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的世界，原来还是打着“明的世界”（正常人的世界）的鲜明的烙印，或者说，建构的参照就是“明的世界”。毕飞宇实则是在用健全人的“那一套”来构建盲人的“这一套”。

冲出人挤人、人轧人、即宽广又逼仄，既宏阔又渺小、既鲜活又肃杀的乡村王家庄，抵达城市和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穿越革命既高涨又衰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面多元异质繁衍滋生的“当下”和同样多元异质的当下现实，将聪慧的视野圈定在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生活中，于其中捕捉蔓延开来的悠长的、切身的诗意。这是在小说《平原》之后毕飞宇创作一种值得注意的微妙变动。《推拿》便是一次向黑暗世界拓荒，往陌生领域开疆的探索与尝试。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每一个人的存在都不是单一的，身处于世，不可避免地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产生关系。《推拿》以沙复明、王大夫等几个盲人主人公为基点，上引下联左牵线右搭桥，多向发散，织成复杂的人际网络和故事脉络。几位盲人推拿师因缘际会，从大江南北相聚于南京的“沙宗琪推拿中心”，从而敷衍出一段又一段民间传奇。这里面既有技艺精湛的推拿服务，也有盲人打拼闯荡的商战故事；既有盲人男女牵扯不断的恋爱——“盲的世界”里照样有第三者的插足，也有丝毫不比正常男女逊色的火辣辣的性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便有厮杀争斗，有聚散离合，有和谐也有裂隙，也便有理解扶助，人性深处的温暖与关爱。这一切经过毕飞宇细腻精湛的叙述笔法、开合有度的叙事技巧形成流淌全身的暖流，熨帖人心，令人感动不已。

于是，《推拿》引起的反响可以说是一片叫好，似乎怎样的溢美之词似乎都不为过。我对《推拿》的阅读是一次怪异的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有一些格外的思考略作阐述。

让我们先从尾谈起。胃病复发的沙复明手术过后，大伙儿朝医生围了上去。器械护士目睹了一个动人的场景：王大夫拽住小孔——其实是金嫣——说要结婚。金嫣将错就错说：“泰来，大伙儿都听见了——你说话要算数。”“护士被这一群盲人真切地感动了”。护士看到了高唯眨巴眼睛里的目光，突然就明白过来了。细细分析这段结尾，首先是护士 “看”盲人营造的动人场景被感动，再是护士看高唯的眼睛，后是高唯“看”护士，最后护士“看”出了高唯的目光: “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目光”，护士的“魂被慑了一下，被什么东西洞穿了，差一点就出了窍”，灵魂出窍了。健全人看盲人，健全人看健全人互看、对视，这一系列的“看/被看”以及“看”与“被看”之间的快速转换无疑是非常微妙的，这么细微的场景隐喻着现实世界盲人/常人的认知与看待态度，可当作窥看全篇小说内蕴的一个切口和缩微。结尾是令人感动的光明的尾巴，温暖得很，经历一系列的波折反复行将遭遇悲剧时迎来了相对的圆满，从而把整篇小说的调子高扬、意义升华。我所关注的，特别在于，结尾透露出来的一种“看的政治学”。

你看我，我看你，我们身处在一个庞大的“看的世界”之中，视觉在人的感官中占据优先地位，“看”在很大程度上组织起人们的日常生活，倘若没有能力“看”，就意味着心灵窗户的关闭，生命色彩的消失。小说结尾处，能“看”的、实施“看”的都是健全人，“看”的主体是健全人；被“看”的则一并是盲人——护士起初以为和盲人一起的高唯也是盲人，这个误会暗示健全人习惯性地断定盲人是不能“看”的，只能被看，只能是“看”的客体。盲人能否“看”健全人，盲人能否“看”盲人，盲人能否“看”这个世界呢？按常理说，是不行的，但若不拘泥于感官、视觉上的看，盲人是可以“看”的，以自己的方式去“看”，去“感知”、“感受”。对“看”展开考量，重点在于隐藏在这诸多“看”与“被看”关系背后的权力机制，谁在看？怎么看？小说写给谁“看”的？凡此种种，无疑都布满疑惑。小说是如何“看”盲人？换句话说，小说是如何想象盲人的呢？

因为器官的被损害，酿成一生的错位与在黑暗中前行，这样的故事现实生活中不在少数。毕飞宇避开欲望（性欲）、权色、底层、民间这些当下文学的流行话题，首次踏入“盲的世界”，关注这一为数甚多的被遗忘的群体，把捉流淌其间的点点滴滴，这是一种可贵的担当与德行。毕飞宇曾任教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具备比较丰富的与盲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为他展开自己的探索打下良好基础。陌生的、神秘的世界总是充满了诱惑，小说向黑暗世界探勘的过程一方面给我们献上了美丽的收获，另一方面也把许多思考留给了我们。

毕飞宇的写作插着想象的翅膀飞翔，小说中有很多精彩的描画盲人的段落，同时也是集中体现作家想象的片段，需要我们重视。比如小说写了一个叫小马的盲人对视觉之外的其他感觉有惊人的禀赋，主要表现为两种精神状态：沉默和沉默中的沉默。沉默的小马对时间的运行有着判断与把握；沉默的沉默的小马沉浸在情欲的梦幻里，被时间抛弃。正因为小马是沉默的，所以小马是怎么想的读者不会知道，沉默是一种语言，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语言，任由面对沉默的人依据需要、依据自身立场等展开解读，若把沉默看作一种外在的形式、无中生有、有中还无的外壳，那么内容的填充则可因时因地地进行。作家在这里展现了强势的创作意志，赋予了小马那么多浮想联翩、想入非非，那种不容商量的确凿语气带上了太多的主观色彩，让小马这个人物明显地成为作家意识支配下的产物，而且小说在百般强调小马沉默的时候也泄露出小马并不沉默，这就构成了一种写作矛盾。

又比如，沙复明在《大唐朝》的导演来到推拿中心，发现了都红的美之后，陷入了对“美”的思考。“美”是一个骗局，妖言惑众，让沙复明无限疲惫；又是一种诱惑，拥有不可抗拒的吸引。“美”折磨着沙复明以至胃病发作。小说似乎还不满意，在沙复明身上堆积了许多关于“美”的哲学思考，包括柏拉图美学，一与希腊哲学勾连起来，就底蕴深厚、外延扩展、源远流长，沙复明简直就成了哲人，然而植入这些沉重的思考显得生硬、霸道，与盲人的身份与上下文的衔接格格不入。沙复明由“美”的悲哀意识到，“即使到了钟情的时刻，盲人们所依靠的依然是‘别人’的判断……盲人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品头论足里，没有我，只有他，只有导演，只有导演们”。小说再次将沉甸甸的思考堆压到沙复明身上。沙复明除了要忍受生理上的煎熬：强打精神，默默忍受胃病的煎熬，还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幸亏病发时给健全人在厕所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才挽回一条命；还要忍受这么多重复叠加的灵魂上的煎熬、比常人多很多的思索。小说让沙复明承受那么多的重担，像在进行一场精神试验，勘探人性承受的极限。盲人足够坚强，比健全人还坚强，这样，沙复明岂不是成了纸上某种承担着某些功能的任人使唤的玩偶？虚耗了人的能量，泯灭了人的生气，进而折射出作家不易察觉的残忍和粗暴。

还比如，王大夫揣着两万五千块的血汗钱回家为欠债的弟弟解难的时候，在面对讨债人时，宁可残害自己，也不肯给钱让对方放人。金财、亲情、生命的博弈之中，王大夫选择了摧残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保全财和情，展现出王大夫异常刚性的一面，对自己施以“苦肉计”，忍受皮肉之苦，绝大多数健全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不会具有这般坚韧的品质和无畏的精神。如果讨债人不买王大夫的账，王大夫岂不伤了身体还损了钱财弟弟多半也不会回来，财、情、命，三大皆空？当然小说肯定不会这么写。我做如是设想指向的乃是小说未免有些做作，有意往戏里做，做成好戏，这一场景多少具有表演、作秀性质，精彩绝伦但有悖常理。

类似的例子我们在小说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盲人同样有自己的思想、情欲和血性，不输给健全人。社会是健全人的社会，社会的运转依照健全人的逻辑：最直截的莫过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盲人在身体上是有缺陷的，在健全人眼睛的逼视下是残废的、或残疾的，在健全人依自身设立起来的镜像里，盲人是残废人或残疾人。两相镜照，映现彼此的见/不见，明/不明。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镜照远远不能达到“两相”的程度，只是一种单向度的照现。健全人将自己灼热的眼光烧向盲人，将盲人人为地区隔为“他者”：弱势的、看不见的、需要帮助的、值得同情的。

所以，毕飞宇要为盲人画相、画骨、画心，主要地，是给小说注入一个基本构架：突破常人理解的惯性，将盲人作为健全人来写，健全人能办到的——包括事业、爱情、性爱等诸多方面——盲人一样能办到，而且要做得更好，还要赢得健全人的赞许和认可，只是盲人要付出、牺牲的更多，遇到的困难、克服的艰险也更大，盲人奋斗的过程将被注入自强不息、团结协作等精神元素，这过程一定是主干部分，可以扩充的、添枝加叶的也更多。盲的世界，原来还是打着“明的世界”（正常人的世界）的鲜明的烙印，或者说，建构的参照就是“明的世界”。毕飞宇实则是在用健全人的“那一套”来构建盲人的“这一套”。整个小说的写作建立在“这一套/那一套”与健全/残缺的二元模式之上。毕飞宇打着温爱的、怜悯的目光关注盲人和盲人的“那一套”，诚然，毕飞宇表现出对盲人的尊重、同情和敬佩，但那种略显粗暴的叙事态度、油滑过度的幽默、过分戏剧化的情节设计、不时流露出来的健全人面对盲人的优越感多少透露出毕飞宇在悲悯态度背后是一种骨子里的不真诚、对盲人的不尊重。

盲人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是失语、失声的，毕飞宇为他们描绘肖像，表达心声，描述属于他们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内心的真情实感，值得我们鼓与呼，那是文学对写作边界的拓展和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但是，一种提醒与担忧于焉升起，毕飞宇在解蔽、发现的同时存在再遮蔽的可能。对“盲的世界”熟悉经验的卖弄，强烈的为盲人代言的冲动、在人物身上堆砌太多的负累，等等，都损害了这次写作尝试所能达到的效果，那种温情背后的蛮横与粗鲁虽不明显，但让人感触颇深。

弱势群体如何更好地说话？如何更好地为弱势群体说话？毕飞宇在《推拿》中作出了他的尝试，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好的作答。或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个难解的写作悖论。

周小淇，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