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的代价非常深刻，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社群的解体，再加上严重的贫富不均。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成了市场社会，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了。一起负面事件就可以毁坏整个中国形象，尤其是一罐******，不能原谅。

杜维明

儒学大师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教哈佛大学直至退休。曾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是出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杜维明研究主题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众多西方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多种文明核心价值”等学术观点。

今年4月，杜维明所在的哈佛大学为庆祝他70岁生日，专门举办了“华夏世界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如今，他已从哈佛大学退休，出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学术丑闻在西方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

记者：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不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的“打假”事件，比如目前仍在发展中、尚未定论的“汪晖抄袭事件”和“朱学勤抄袭事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杜维明：你提到的具体事件，因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信，因为这牵涉的不仅是学术界内部，还有互联网、媒体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国外这种情况很少，学术问题都是在学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抄袭等问题，我相信都存在。我们对人文学的理解和关注太欠缺，学术氛围非常紧张，采用量化标准，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即使是一个博士生，如果没有地方发表论文，学位就无法得到，这样，各种不同的杂志势必成为大家争取的对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学的发展是要给予足够的空间的。

如果要使学术界能够有所改变，能够逐渐把不健康的现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置于更宽广的学术环境里。有时候，被批判的学者反而是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我记得以前有个例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这件事我认为多多少少是个悲剧，因为据我了解，王铭铭在他所在的领域是非常突出的。这其中是否有政治等非学术的因素纠缠在内？我们怎么把不同的问题分开？当然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难。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不同关注点之间健康的交流和互动，现在不存在了。我们的公共领域没有开发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过关于儒家哲学的课，那时候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在纽约、康桥、巴黎等其他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况。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这种情况要改变，就是要能够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不会关系政治迫害。但在大的氛围里，这个任务还很艰巨。我还是希望能向这个方向努力。

记者：国内不少专家认为，建立独立的学风调查机制刻不容缓，也有媒体刊发评论，“愿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共启学术转机”。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高校存在的学风监管体制的薄弱问题？

杜维明：至于如何建立独立学风调查机制，其实还是涉及学术界公共性的问题。有一定的公共性，独立调查机制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假如公共性没有建立，即使有独立调查机制，它起到的积极作用会很小。

人文学科与理科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标，有客观评价机制，容易掌握规律。人文学科在写作、出版及社会认可度上都有难度。要达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难，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对独立的评判是可以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领域的教授罗斯，十年没有出书，他还被升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为他的同事认为，即使一篇演讲或是一篇评论，罗斯都达到了最高学术水准。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种通过讨论、辩论达成的共识，甚至是重叠的共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国内的评价机制需要扩大，要有更多人的参与，一个机制不应该完全是一个学校或一个集团。在国外，学术问题是学界内部的事情。如果政治化，下一步就非常难走。

“我们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实还排在世界140位以下”

大国崛起不能光考虑经济政治

记者：有人用“盛世”形容当今中国。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取得世界的公认。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中国建设面临怎样的问题？

杜维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占比重非常大。就经济本身来看，不仅超过日本，而且这段时间能够跟美国相比，可是，我们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实还排在世界140位以下。我们的资源非常丰厚，但是因为平均分配太差，所以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这种不公平应该有所改变。

所谓的大国崛起、盛世，必定对国际社群进行重组，但是在重组过程中，只靠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绝对不够，还要靠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常常是从公关、宣传、广告层面来谈的。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各种不同方法打造我们的品牌，但是背后不能没有核心价值做支撑。以前我就说过，文化中国资源积累不厚。另外我们应该开发的领域，除了政治、经济领域外，还应该有文学、艺术及各种民间宗教传统价值领域。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可以做到。

现在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行为，还要改变态度。中国的现代化历来是一种“学习”文明，如果各种不同的对话能形成一种所谓的“对话”文明。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知识、汲取智慧，同样也要注重人的素质发展本身。特别对下一代的教育，我不希望用非常狭隘的职业观念来塑造，让他们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这个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太狭隘，我们要对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给以足够的关怀。以前有种调查，关于第一流大学的学生，对知识、智慧、权力和金钱所占比重的排列，在很多西方的大学，把智慧和知识置于权力和金钱之上。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理解，以权力、金钱、智慧、知识这种序列，就很有问题。我们年轻人的素质或者视野需要提高。

被异化的精神信仰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应该是不同领域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彻底商业化了”

记者：近年来，中国学界一直在担忧“人文精神、价值信仰的缺失”，并呼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对此您怎么看？

杜维明：我们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还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学技术能力以外，还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要有精神价值。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无情无理的批判，我常常说以前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精华的精华相比，这当然会使我们的自信心完全丧失。现在应该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这是一种关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除理性外，应该也发展一种慈悲和同情；除权利外，还有责任；除了自由，还有平等、公正；除了个人尊严，还有社会的整合、和谐。这些都是丰富的传统资源。开发传统资源的内在价值，就是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挺立，使我们与他人进行互惠交谈时可以有所“本”，也就是有的人所说的主体性。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应该是知识分子，特别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精英，比如政府、学界、媒体、企业、宗教等，共同的责任。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彻底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从一个领域本身发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学术界不能，媒体不能，甚至宗教也不能。我觉得最难过的是宗教的市场化，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起负面事件，比如一罐******，就可以毁坏整个中国形象”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何落实在当代世界？

记者：正如您所说，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氛围中，大家也在忧虑，不光是对未来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发展，还有社会心理层面：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复兴，她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认同是什么？

杜维明：首先要使传统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化为我们的内在价值，而不是通过外来宣传获得；再次，要有宽广的至少是全球性的视野，这一方面是个人修养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如何整合、人与自然如何维持和谐的问题。中国传统里有畏天、敬天、祀天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囿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宽广，基本的核心价值是能够内化的。再者，也能够使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化学习，也要向其他民族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过去学习，还要建立未来的记忆。建立未来记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我们希望传给下一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同时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飞速发展的民族，健忘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几千年的历史如何落实在现在的世界，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的代价非常深刻，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社群的解体，再加上严重的贫富不均。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成了市场社会，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了。道德理想比如诚信，已成了稀有价值。在儒家传统中，诚信问题最重要。如果没有诚信，经济再发展，社会再安定，也不够。

一起负面事件就可以毁坏整个中国形象，尤其是一罐******，不能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