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是《史华慈论中国》这本书里的一篇短文，它提出的问题却引人深思：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但我更愿称之为“深层结构”。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兴趣呢？因为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

　　史华慈这里所说的“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中国思想史上，正如史氏所言，从没有人敢于给它设计另一套替代品，从而避免这个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所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

　　对于李约瑟的那个著名问题，有些人可能还聊以自慰，我们历史上毕竟有过技术领先的时候；而对于史华慈的这个问题，关于最高权力的探讨，还真让我们无言以对。在中国的漫长发展史上，它实际上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我们的先人从来没有古希腊时代那种城邦民主的尝试，也没有古罗马共和制的权力架构。虽然老子有过小国寡民的设想，但那是历来的主流思想家根本不屑于考虑的。

　　怎样对权力进行制衡，特别是对最高权力进行制衡，以防止其带来的巨大弊端，一直是中国古代士人们的一块心病。儒家思想家所开出的医方，也只有对皇帝进行道德的教育，用正心诚意来格君心之非，以道德的游丝来矫正君权的出轨。但历史证明，道德的作用在现实的利欲面前所占的砝码太轻，权力的列车一旦发动，只有相应的权力才能让它停下来，而道德，则有点像没赶上火车的旅客，只有落得在旁边自怨自艾的份儿。

　　史华慈自己给出的解答是中国的传统士人惯于把这个深层结构的替代想成是“乱”，故不敢去改变它，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超过了一切，所以不敢质疑或挑战这个深层结构。

　　当然，史华慈所说的大致不差，怕乱可以说是点中要害。但除此而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呢？

　　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奠基期，因为战国的纷乱，各派的思想家大都设想着一个大一统的天下格局。这其中，墨家的思想里有尚贤、尚同的观点，特别是其中的一句话，还让许多人产生了无限遐想：“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殊不知，墨子说这句话是有前提的，那只是在上古之时，“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这如同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尧舜禹禅让一样，是不可能施之于他们当时的时代的。而且墨家的“尚同”，是要思想和舆论的高度一致，不容异议，如果真的实行，也不见得比秦始皇高明到哪儿。西汉时，虽然武帝列儒学为独尊，但儒学也只是政权的装潢，关于终极权力的话题还是不容讨论的。公羊学家符节令眭弘在昭帝年间，上书请汉室学尧舜禅国让贤因而被诛（《资治通鉴》卷二十三昭帝元凤三年），就生动地讲解了皇帝对于儒家思想活学活用的底线。

　　自从日本的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转型论以后，许多人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中国从宋朝起便进入了近世，就像西方从中世纪到了近代一样。但中国的宋朝真的是那么开明了吗？宋朝虽然以思想的创造和政治的宽松著称，而且也出现了中国空前绝后的文化成就，陈寅恪先生就认为赵宋一朝的文化达到了顶峰，按之史实，也确属事实，但宋朝实际上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也要比唐朝进了一步：宰相之权削弱，朝堂上“异论相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而结果呢，一旦金人兵临开封城下，掳走皇帝，偌大的帝国立刻变得六神无主，竟然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政治和思想的双重枷锁，使得士子们的阳刚之气被阉割，中国从宋朝以后，连曹操式的“奸雄”亦不可得。其实曹操的这个“奸雄”之号，也是宋代才开始臭名昭著的。横槊赋诗、慷慨激昂的曹操，无尽的雄杰气概，在后世人眼里成了只知阴损犯坏的小丑形象，单单这一点，亦可看出中国文化审美心态的前后巨变。理学重道德的修养固然不错，其对于中国社会日后的发展贡献，也不容忽略，但不能否认，理学所倡导的偏重道德轻视事功的倾向，还有它那过分的内省自律，正好为专制帝王起到了为渊驱鱼的效果。读书人的大丈夫气概日渐消亡，英雄豪杰只有在草莽中孕育，从梁山泊里诞生。宋、明两次亡于外族，无疑与宋代以来主流思想的自宫与内敛不无干系。明人钱谦益有句诗，曾深得陈寅恪先生激赏：“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初学集·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钱氏此诗的感慨是针对明朝廷满洲战事的失策、自身的不遇，其实也何尝不概括了当时士人的苦闷。以钱谦益而论，自负的廊庙之才，东山之志，却在诡谲世局的播弄之下成了后人嘲笑的丑角。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制度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士人的不幸，背后是社会的不幸。明代晚期的一派繁华，一眨眼间便成了梦呓，歌台楼榭转首间成了荒原瓦砾，谁又是罪魁祸首？这种权力结构，造成的是无人能逃覆巢之卵的悲剧。如果严格比对西方的近代，也许只有在民国肇建以后赢来的思想解禁局面，方可相互比照。

　　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西方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史华慈也曾说过，西方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宪政民主。它的起源又在何处？散处海岛，航海殖民，贸易四方，重视契约，合伙经营，个人冒险精神等等，或许可以解释它的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原因。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曾论证了西方文明是与其他大陆型文明很不相同的一个另类。其他文明的城市、国家产生的过程中，政治程序（而非技术、贸易程序）都是主要的动力；而现代的西方文明从苏美尔文明起，历经巴比伦、希腊、罗马直至今日，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从文化底层突破出来的某些异质。这种文明产生的财富的累积和集中的程序，主要不是政治程序而是技术、贸易程序，这可以在两河流域的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中得以证实。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另类，它是以商业文明为根基的。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个比较重视商业的王朝，从一开始就立下商业税则方面的良好规范。这也许是它比较独特的朝代性格的一个渊源。商业文明，则相对注重个体思维，包括真善美的观念，都是从这一基础发展而来的。

　　中国人注重群体思维，仁义礼智信，忠孝观念等等，反映的都是这种族群性格，加之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成大都是变家为国，家族性格便延续在国家结构的诸层面，思想当然不能例外。春秋战国，诸侯争雄，才有了思想的大繁荣。但以诸子的思想底色，恰如史华慈所言，要找个“圣帝神王”的家长制的“替代品”还真是很难。

　　朱熹的新儒学，虽在天理的层面为中国人找到了思想的终极关怀所在，心灵的归宿有了着落，但入世的一面，仍然混沌，格致正诚并不能必然达到修齐治平。因为现实政治的残酷，帝王的所作所为往往是跟儒家的主张对着干，简直就是各走各的道。所以余英时先生才认为明代的阳明后学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为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

　　由于君权的取得靠的是血腥的暴力，君权的讨论越到后来越成为禁忌，读书人自己是不敢做这毁家灭族的勾当的，最多也就是做个军师，出个谋划个策还可以，挑头是不行的。气数、天运、王命等等话语，反映的是人们对这个权力的畏惧与谨慎，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迷惘。这种观念，在接触到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之前，是占据主流的。权力的怪圈跳不出来，自身的权益都无从谈起，怎么能谈得上进入近代的启蒙时代！

　　中国到底宋代以后走出了中世纪吗？“发现世界和发现人”，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虽然宋代士子从范仲淹的时代开始就高扬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士大夫对于政治的参与热情高涨，但他们心中还是严守着一把尺子，那就是忠孝的观念。宋代《春秋》学首先兴起，原因就是其“尊王攘夷”的观念合乎了潮流，外抗夷狄，内树君权。树立皇帝的权威，当然要压一压读书人特立独行的自由散漫之风，任何对于皇帝的不忠或不敬，都被他们自觉地消弭于无形。相对于魏晋六朝或隋唐士人的个性张扬，宋代士子个体的“我”已淡化了许多，他们放大的是“我们”，是作为国家、社稷层面的集体中的一员。固然物质的助力不容忽视，但谁能否认，那种个人心智的解放，恰恰是西方步入近代最重要的标志。新儒家的尊德性也好，道问学也好，都没有办法破除笼罩在他们头上终极权力的魔咒。天理束缚不了皇帝，只能来束缚自己。它给士子们带来的也只有心灵的安慰，从而用以抚平外部世界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刘子健先生所著《中国转向内在》，认为从南宋起士人精神上转向内在，可谓一语中的。

　　明清之际，许多人称之为中国的启蒙时期，特别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人们往往把他们与西方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政治设计，都有一个“明君”的位子悬在上面，仍摆脱不了“圣君贤相”的格局，不过是想多一些约束罢了。

　　制度背后也对应着关于人性的不同主张。中国古代有性善、性恶的争论，最后还是孟子的观点占了上风。而西方近代的制度设计，基本上依据的都是人性恶这个前提，对人对事都要事先防范。民主制度可以说针对的就是人性之“恶”及其与权力的结合而形成的苛政。三权分立也好，两院制也好，根子上还是因为不相信人，所以才要制衡，才要先小人后君子。实际上细观中国的人性善主张，也是有特定范围的。它基本是对上层统治者而言。君子当然是好人，皇帝更是代表了天下，是为天下人谋福祉，不好也不行。对于下层的小人，也是要防的，不然还要刑罚何用。古代的士人，对于自我，受孟子的影响，相信性善的还是主流。宋代的党争，特别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恐怕没有谁不自认为是君子，不自以为正义在握，而结果却遗祸更烈。明朝李贽曾就王安石变法的后果做过一个评论：

　　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余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焚书》卷五《党籍碑》条）

　　这一论断，是很深刻的。没有权力的制约，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当政之后都会做出贻害无穷的举动。如果自以为是君子，认识不到自身的缺陷，又盲目自信，其结果，便是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清末一些顽固的守旧派官僚，个人道德上修身自律，以清流自居，盲目仇外仇变，殊不知他们自己已陷入了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警告的泥潭。思想的僵化，认识的狭隘，导致的是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曾国藩这位晚清少见的儒学能臣，虽被誉为大清国的柱石，却一直被排斥在清廷的核心决策层之外，在为清廷内外弥缝之余，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复郭筠仙中丞》）

　　性善观之所以流行，跟他们自以为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跟这自古沿传的群体思维应该有着关系。家长的暴虐，好多不都自以为是为了子女好吗？

　　家天下体制里产生的皇权，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范围内，是不会让异端出现的，特别是危及到自己存亡的事情，更会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给予成长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乱世往往是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元明之际，刘基写了寓言集《郁离子》，其中《楚人养狙》一文，以笔者浅见，或许是对这一“深层结构”最有冲击力的文字：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十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之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 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也许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类似刘基这样“无君无父”的思想，但都被扼杀了，销毁了，留下来的，故而多是“顺民”言论。

　　“二战”时期，身历中国抗战的史迪威曾对中国士兵有过评价：一贯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如果有先进的装备和新的思想的训练，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事实上，他也按这个观点去做了，真的在印度训练出一支让日本人于缅北战场吃尽苦头的中国远征军。无独有偶，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也说过，中国人之所以落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并非由于其天生才智（《美国和中国》，75页）。

　　中国受限于自己的外部环境，突破不了这社会条件的束缚，究其根源，这一思想史上的“深层结构”实在是难逃其咎。不管是鲁迅的“铁屋子”也好，柏杨的“酱缸”也好，都与这一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认识它，解答它，还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柯林武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以此而论，能解答好这个问题，对于古代中国，对于现代中国，好多的困惑和疑虑，也许都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