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电影从电视的冲击，到分帐放映制的普及，不断整合最后归于国家广播电视部的统一管理。

　　中国电影曾经有过辉煌。从上海起步，几乎持续了二十年，中间还有所谓孤岛时期。中国电影史上站得住的最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导演和演员几乎都是那一代人。

　　四九年之后，香港和台湾的电影自有其兴衰。就大陆（内地）来说，也有不错的业绩。由于胶片要用外汇进口，每年生产的电影是要国家计委批准的，

　　因此每年的电影产量并不大。文革结束后的繁荣期，也就是一百二十部左右。但这一百二十部左右的片子给国家带来的是八十亿左右人民币的收入。以大城市票价两毛一张，农村平均一两分钱计算，中国的电影观众数量是十分惊人！

　　那时出品的许多片子，今天在政治上可以品评，但艺术上的认真和严谨，是公认的，也出现了不少有成绩的好导演和好演员。

　　正因为如此，四九年以后电影票价和大米、白面、火柴、猪肉、白菜、煤球、公共汽车票等二十几种生活必需品一样，被列入国家物价参考物品之一，能不动就尽量不动，以免影响物价指数。

　　周恩来极重视电影和电影人的宣传作用。身为总理，他经常以平等的身份会见电影创作者，甚至参与具体影片的创作和修改。

　　文革后电视压电影，归属广电部

　　文革后，电影业出现了以「第五代」导演为标志的春天。但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电视机迅速普及，但由于中国电视脱胎于广播系统，电视台的从业人员对影像创作毫无知识，电视节目的制作严重滞后。电视制作和播放是受党的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因此天然高人一头。他们霸道得很，向新闻、文化、文艺等各个社会传统专业白要资源是天经地义的。电影片可以直接在电视台播放，因此首当其冲。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电视台开始大肆播放电影厂历年拍摄的电影，不但不给钱，甚至还强要首播。这样，电影制作一下陷入被动和困顿。后经过中央协调，有的电视台答应付钱，但即使是中央电视台，也只肯按电影院一场的场租付，二百八十元！大多数地方台依然我行我素，强行放映首轮电影。这种强取豪夺，对电影的票房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和直接的破坏。

　　票房随着电视机的增加而减少。尤其是传统的票房大户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电视机增长快，票房下降更快。

　　调整电影和电视的利益成为文革后第一波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决定将电影领导部门，即文化部电影局及其直属单位划拨广电部领导。他认为将电影局与文化部剥离，归并到广电部会使广电部门重视电影的特性和利益，可以有效避免电视和电影的矛盾以及利益冲突。胡耀邦高估了自己手下干部的文化和业务水准，他不知广电部门的历届领导完全是宣传头脑，不懂电影的制作规律，也不懂电影的市场规律。应付每天的播出压力，使他们无暇重视也无从重视电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规划。

　　更吊诡的是，无论当时的中央宣传部，还是文化部、广电部都没有想到：除大城市有专业电影院外，当时一般城市的基层电影院和剧院是重合的，号称影剧院。上层调整了，电影局和各个电影厂归了广电部，发行总公司归了广电部，但基层的影剧院还是在文化部门体系中。失去了电影这个最受欢迎和盈利的文化产业，基层文化单位便走向断炊和衰败。

　　成为后娘养的孩子，各电影厂不得不不务正业，将制作的重心改向电视剧。导演和演员也不得不改拍电视剧来维持生计。这轮改革从体制上牺牲和摧毁了电影发展的可能性。电影无可避免地衰败了。

　　电影开始试行分帐放映制

　　直到最近这几年，国产电影才开始艰难地再起步。国产电影曲折的再起步是由外国片先养起来的。不许电视播放的外国大片分帐放映是外国人首先给国人立的规矩。但初期运作问题也很多，其中既有电视台私自播放进口大片的事，也有发行单位向进口单位隐瞒放映场次和票房收入的事。

　　国内较早试水电影分帐放映的是著名谐星和喜剧演员陈佩斯。他早年投资过几部电影，也想用分帐放映的方法使他的制作进入良性循环。但他的片子无论发行到哪里，都是亏本。他亲自去当地考察，发行公司例行设宴招待，推杯换盏之间，主人除了诉苦还是诉苦，上座率不高，无法维持放映场次，亏本云云。陈佩斯笑脸相迎，苦脸告辞。宴会后，他热情告别发行公司的领导，登上去机场的车，却在中途调转车头，直奔城里。他连续几天蹲在各电影院门口观察，这才发现他的片子不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而且是大小电影院同时上映......他的结论就是：体制和制度性欺骗不是市场行为，因此不值得再投资拍电影。

　　巧合的是，他在中央电视台也是多次被侵权，不得不告诉法庭。虽然他赢了官司，但他也一直被拒绝和拒绝再上电视台的任何节目。

　　认真的陈佩斯在影视两界都是头破血流，只能在话剧界闯荡了。

　　分帐放映制度经过多年运行，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体系（ＷＴＯ）后，近几年才趋于成熟。

　　有了分帐放映制度，这三、四年来才产生了国产大片现象，明星导演和明星演员重归大银幕，电影萤幕开始迅速增加，小制作喜剧片的涌现......这些因素都促使电影市场开始转暖。

　　冯小刚叫好又卖座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冯小刚的贡献是积极的。冯小刚是电影界的异类，他虽然没有受过电影科班教育，但却是一个将电影语言、电影技术和电影市场摸透了的人。叫好又叫座是他的电影的特点。他对电影观众的尊重和关怀，导致了一大批观众回归影院，并形成潮流。

　　虽然目前电影银幕以每天增加两块的速度增长，虽然票房以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的速度增长，但要说电影的春天已经到来，似乎还早了一点。因为一系列的制度准备还不完善，比如电影票房的真实统计、发行竞争和透明化、银行贷款、拍摄及发行保险、艺术家的代理和利益保障体系、行业内部分工专业化、行业公会的建立、行业法规的制定、分级和审查体系、相关产品市场的拓展等等。

　　广义的电影是工业产品，是需要资金、技术和市场保证的；窄义的电影（故事片和纪录片）是民族艺术和文化的一部分，是需要国家政策扶助和保护的。但中国内地宣传部门目前还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关于电影的定位还是模糊的，实际上还是将其作为宣传手段的一种，可有可无，可大可小，无足轻重。

　　古今中外，影视的投资的目的都比较复杂，捧演员的有之，洗钱的有之，拿回扣的有之，玩票的有之......因此登记拍摄的数字远远高于播放或放映的数字是正常的。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资金涌向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影视业即将趋于正常的前兆。

　　最近几年，每年四百到五百部电影的产量是一个虚数，能进入影院的很少。一年能进入院线的中小制作成本电影不足一百部，能盈利的中小制作成本的电影屈指可数。据说不到十部。就像电视剧，每年生产超过三万多集，能进入播放管道的不到三分之一。

　　和其他行业一样，许多数字繁荣，在行内来看完全是虚假的。「除了电影，什么都过节」，这是大家对电影业界表面热闹，实际上没有好作品这一现象最好的讽刺。

　　国家垄断文化事业电影难发展

　　就电视剧来说，原来最基层的独立经营实体是地级市电视台。全国有好几百个这样的电视台虽然无权制作和播放新闻类节目，但它们有权独立采购和播放电视剧，这就引来电视剧制作和销售的繁荣。那时是电视台拿着钱找拍摄单位买片子。后经中宣部不断整顿影视播放单位，规定各省成立广电集团。整顿的结果就是权力的集中，买片单位一下就从几百个浓缩成了三十个左右。权力集中的后果就是行使权力的更加谨慎。卖片一下就成了难事，制作风险就更大了。结果就是，打开电视机，同一时期各台放的电视剧都差不多是一个。原来电视剧的多样化，也变得雷同化了。

　　而且由于电视剧制作发行的瓶颈小，各电视台权力加大，恶意拖欠购片费用就成了陋规。这更导致电视剧制作的风险加大，制作意愿不足。

　　同样，由于电影发行和放映单位基本是国有垄断，它们对制作单位（包括对国外公司）缺乏透明和合作的自觉意向，隐瞒放映场次和票房收入是通行的陋规，民营资本电影制作的危险还是很大的。

　　中国游资量巨大，许多有钱人希望投资文化。现在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也基本是开放的。但由于电视台播放和电影发行都是党的系统控制，所以瓶颈窄小。制作量和播出量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这种现象的结果。

　　共产党新的一轮文化产业的整合已经开始，而这次整合的方向还是「大」和「集中」。

　　这次「整顿」是将文化演出团体以省和直辖市为单位集中合并成一个演艺集团公司；将省和直辖市的广播和电视单位合并成一个集团。有的地方还计划将文化和广播影视单位合一，形成一省一个文化集团公司。

　　无论文化、艺术还是影视音乐娱乐，都是建立在个人精神行为基础上的创作和劳动的成果。自由和分散是其健康发展的基础。

　　目前推行的这种大一统的做法显而易见非常荒诞。这种贪大，求大一厢情愿地将文化体制行政化、产业化的意志，是违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古往今来文化实践的极左思潮。

　　这一波不顾文化规律和经验的整合，和以前的各次文化和影视整合一样，不只制约电视剧和电影目前健康的发展，甚至会制约中国文化和娱乐产业未来的发展。这种用一个长官意志强行掀起的文化「大跃进」的风潮必将再次摧毁中国文化和娱乐原来就已经非常薄弱的基础。其害处是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观察的。

　　欧洲电影的基础是欧洲文化，美国电影的基础是美国的娱乐。

中国电影目前有少数所谓大片挨骂，小制作的影片没有观众缘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断的整顿摧毁了中国的文化和娱乐基础，割断了中国电影和文化、娱乐这两个基础的血缘关系，使其成为一只没有根的风筝。

　　中国电影复兴一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