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对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你是否也常常反思,一日三省? 梁文道:我常常觉得《浮士德》是关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你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无穷的求知欲望,那很可怕,会让你出卖灵魂。我觉得经常需要这个形象让自己提高警惕。 但我真觉得,有时自己就会像浮士德那样,知道有一件事情自己不懂,就觉得可惜,很想把它弄懂。我衡量一件事懂不懂的标准就是我能不能把它写出来。目前我正在克服的理论是财经,它是现代全球秩序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正在努力学习。 《 第一财经日报》:哪些书是你特别关注的? 梁文道:我的书杂七杂八,但有几类书是我兴趣所在,我特别看准要收藏的:一是关于书的书,就是书的历史、出版史;二是谈知识分子问题的书;还有一类是关于希腊、罗马哲学文化历史的书。 有一个法国的中国学学者,他本来研究古希腊,后来转向研究中国,他认为,古代中国无论时间上、空间上都和他的世界完全不同。我喜欢古希腊、罗马也是同样的理由,那是跟中国如此不同的世界,也是和现代西方如此不同的世界。而这种陌生,我觉得很重要。 这和我读书的观念有关。譬如说读历史,我不是要鉴古知今,恰恰相反,我要读出古人跟今天不同的地方,譬如说,古代人对生死的看法与今天不同,古代人对清洁卫生的看法也与今天不同。然后反过来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今天视之为天然的东西,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来的。我们今天觉得最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当你从历史中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就解放,表示我们能从现在的体制、社会事件中解放出来,看到一条宽阔的前路。 梁文道:洗脚安全,读书冒险,你选哪个?(杭州日报) 给你半小时时间,你会用来洗脚还是读书,洗脚是个安全的满足方式,因为你预先知道了这洗脚的感觉有多爽。读书就是个冒险的方式,翻开这页纸,你无法预计到会带来怎样的心灵体验。你会选择怎样的方式? 在城市西郊旮旯头的书店二楼,没有空调,除了现搭的椅子就是白刷刷的墙。地上放着两块冰,两只落地小风扇,数百人在里头桑拿着。楼下是枫林晚书店,有墨香味,二楼是梁文道的讲座,满是汗臭味。 坊间热火朝天地讨论着“都市没有读书人”,结果人家梁文道一来,不怎么宣传,大夏天照样有这么多人如饥似渴地奔过来。 汗流浃背站两个多小时,就为听传说中的道长唠唠嗑。道长桌上有两杯星巴克咖啡两杯杭州龙井,他顺手拿起哪杯就喝哪杯,交替啜两口,然后抹掉脸上的汗珠,讲一个挺单纯的话题——就是“读书”。 开场白滔滔半小时,很长。他考问着在座的人,“你读书干吗?” 这个问题,在他小学入校门那会被问过,现在跨进校门的小学生还继续需要回答。这基本属于一个设问句,答案无非是:“我读书要学知识以后要当老总当老师……”这和“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个道理,说到底,读书是用来做事的。 不好意思,在梁文道的眼中,在宋代朱熹陆象山的眼中,在罗马皇帝奥勒留(《沉思录》作者)眼中,这个答案忒错了。 读书是用来做人的。 好书得用背的,刻在心里,反复在脑袋里拿出来念念,推敲出点活着的名堂。这有点像修炼,念诵顿悟然后得道成仙。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与勇将阿喀琉斯作战身死,特洛伊国王普利安姆哀求讨回赫克托尔的尸体,举行葬礼。梁文道的读法是这样的:阿喀琉斯为敌人哭了,因为他知道敌人今天的战死也是他明天的宿命,“人类悲剧性的命运无可逆转。”哭完,阿喀琉斯说吃饭了。这莫名其妙地承接里,他读到人类的本性,“再巨大的悲痛也无法阻止人要吃的欲望。” “一个几句话的故事,每个字都在挑战你。不是你在读它,而是它在读你,它在读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着经典心领会神甚至手舞足蹈,因为你在别人的笔下发现了自己,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你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梁文道的读书方法,翻页那刻,人和书的角度互换了,今天我们依然在看《荷马史诗》,只是看肌肉男的战争故事,阅读何其渺小。 我英语挺差的,读高中那会是英语学校,我烂到不行。那种从头开始的英语教育书肯定是不适合我的。所以我找到学英文的新方法,就是看哲学书。我不是挺喜欢看哲学书吗?于是就跑书店里找了当代西方大哲写的英文书,砖头一样厚,还没出中译版的,只能硬着头皮看。然后我就开始看,每个字都查字典,从头到尾查。这不是很难懂的哲学书吗?每个单词我都查出中文意思,从头读到尾我还是看不懂。但感觉好好玩,怎么会有那么难的东西?好爽。我就是这么慢慢看会外文经典的。 梁文道谈书论道 把兴趣变成工作(凤凰卫视) 阅读是让人得到自由,也让书得到自由,让人们发现了自己的顽强意志跟作品本身的不可征服。 除了教人发财的书我什么都看 记者:您藏书万册,写书评,主持《开卷8分钟》,那么您对哪类书有特别的偏好,您觉得书有好、坏标准吗? 梁文道:偏好的书很多,一类是古希腊哲学、文化、历史方面的图书;一类是与知识分子相关的,比如说传记;还有一种与书有关,比如研究图书馆、藏书楼的书。除了教人发财的书,我什么都看。我觉得好书的标准有很多,坏书长得都很像。我对坏书的定义标准--一本书让我觉得它的出版社,它的编辑,它的校对、印刷、设计、作者,大家都不认真的书,就是坏书。这种例子很多,就是它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记者:阅读应该是一种爱好,但当这种爱好变为工作的时候,还有享受的感觉吗? 梁文道:我承认现在读的书并不都是我最想读的,这种状况很久了,20年来我都把兴趣变成了工作。我喜欢看电影,后来我写影评;我喜欢艺术,就写艺术评论;喜欢吃喝又开始写饮食文化的东西……不过我尽量让自己轻松面对,而且一定会留些时间给自己,留一个后花园给自己,不能全部拿出去“卖”。 记者:您一直以来都关注弱势群体,还参加各种社区工作、反战运动等等,您内心里有英雄主义倾向吗? 梁文道:小时候有,我曾经想当神父,想拯救世界,但后来关注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很多就生活在我身边,我爱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受到那样的经历和对待,就这么简单。 现在到了确认自己是留在地上的年龄了 记者:您觉得自己达到人生现阶段的预期值了吗?您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梁文道:我之前没有预期,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我有名有利,可我可以坦白我到现在还没买房子,而“名”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只能说我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善用所谓的“名”。至于未来,我没有规划。有一句话是“我们曾经都想飞,但到了最后我们都留在地上”,我现在到了确认自己是留在地上的年龄了,顺其自然就好。 记者:请您向大学生推荐一本(或几本)书。 梁文道:向大学生推荐读的书,我已经提到过《论语》;此外,就是最为基础的逻辑书。我觉得我们最为欠缺的不是国学,而是逻辑。我们需要最基本的思考事情的能力和判断力,并不需要多深。所以我建议,大学生可以找到一本入门性的逻辑书来读。 《出版商务周报》:我觉得,注意逻辑可能和您受过的哲学教育有关。能不能说一下您在大学的时候读过哪些影响到您的哲学书? 梁文道:哲学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比如罗尔斯的《正义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和《性史》、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当然还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此外还有笛卡尔的《方法引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我们那时候都是上一学期的课专门读这些书。 《出版商务周报》:香港的阅读氛围与内地读者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差异,差别在哪里? 梁文道:还是有差异的。大体上,香港的读者偏向工具性的图书,读的书实用性比较强。比如,香港的很多书是教你怎么在股市上赚到第一桶金。当然,内地也越来越如此了。相对而言,内地的历史文化的图书要多些,比较流行。我觉得内地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有一种危险倾向,在于其中宣扬一些谋略的东西,比如讲曾国藩的谋略,讲厚黑,好像历史就是一个谋略宝库。 梁文道:古代的书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 中文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要读书先要学句读,自己去给文章加标点符号。这个任务是读者的,而不是作者的。不只中文是这样,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也都没有标点符号。看来,不只中国,全世界的作者都喜欢折磨他的读者们。 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读者?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市面能找到的书的种类也很少。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出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所以古人的博识与今天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说孔子很博学,但那时候有几本书呢?古人讲究的博学是深读,用英文说就是Intensive Reading。一两百本书放在你面前,可能是你一生要读的书了,所以要慢慢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再读,一遍遍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很快读完,以后没得读岂不很痛苦? 古代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因为他不需要读那么快。标点符号的流行只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情。标点符号是怎么诞生的呢?它其实是一个商业行为的结果。五六百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出现并成为最古老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成了商品。出于成本考虑,印刷商也就是书商就想做大量印刷来摊薄成本,于是他们发明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够,还要分段。 古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今天我们看《论语》,一篇与另一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卷只是物质上的单位,竹简不够了,再换一卷继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印刷术出来之后,出版商才开始给书籍做段落篇幅的划分。 分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欧洲人读不分段的《圣经》每次都老老实实从开篇读起,《圣经》分段以后,人们开始认为不同的段落重要程度不同,分歧就产生了。所以英国大哲学家约翰?洛克说:“《圣经》分段印刷是无耻商人酿制的悲剧,他们为了让《圣经》更畅销强行分段,分段以后我们的信仰将四分五裂。”后来的结果被洛克不幸言中——基督教分裂成一大堆教派、教会。所以怎么印实在很重要,印刷术的产生令我们离开精读,开始泛读。 很多人问我,如何读得快一点,但其实如何读得好更重要。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他们不是看,是反复地读,慢慢地读,读出声音来。朗读能让人沉浸到书里面去,这样一个沉浸的状态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效果——这就是修炼的效果。 我手中是一本《沉思录》,这本书现在在中国很热,因为温家宝总理在看,克林顿、布什、密特朗都看过。奥勒留并不是为出版而写的,他是写给自己读的 ——不断研读,修身养性。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本修行集,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修行,之后的不断研读也是。写作,在英文里面就叫Spiritual Writing,所以它的读者也要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修炼来读,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些领导人一遍遍地读《沉思录》,就是在做精神修炼。古人读《论语》也是这样。所以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变化人格,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一点古人都是知道的。 很多人一辈子读《红楼梦》,每次都看到不一样的意思,古人反复读为的不是这个,他是每次都读到同一个意思。他是要不断地再三地提醒自己,比如,“当一个人对你做错事情之后,你不要愤怒,你反而要去想他为善或为恶的理由,然后你就不会愤怒了”,容不容易懂?做不做得到?这种书不是要你明白它的意思,是要你去做。所以真正读书读得好的人都会被某一本书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一个好人证明书没有读好。所以读书是一种修炼,一种transformation(转变)。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发现今天大家只是把读书当做一个工具,通过它拿到什么东西。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操练,是我们已经失落的一个传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它,找一本书去修炼自己,追求自己的变化。 梁文道:一个国家的圣书 用一本书去代表整个国家,这是所有政治家的终极诱惑。 英国评论杂志《展望》(Prospect)七月份的封面专辑是《戈登·布朗:知识分子》。很夸张的标题,所以连这个专辑里的好几个特约作者都怀疑这位爱丁堡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究竟算不算英国几十年来第一个知识分子首相。为了说明此言不虚,他的一个前助手出来见证,表示当年亲眼见过布朗与名满天下的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会面,聊他那著名的《国家比较优势》理论。一场长谈下来,波特教授赫然发现这个英国财相对这套理论的细节掌握得竟比自己还好。而这类会面,正是布朗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他总是定期约见各个领域的大牌学者,向他们当面讨教自己的读书心得。 (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