为它规模大，这或许向他们传递了信号，所以在上大学时选择该专业，渴望孩子工作稳定的父母也赞同，他们都觉得“高科技经济总是需要电脑支持方面的专家。”[6] 是的，不过并非多么特别的电脑支持专家，而且工资不高。

　　A类包括“专有技术”(proprietary skills)，斯图尔特把它定义为“一个企业在做生意时所依赖的本企业特有的人才资源。”[7] 知识管理者必须养育和造就直接为公司专有知识做贡献的技术，消除(或者大幅度减少)第一种知识工作者，他们的技术是可替换的商品。只有明星生产者–那些创造专有知识的人，那些使公司有资格寻租的人,才能成为公司保留、支持、培养和给予优厚待遇的人。

　　特别有意思的是B类技术,指那些拥有“优势技术”的人，是位于中间的最大群体。该群体的部分人不一定有大学四年的本科学位，包括“工厂的技术工人或经验丰富的秘书”或后台办公簿记员。这些办公室人员拥有会计技术和有关本公司运作的众多非正式知识。他们还拥有以经验为基础的文化知识，这些是无法轻易程序化或转移的。这些知识能帮助他们辨别出模糊的数字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以前见过，或者知道要获得项目批准，哪个路径慢哪个路径快。这些知识在多种方式上能帮助公司提高效率和利润。坏运气:他们或许接受过培训，聪明，宝贵，甚至必不可少，但并不被看作直接为公司利润做贡献的人。因此，优秀的知识管理者试图把这些人的部分非正式知识程序化，排除掉无关紧要的其他东西，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人的工作外包出去。

　　该中间群体的另一部分包括用高端技术生产很多附加值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在付出高昂代价和辛苦努力后获得知识的人，如用某种电脑语言编程，但这些工作类似其他公司的同行。知识管理对待这些员工就像对待非大学毕业的同事一样。他们必须被转变成直接为公司专有知识做贡献的特殊专家，否则就可能被解雇，他们的工作被外包给特别擅长这些技术的公司。这些员工的成功类似战后大学的成功:他们完成学业，功课好，可靠、勤奋、灵活、聪明，但是和其他大学的同行太相似了，无法增添独特的价值。他们“非常优秀”但不“特别”：他们很能干，但并非专有人才。知识管理坚持认为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与其他生产工人没有差别：准确地说，他们没有错，但他们不能为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东西做贡献：即通过独特技术创新而拥有的专有比较优势。知识管理在1990年代将人们对待白领工人态度的重大变化模式化，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可替换的，就像从前的蓝领工人兄弟一样可以随手丢弃。

　　一旦知识管理根据知识工作者对公司专有产品的重要性来确定位置，其他主要目标随之出现就很容易理解了。该目标就是把人力资源变为结构资本。大部分专家为知识管理者提供了斯图尔特曾经给出的建议：认识他们及其重要性，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源，但不要过于放任和宽容。“给资金太多，你将希望得到可交付物，但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得到的可能是该群体想交付的东西。”[8] 知识工作者独立性过大，将成为有效使用知识的过程的威胁。到了1990年代末尾时，因为知识精英稀缺，加上流动性强使得他们能够待价而沽，这引起公司形形色色的抱怨，他们说程序员太娇惯纵容，言行像青少年，哀叹不可一世的“金领工人”阶层的崛起。给予知识工作者讨价还价的力量与公司把知识价值最大化的任务是格格不入的，更不要提给予其自治地位了。

　　只有满意的知识工作者才能满足公司对专有知识的需要，使得公司赚取像租金一样的利润，所以一般来说，像所有工人一样，知识工作者满足感的核心来源---自治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工人自我管理造成永久性的忠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工作者需要知识管理者的程度与产业工人需要专业化一样，甚至更多。知识经济的管理包括把专有知识员工与知识工作者大众区分开来，然后将后一群体的独立性和社会保障最小化，就像更早年代对待产业工人那样彻底。

　　分为三个等级的大学

　　与此同时，美国大学遵循了不寻常的类似路径。大学教师是出类拔萃的知识工作者，四年制大学里的几乎所有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许多教师也搞一些科研。但在过去30年里，缺乏全职或者长期聘任协议的教师比例已经翻了一番。如今，美国大学里70%的教学工作是由临时教师完成的。即使在资金最雄厚的理工科领域，“全职教师的比例从1970年代初期的87%下降到了2003年的75%。”[9] 这些没有终身教授岗位的教师在大学管理上没有发言权，对所在院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与校方签订了短期聘任合同，或一个学期或五年。与全职教师相比，他们是明显的二等公民，在很多情况下一旦经济情况严峻就可能被解聘。

　　过去30年里最重要的趋势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间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它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不平等最显眼的地方：2005年，哈佛花在每个本科生身上的钱是六万美元，加州大学的花费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其他差距如毕业率、师生比、录取率、教师工资等也在扩大。如果说美国现在拥有三档高等教育体系，这并不算冤枉。位于顶端的是常青藤大学，它们教育美国当前一千八百万大学生中顶尖的1%学生。欧洲人可能都听说过这些名牌大学，如哈佛、斯坦福、杜克、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大学等，它们也全部位于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列。接下来是150所“选择性的”的学院和大学，这些学校在本地之外也有良好声誉。其中包括一些研究型公立大学，如威斯康星、密歇根、北卡罗莱那、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等很多。

　　第三档的大学有3500多所。它们往往专注于招收本地学生和职业训练，与上面两个梯队不同，它们的招生原则几乎是来者不拒，拥有的资源捉襟见肘。这些学校往往是“社区学院”。没有理由假设这些地方的学习和学术利益就一定低劣，但是，不管学生在教室里学到什么了好东西，这些学校授予的众多学位并不能给持有者在就业市场上带来任何特别的优势。这些学院的毕业生虽然获得了有意义的认知技术和专业资格，但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社会优势。学校关注的是基本求职能力，根本不管社会流动性问题。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看作社会领袖愿意花钱进行知识培训的唯一目的地。这里是真正的“知产阶级”(cognitariat)培训基地，培养的是适应严格管理的知识工作者，很少知识管理者。实际上，这里的课程设置从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指向即刻的工作技能培养了。

　　类似的阶梯长期以来就是欧洲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现代化只是让它变得更糟糕。法国已经拥有大学和高等学校(grandes écoles)的两档大学体制，萨科奇政府通过的“大学自由与责任法”(la loi relative aux libertés et responsabilités des universités)(2007年8月通过)使用了大学自由概念来扩大资金供应的不平等，这将导致国立大学体制内的校园等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德国“十大名校”竞争是另一个例子，也是在教育政策的制订上对国际排名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的回应，虽然这种排名把拥有没有可比性的国家教育传统和不同社会使命的大学混合在一起。

　　划分等级的做法阻止了人们对大学体制的真正问题做出直接回应。问题在于普遍存在的资金缺乏，法国和德国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只有位居国际排行榜前列的美国名牌大学的花费的八分之一。明显的反应措施应该是扭转高等教育投资占个人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按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理由，上大学是对美好未来的很好投资。这种论证当然在美国传播，但是并不占主流。即使在大学细分对教育的伤害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不觉悟呢?

　　作为开放式创新的认知资本主义

　　除了富人和名人愿意少交税这个事实外，还存在一个建立在知识产业基础上的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原因。现在知识产业的创新战略是拒绝产业时代的管理干部和白领工人大军。它们拥有的战略是相信自己能够从创新中得益，同时在固定的知识基础设施中无需支付主要的“沉淀成本”。这种创新战略依靠举债经营而不是投资，依靠与自己劳动力队伍的破坏性关系而不是治疗性关系。

　　高科技大学-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现有情景可以被总结为影响很大的“开放式创新”范式。被称为开放式是因为它试图回应知识工作者理论中的真正洞察力，也就是说知识现在并不稀缺，而是常见的东西，不是少数人拥有而是广泛地分配在社会中，知识流动的方式连实力最强大的公司也无法控制。正如与这个概念关系最密切的金融学学者亨利·切斯布洛(Henry Chesbrough)说的，靠技术推动的企业必须学会操作“庞大的知识风景。”[10] 曾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后来在微软公司担任首席知识产权战略家的马歇尔·菲尔普斯(Marshall Phelps)说“1970年代，大约80%的重大创新都来自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实验室的单个公司，但研究已经显示，到了21世纪初，三分之二以上的重大创新都涉及一定程度的机构间合作，不管是私人公司间还是公司和联邦实验室或者研究型大学间的合作。”[11] “开放式”创新系统接受劳动力的高速流动和超越机构界限的价值合作，尤其是和大学的合作。开放式创新理论倾向于把价值理解为个别知识工作者在复杂的社会网络内创造出来的，把跨界合作看作知识经济的核心。

　　但是，开放式创新战略的目的是把社会合作创造的价值吸收到公司里来。菲尔普斯注意到开放式创新像“封闭”创新一样也是建立在知识产权基础上的。差别在于“知识产权不再仅仅被看作负面的权利，”阻止别人使用你的知识财产或者以购买执照费的形式抽取使用税，“从现在开始，知识产权的最大价值将不再是作为打击竞争者的武器，而是作为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桥梁，这些机构能够让公司获得成功竞争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将把依靠微软产品的小公司、次级承包商、客户联系起来组成网络，通过一个作为够成性的法律和技术标准的跨机构证书体系将所有分散部件组合起来与微软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

　　菲尔普斯和其他开放式创新理论大师已经辨认出真正的市场主宰不能从向对手发起公开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来获得，因为这意味着你疏远客户和盟友，你的公共形象遭到破坏，失去获得别人发明的机会，也失掉大笔不动产。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在给予潜在竞争者东西的时候，说服他给你接触其发明的机会作为回报，即便不是直接控制，你至少能够影响比以前更大的企业系统。按福柯的意思，通过从主权到管理的转变，像微软这样的开放式创新公司使用开放的战略并非要打破自己的垄断而是进一步扩张了垄断，这恰恰是因为它使得公司更灵活。开放式创新给予小公司接触成熟市场的机会，在参与微软的品牌时可以获得一些知识产权和金融支持。而对大公司来说，开放意味着多语种帝国的奥斯曼式扩张，但它的所有行动都能体现规范的印记。

　　当时最成功的知识公司是那些最善于使用别人钱财和发明的公司。这个游戏的名字就是杠杆。比如世界主要的电脑处理器制造商因特尔(Intel)找到一家现有的实验室，它已经拥有充分的资金和人员，同时还有联邦政府拨款和大学捐款。然后提出研究课题和人员的建议，资助一个课题。这种花费要远远低于公司自己进行研究(技术转移专家的非正式估计是，像因特尔这样的公司支付给大学实验室的费用只有因特尔自己研发成本的5-10%)。这当然是大学本来可能没有的钱，而且有时候伴随而来的还有因特尔公司人员的技术指导和最先进的设备。由于这些资助，因特尔有机会接触研究成果，常常独占一段时间，得到或许能变成知识产权的有用发明的最佳部分。大学通常不会泄露资金数目，这对大学不利---但是它们确实会宣传自己与像因特尔这样的名牌公司的联盟关系，吹嘘临时的研究成果。对因特尔来说，这个战略是成功的，因为它吸收了别人的发明，用低廉的价格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产权。

　　开放式创新对知识工作者有清晰的隐含意义。他们对公司的价值并不仅仅因为是在为公司工作。因特尔或许找到一个大学的一帮毕业生去做与某个产品开发项目有关的工作，取代从前做这个工作的公司团队。因为有利可图的知识能够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地方得到，管理者没有动机像初创时期对待知识工作者那样或者像对做出有意思东西的政府实验室或者竞争者公司的员工那样忠诚。无论是个人或者群体，即使工作非常出色，任何员工都将按知识管理的术语来评价:他们能被自动化么，能被外包给更廉价的工人么，能成为专有知识的来源么?只有最后一个群体才能得到支持和保护，其余人虽然常常被留下来，但只能享受二等的工资、资源、和工作条件，这在大学已经成为正常现象了。从逻辑上说，开放式创新试图尽把大部分知识工作者都变成流动性的。这意味着保留绝对忠诚者，保留生产专有知识的少数员工，与此同时把机构对其余员工的承诺最小化。

　　通过不平等管理

　　像认知资本主义的其他理论家一样，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预测到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管理者之间政治紧张关系的到来，曾撰文谈到阶级斗争转换位置来到公共空间的新领地。[12] 冲突是真实的，但反抗很软弱。美国大型研究型大学根据教育类别分配不同程度的资源。专业学院每个学生获得的资金是本科生的三倍，医学院学生平均获得比本科生多10倍的资金。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得到的资源也不平等：在一个案例中，工科专业的学生得到的资源是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五倍多。这些经济上的差别通常被同样专业地位的说法以及缺乏精确描述各自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情况所掩盖。

　　这里有个最近的例子。2009年，加州大学系列的教师被给予“减薪休假”待遇，意思是减薪8%左右，同时可减少工作量8%。许多教师决定他们愿意在上课期间使用这些休假：取消某些课程。有些人这么做是为了在教学和科研之间进行时间分配。其他人休假则是为了让大众“看清预算削减的事实”，以便人们看到州政府预算削减对高等教育的伤害。这种抗议主要发生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他们比理工科老师上课多。教师的正式代表机构“学术评议会”全体一致同意在上课期间使用有些休假。但在2009年8月末，加州大学所有校区的首席学术官宣称上课期间不准使用减薪休假，这种干预教师上课安排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方案，那些拥有校外课题基金的老师(主要是理工科领域的)可以用课题基金弥补工资损失(如果受助人得到这样许可的话)。

　　行政部门行动的单一后果是，大学管理者已经否决了教师自主处理教学问题的传统，把教师分成拥有校外课题基金和没有基金两类，使得前者能够避免减薪损失。这是知识管理的常规做法：首先否认组织内知识工作者的自主性，接着根据知识工作者是否对组织的现金流直接做贡献而进行细分。加州大学校长把拥有校外课题基金的教师称为“创业者”，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提到肯定要保留这些人。为大学的日常工作努力的忠诚者只能处于第二级别，他们的“创业”活动如开设新课和备课，启发学生思考，通过创造性劳动创造的价值等完全被忽略了。

　　三个等级的压抑心理

　　知识工作者群体内的这些等级差别造成人们的愤怒、消沉和瘫痪。胜利者或许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但不愿意损害自己的优势，觉得自己很难为整体机构的改变做什么。那些从该体制中得益的人往往忽略问题，很少有例外。而失败者的反应通常是既愤愤不平又犹豫不决。在加州大学，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大规模罢工，而是混乱和零散的战略。愤怒的根源很明显：遭遇歧视的委屈、创造价值的劳动被漠视甚至被否认。犹豫不决则来自一种徒劳夹杂着焦虑的意识，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如果仓促行动可能遭到伤害或导致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因为在知识经济内，组织的纽带是无异议的，因为主流的价值是能够用金钱衡量的回报，失败的知识工作者不能指望与高级管理者的稳定关系。这对拥有终身教授职位的老师来说也是真实的，虽然上级领导不能随便剥夺他们的工作，但可以轻易拿走他们稳定的、荣誉的、权威的、显眼的地位。

　　一个常见的反应是受到伤害的自恋情绪。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很早就辨认出来官僚体制中的这种常见现象，人们觉得“专业晋升变得更少依靠专业技能或者对公司的忠诚，而是靠“可见性”、冲劲、个人魅力和印象管理。”[13]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工作者的特征是其独立性，这是关心自己形象的人要防止的特征。他们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强迫组织进行有意义的改变来争取平等地位的做法，多数热衷于维持与上司友好的私人关系，这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从而导致更进一步的怨恨、依赖和麻木。

　　认知资本主义内部的知识生产和占有模式确实存在着冲突，但这并不转变成戈尔兹所说的像阶级战争那样的政治冲突。分析家常常认为两个笼统的现象能够破坏生产性对立，类似于认知资本主义的对立。第一个是贫困化(immiseration)，其中条件恶劣导致暴乱出现。第二个是效率低下，其中精英阶层对浪费金钱、控制他人感到厌烦，无法让因为劣等待遇而搞得郁郁寡欢的最后20%的知识工作者振作起来。这些在知识经济中都不起作用，因为知识工作者群体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属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责任意识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能产生很好的效率(在不能达到要求的地方面临下岗和关门的威胁)。

　　如果我们使用在美国讨论中难以容忍的严厉语言，就可以说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中看到法国大革命前旧政权的阴影，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的三个社会等级又回来了。

　　第一等级：国际水平的政治和企业管理者只对庞大国民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权力基本上依靠过去几十年不断加剧的财富集中，从莫卧尔人小圈子和豪门家族向外扩张，包括了每年赚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贸易商、银行家、和企业老总。这个阶层下面的人首先是美国劳动者最上面0.1%的人，2007年他们的收入都在160万美元以上，但更好的表达方式是“年收入在9.5百万美元以上的1.5万个家庭。”[14] 它偏向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领域，其大学主要是常青藤学校，如哈佛、耶鲁等再加上斯坦福、麻省理工、或许还有杜克等其他几个，全都是私立大学。

　　第二等级：这是高技术僧侣，主要提供高度完善的法律、管理和金融技术使得成功的企业和投资如信息技术、通讯、银行、医药等垄断寡头获得高额利润。医疗和工程知识仍然很重要，虽然变得更加间接了。他们的收入使他们位于顶尖的1%(2007年年收入在35万美元以上)[15] 他们说的法律、管理和金融等专业语言甚至令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本领域专家都听不懂，维持一个看不见的所有权结构和利润丰厚的交易帝国，只有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偶尔出现的灾难情况下才能使其存在大白于天下。

　　第三等级:新第三等级的特征是剩余人口中无论上层还是底层都能感受到的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和政治上的无力感。自1970年代以来，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社会几乎80%的人的收入都没有得到提高，他们在美国的无论净资产还是金融财富在美国财富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1%人口下面的19%的人在这个群体里表现最好，但它也看到自己稳定的退休金转变成了互助基金，在2008年秋天，价值损失四分之一。这群人看到自己的医疗保健开支飞速上涨，看到本阶层在过去20年的大规模裁员大潮中不断减少。他们的孩子为了获得稳定和富裕的前途这个越来越令人怀疑的说法而上大学，结果背上越来越多的债务。这个等级包括建筑业、农业、服务业的蓝领工人，也包括大量知识劳动者，他们的工作需要有大学学位，额外的专业知识，复杂的实验性“专业技能”，如护士、社会工作者、会计师、都市规划师、建筑师、讲授人类学和艺术史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虽然这个等级的上层享受比底层更好的生活机会，但该等级所有人的工作条件都不如20年前那么安全，他们的创造性更少得到尊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

　　这与法国大革命前三个等级的对比显然是不准确的，但其社会分层类别在几乎所有富裕国家都在加剧和凝固化。它代表了黄金时代观念的彻底失败：即通过消除贫困就能实现多数统治、大众繁荣、普遍平等、文化进步。匮乏又回来了，除了位于社会顶端的1%外，所有人都觉得匮乏，他们疯狂地积累完全无法消费的个人财富，这个行为本身促成了对匮乏恐惧的恐惧。因为即使受到最好教育的少数人也生活在这些精英帮助创造出来的没有保障的世界里。芭芭拉·埃伦莱克称为中产阶级的“下降恐惧”现在定义了大部分知识工作者的生活。知识管理是要在他们周围划一条线，在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之间划一条线，一边是仍然能够享受黄金时代安全保障残余的专有知识创造者，一边则是仅仅受到良好教育、接受过高级培训、工作特别卖力的人，他们的表现很精彩，但单位感受不到他们的影响，而是流到社会不那么显眼的成员如学生或者整个社会中。

　　我看到处理所有这一切的双轨战略。第一个是揭示第三等级及其机构支持其他两个等级，越来越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暴露这两个等级举债经营、免费搭车、隐蔽补贴等手段，如公立大学支持私有企业。第二是重新想象和表达其他90%的知识工作者，非技术性知识劳动者(传统意义上)有关多样性、平等、正义、可用的技术、可持续发展以及众多能够改造世界的其他思想等更广泛社会和文化使命。大学是开始这个重新思考和表达的好地方，它需要假设后康德式教师平等，通过非专有知识工作者的服从让人们感到受所有知识丢失的痛苦。

　　本文的更长篇幅最初发表在网络杂志Edu-Factory上。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纽菲尔德(Christopher Newfield)，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英语系教授。1988年获得康乃尔大学美国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公立大学的取消：对中产阶级40年的攻击》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 Forty Year Assault on the Middle Clas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和《常青藤与产业：1880-1980年美国大学的创立和生意》Ivy and Industry: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880-198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杜克大学出版社，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