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下的民众，权力被剥夺、权利无保障，不能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境遇。一旦出现类似“叫魂”的事件，则提供了一个“疯狂”的机会：“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

底层民众中的“恐惧”蔓延

震动全国的叫魂事件发端于造谣中伤，其背后所隐涵的是一种冤冤相报的社会敌意：在事件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所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县役蔡瑞为从萧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财，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这种有了“人证、物证”的叫魂传言迅速传播于底层人民之间，而在以底层民众占主导的普通百姓眼里，灵魂和躯体可以相分离的传统观念更是使他们对“叫魂”的传言深信不疑，并感深深恐惧。

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成为叫魂恐惧得以蔓延的温床：经过康熙、雍正朝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人口的急剧膨胀，然而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源没有得到相应开发的状况，导致了人口在阶层上的向下流动，以及空间上的游动，表现就是底层民众的比重增加，游方僧、乞丐的人数大增。而在传统中国农村中深刻的“熟人社会”心理作用下，会“使人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作危险”。于是游方僧和乞丐因其“污染”特质和游动状态而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指控对象。这还只是叫魂案的初级阶段，表现为下层民众对更加底层人们的歧视、愤恨。当盛世君主将原本在愚昧民众中司空见惯的妖术邪说上升到政治高度，并责成地方官僚对此大肆清剿之时，百姓中便出现大量诬告、冤案，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叫魂邪说也更因此一发不可收拾。用孔飞力的话说，这就是：“一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里所遭到的一种道德报应。”

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法”

在数千年的中国民间，巫术并不是一种少见的情形，它甚至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历史中的许多时期，统治者甚至曾利用巫术来神化自身、增强自身统治的正当性。然而为什么叫魂这一普通的巫术却引起了乾隆过于神经质的反应，下达实行清剿的命令？这场闹剧中，执行乾隆命令的官僚的好大喜功须付一定责任，然皇帝的小题大做却更应负主要责任。孔飞力在书中这样提过，在叫魂案件之前，帝国出现几次在重大军事行动中的失利，而且皇帝早对官僚体制运转中自身权力空间的被挤压深感不满，恰好叫魂案发生，而这个巫术的特殊技巧又涉及到“剪人发辫”这一满汉文化乃至政权统治的冲突点，十分容易与“反清复明”的“政治罪”挂钩，于是乾隆牢牢抓住如此符合“时宜”又符合“情理”的机会，着手动用自己的“非常规渠道”来打压官僚体制正规权力，加强自己对官僚的控制，以期彰显自己皇权的至高无上。这便是皇帝以叫魂案件为契机和工具，并着手与官僚权间的激烈博弈的原因。

实际上，这涉及到自古以来皇权和官僚之间的微妙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看似至高无上的皇权却受到至少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是“无为”思想上的约束，令皇帝有权而无为；另一方面则是常规化的官僚体系对皇权的约束。这种观念与孔飞力在书中的表述不谋而合：皇帝用成文法规约束官僚，以确保他们在行政常规权力中办事，皇帝自身权力也容易被常规化。这套制度对官僚进行约束，同时皇帝也受到制约，即他也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可为所欲为。官僚正好可利用由法规赋予他们的行使权力范围的便利，为自己营造一座避难堡垒。也就是说，官僚按程序、规定办好份内之事，皇帝就不能把他怎样。书中提到，在每三年一次的官僚考核中，“官官相护”使得这种制度化的考核成为了一种摆设。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皇权因规制而萎缩，皇帝不得不时地使用其“非常规渠道”对官僚常规权力堡垒进行冲击，迫使躲在其中的官僚按照皇帝的意愿为帝国服务，向皇帝效忠，而不是贪赃枉法，侵蚀帝国大厦的根基。而这些“非常规渠道”恰恰能更有效地显示皇权威严，比如说培植心腹宠臣，建立独立于官僚体制的由自己掌控的情报系统，强化与官吏直接交谈的陛见制度，还有为百姓所津津乐道的微服私访等等，而这其中最为有效的则是皇帝对“政治罪”的宣判，因为一旦被打为“叛国”，则意味着与举国力量为敌。而叫魂案，也是因披上了乾隆所谓的对反清复明势力的打压、对颠覆国家根基的担忧这一独具政治高度的幌子，而不再寻常。

专制集权下底层民众的命运

“叫魂”案件的收场也颇令人乍舌，那些秉公办案洞悉事实真相的官员被强烈打压，然而其中最应该被惩处的官员山东巡抚富尼汉（他为了迎合乾隆，对囚犯施以酷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还提供了大批假口供，致使叫魂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却只是受到了小小的处罚。

反观普通民众，尤其是当时社会的底层人民，成千上万人都因为叫魂案而蒙冤屈死、用刑致残，付出的是血的代价。可笑的是，造成这种结果最直接、最具毁灭性的原因，却是底层民众、普通百姓之间“怨怨相报”的心理。专制权力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因为权力被剥夺、权利无保障而致贫困匮乏，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境遇，而一旦官府因叫魂而发动清剿，则出现书中所描写的那种全体社会的“疯狂”：“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

专制极权体制下的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人权无从保障、对权力更是可望不可及，常态下只是被压榨的对象，特殊状况下则又沦为皇权、官僚间斗法的“炮灰”、牺牲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罗干，武汉大学政治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