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之前,我刚在香港读书界的一片喧哗声中读完张爱玲的《小团圆》,虽说是小说,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当作作家的自传来读,而且惟其把它当作自传,才能够理解晚年张爱玲在写作上越来越趋于琐碎的缺点,但同时也就限定了《小团圆》的读者群,它只是对那些热衷于作家家庭隐私的张迷们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同样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我想,阎连科并不是一个像张爱玲那样拥有几代粉丝追随的作家,他的家世也绝对没有华贵或者神秘之处,但我丝毫不怀疑这部作品会感动许多人,正如作家在访谈中所提到的:“《我与父辈》之所以感动许多读者,我想它写了我们大家共有的情感,其中所表达的温情、善良和爱是每一个读者内心最需要、最深藏的东西,或者是最渴望的东西。”这是《我与父辈》胜过《小团圆》的因素,它是自传体的长篇散文,但它所揭示的意义确实带有普遍性的。即作家阎连科用自己与父辈的关系的描写,触及了一个当下时代最缺乏的、然而又是普遍感到需要的某种亲情的眷顾。 同样是反思自己与长辈的关系,张爱玲的立意高而枯涩,她是从反思自己的性格缺陷为起点来挖掘家族、父母,以及父母辈的深厚文化背景与自己成长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强大的个性化的叙述经验,别人不可能获得举一反三的体验,也无法唤起读者对自我经验的反省,所以,她写的始终是张爱玲“这一个”的故事,人们只能当它是一部窥探“他人”的自传。而阎连科的回忆与反省都有某种普遍性,他写“我”与“父辈”而不仅仅是“父亲”的关系,使描写对象成为一个“代”的符号:一代甚至几代与苦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农民。这是中国农村即将发生巨大变异前夕的一种常见的招魂仪式,战战兢兢,祭出亡灵,企图与行将在历史发展中迅速消失的某种记忆作一次感情上的清算,然后了却。许多作家都在这样做,前几年,贾平凹的《秦腔》也是一部写“父辈”的大书,同样是挽歌与谤书的结合,而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不愿意重复贾平凹的虚构写法,他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实录的、忏悔的回忆形式,描写超越了个人经验的“父辈”的苦难与传奇,含有这个时代极为普遍的意义。 阎连科是一个以奇谲怪诞为叙事特色的作家,他的小说狂放无度,毫无节制,往往写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阎连科也是一个以颠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的批判家,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几乎把社会的强者弱者一概纳入了讽刺体系。如《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等,每一部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风波。但是如果你与阎连科有比较多的交往后,就会发觉他的文风与个性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阎连科是一个典型的河南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性格里被隐藏得很深的温柔、细腻、自卑甚至羞怯的情欲表达,却在他的犀利的文风和怪诞狰狞的叙事中完全遮蔽了。《我与父辈》可以说是一次返回自身的写作,阎连科让读者看到了他的性格中不为人知的真实,写出了他的细腻的不善表达的感情,以及他的深刻的自责与反省。这部作品并不厚,但它内涵的分量却是沉重的,因为真实,而沉重。 在阎连科所描写的“父辈”中,父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当作家着手准备写作时,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四五年了。据作家的自述,他有过多次要为父亲写些什么的念头,但总是被尘世间的困扰所阻隔。为什么在这父亲刚去世的岁月里,作家没有能够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而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终于在作家的父辈人物全部谢世以后,作家幡然猛醒,决心动笔写下他对父亲的深沉的忏悔?中国文学里向来缺少表达对父亲的感情的文字,所谓严父慈母,“严父”里包含了一种对父亲的惧怕、敬畏,甚至潜在的敌意,回忆父亲,经常会回忆起被责打、被教训、被指点等细节,唤不起亲切感和依赖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父亲形象通常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符号联系在一起,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弗洛伊德所谓弑父恋母的心理学概念以后,当代大陆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描绘通常是审视的、敌对的。记得八十年代四川画家罗中立第一次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民的木讷形象取名为父亲,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震惊,但是这个沉重的农民形象就被定格为父亲,也可以换个名字,叫做饱经风霜、苦难艰辛、贫困落后,总之,这是一个不忍卒读的过去的记忆。伴随那个画上父亲的唯一道具,是一个破裂的饭碗,这也就是阎连科在《我的父辈》中的第一章题词:“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五四以来,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作家有许多,但那些接受了现代文明,用进化论或者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很少体贴地看待过自己的父亲,现在阎连科认真走出了这一步,把父亲当作一个既过去了、又没有过去的生命源头,检讨父亲也是检讨自己,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文化上的归宿。 作家有这样一段文字:“安葬父亲的时候,我的大伯在坟上规划坟地位置时,把他们叔伯弟兄四个的安息之地划出了四个方框以后,最后指着我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阎连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作家平淡地写出来的句子,让人读起来却有惊心动魄之感,几个生命的归宿就这么被宣布了。但是作家当真地思考这句话的时候,他似乎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将来以怎样的方式去见父亲?将来在地下,我与父亲将继续如何地相处?”这些问题是作家决意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因为,必须先清理生前“我与父辈”的关系,才能讨论死后的“我与父辈”。 再也没有以历史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过去父辈们的业绩和遗憾,阎连科恢复了用抒情的方法来呼唤父亲亡灵,倾诉“我”与“父辈”的感情交流。但我要指出的是,作家的感情虽然无比真诚挚热,但是对于父亲的细节记忆并不是很多,或者说,被他认为重要的、能够表达他此时此刻的思念之情的生活细节并不是很多。中国农村的父子关系是冷淡的,就像千百万个农村父亲一样,作家的父亲并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对子女的挚爱,他只能用行动来表达,用劳动、非人的体力消耗,为儿女操心盖房、婚嫁以及前途。如果仅仅从第三章《想念父亲》的篇幅与内容来看,还是显得单薄了一些,除了第一节写出了青年时期父亲的强壮的体力劳动以外,以后的父亲就一直被笼罩在疾病的阴影里,但唯其疾病(自己的病,家人的病)才可能让人想象父亲为子女耗尽后半生生命来盖房的艰辛和不易。第一节是有象征寓意的,父亲的欢乐的劳动,夕阳西下,父亲挑着沉重的石块回家,而“我”也拖着沉重的农具跟着回家,没有一点语言,却道尽了“我与父辈”的所有关系。 通常来说,父亲是孩子人生经验的最初的启蒙导师,父亲历经沧桑,父亲指点江山,这是刻苦耐劳的母亲之爱所不能取代的。我原先以为,农民出身的阎连科未必会从父亲的嘴里获得这样的受教机会,或者即使有也不会在乎。但是作家终于慎重其事地记下了一句父亲的话——当作家在十六岁时希望去参军脱离农村苦境时,父亲说:“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王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这也许是作家后来成为作家人生道路上关键性的一个转折,也是父亲为儿子的人生起飞前所作的一次目光远大的准备工作。作家还记着了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对他说的话:“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这句话更像是父亲临终前的一句禅语,这里当然包含着父亲的关怀,爱护,也包括着儿子所理解的父亲与儿子的疏离和隔膜,但更重要的关键词是“快吃饭”,这又一次应和了罗中立画笔下的那个有裂缝的碗。这是颠扑不破的、又是所有的理想主义者竭力要回避的人生的基本指归,民间把生存的意义放在首位,父亲把吃饭看作天大的事情,而作家,也终于“回来了”,并且懂得了“吃饭”的道理。回忆中的父亲的劳作、盖房、生育儿女、暴力教育,以及对儿子的教训,基本上都可以贯穿在这一条线索里面。 还有一条重要叙事就是作为儿子的作家的真诚忏悔。其实这些忏悔的内容是非常个人化的,在今天的子女的观念里未必是罪孽深重的。重要的是,作家有勇气把内心的阴暗因素直白地讲出来,公布于天下。为了达到这样的勇气,作家先是把卢梭的《忏悔录》作为榜样,坦白了自己幼年时的偷窃行为,我以为在“打”一节里虽然作家用调侃的语气写了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与失策,但这一节关于偷窃的自白才是作家走向忏悔的一道门槛,作家掩盖了内心的紧张,而后面故意大做文章的忏悔,反而有些夸张。因为在当时的河南农村,贫困压倒一切,要脱离农村走参军的路,是人所向往的出路,记得同是河南籍的作家刘震云在小说里写到过这种情景,所以当兵不会伤害父亲的感情和实际利益——即使没有分担父亲的肩上重担。让人感动的倒是“战争”一节里所描写的,当战争真的爆发了,给作为军人家属的父亲内心造成的巨大恐惧和担忧,直接摧坏了父亲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文学里从来没有表现过的、真正的民间厌战心理。当代文学中出现过不少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也有许多精彩的名作,但这样直截了当地写出中国民间(农民往往是战争的主要承担者和灾难的直接受害者)的恐惧心理,以及难以言说的集体无意识,绝无仅有。如果说,这部作品里有历史意识的大气象的话,这一节里父亲面对暗夜的无声独白,是最大的史家之笔,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么,因为战争引起父亲对儿子的忧虑,以至于损害了身体,儿子在这种前提下发出的内心忏悔,我以为已经离开了“该不该去参军”这样简单的命题了。它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作为人类的生命链接中,前辈与后辈的生命如何相互关照,形成一个完美承传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与现实的种种冲突中又该如何体现和维护的深层思考。包括第三章最后部分关于动物生命中的繁衍与牺牲的思考,我以为即使现在,人人心安理得、不顾一切地追逐个人的官能享受、金钱物质,甚至对核心家庭的过度维护而不能慎思追远的现实社会心理,都是有深刻而且重大震撼力的含义的。 (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