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广播体操快二十年了，不知道现在的中学是不是还有课间操，应该还一直在做，但也仅限于中小学校，单位里集体做操打我记事就没有见过。也不知谁哪位大人物开始怀旧了，从8月9日开始，北京的机关、企事业400万职工将跟着“大喇叭”集体做操。

　　在高楼大厦之间的空地上，私家车密密麻麻的停车场，中央空调的冷气之下，身着各式洋装的潮人们在上午10点下午3点准时出现。这个场景让我有点穿越，仿佛时光倒流了六十年，一盘电影胶片正往前倒带，先是嘹亮的大喇叭音乐响起，彩色都市变成黑白画面，写字楼快倒回到棉纺工厂，二环外的闹市成为田间地头。工人挽起袖子，农民放下锄头，知识分子戴着鸭舌帽，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整齐地做着一种叫广播体操的新生事物。

　　那宏大的场面，会让经历过的人热血沸腾，回到对一个时代的缅怀，还有一颗浑浊的老泪滴在衣襟上。在有些人眼里，那个整齐划一的年代，才是青春的中国，激情燃烧的中国，是高歌集体主义的中国。

　　自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发布，广播体操就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符号之一。那时候，人民的财产是国家的，身体是国家的，连心也交给了国家，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最幸福的事情。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广播操的喊操声音响亮，像永远不会下雨的艳阳天，几百人的队伍唱着同一首歌，个人完全融化在集体之中，心中的满足感无以言表。而缔造这一切的领路人，在高处俯瞰着人群，体验着愉悦与豪迈，和一种深沉的幸福感。这种集体主义的经典画面，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发挥到了极致，白衣飘飘的千人大表演，机器人一样毫无差错的动作，带给人们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忘记一共做过几套广播体操了，记得有下肢运动、四肢运动、扩胸运动、转体运动、跳跃运动啥的，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建国以来的广播操大致遵循了这个套路。

　　广播体操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美学，是对自我的摒弃和对集体的弘扬，作家羽戈写道：“全国人民像马戏团的木偶一样重复一个固定的动作，除了伟大领袖，他高高在上，在观赏，在享受，在沉思，在催眠，在冷眼向洋看世界，在别梦依稀咒逝川……从广播操可探究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公权力的强制性，以集体主义乌托邦为终极价值，个体与自由的失踪。质言之，团体操美学是对人性的格式化。”

　　等到8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广播操已经开始衰微。男同学为逃避做操，宁愿在臭烘烘的厕所里蹲上一刻钟，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抽烟。在我们看来，几百人尘土飞扬地做操还要呈活蹦乱跳状是一件很傻的事。即使被驱赶到操场上，我对于做操的记忆，也仅仅是谁的动作最滑稽、某位女同学竟然戴了胸罩，都是这类很三俗的事情。等上了大学，就再也没做过一次，广播操在我的生活里被永远地删除了，从没想过还能从回收站里找回来。

　　广播操的式微，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国民生活中的退场，意味着集体这个名词的渐行渐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我开始勃兴。我吃成了啤酒肚得了三高也不用谁来管我，我在电脑前趴上一天不用别人关心我的颈椎，我们把这叫做自由。如今，广播操又要回来了，虽然它只强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我也觉得我的生活受到了某种侵犯，我们的耳边每天都要响着高亢的音乐声，我们可能也会在别人集体的欢悦中落落寡欢。

　　令我更为不安的是，广播操的回归传达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号，有人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并不满意，有人准备对我们的世俗生活动手。“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变得更美好，让社会主义中国变得更美好，让华夏子女的心灵变得更美好。”“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莫非是，广播操的回归，还有要我们的心灵变得美好的崇高目的？有美化我们的精神家园的良好愿望？广播体操关怀身体，高唱红歌净化心灵，是不是还有一种东西，来提升我们的灵魂？这是不是新时代的“三雅”？

　　这就是广播体操的美学和政治学，它的背后是孔子、于丹，是祭祖，是申遗，是传统文化复兴，是《色戒》，是凤姐，是芙蓉姐姐，是《非诚勿扰》，是郭德纲，是各种TV，是德云社。是让高雅文化占领阵地，是找回从前的世界。

　　张罗广播操这事的是工会，他们在工人维权时保持了沉默，却折腾出这样一件事彰显自己的存在。如果不掺杂太多的因素，广播操也可以成为一些人的业余爱好，就像有些老兵，会穿上旧日军服过吧瘾，喜欢广播操的人们，不妨在街心公园等空地放上音乐翩翩起操，跟老年交谊舞、扇子舞什么的百花齐放，也可能得到不少人的喜爱。但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让几百万人每天两次，在大喇叭下跳动自己的身体，让路人驻足观赏一番，那情形怎么都觉得像理发店或饭店门口的服务员们做操，有点滑稽有点怪。这种时光倒流的行为艺术，其实是对庄严崇高的一种解构和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