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改变我们灵魂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一直处在那个大师辈出时代的阴影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辉煌很大部分是由流亡在西方的作家所书写；在一个文学作品日益成为文化消费的商品时代里，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一大批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备受冷落。近期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巨著《红轮》的翻译出版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从中大概能一窥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与尴尬。

　　奇书背后的人们

　　称《红轮》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奇书一点不为过。这是一部世界文学史上反映历史事件跨度最长的作品，全书共20卷，每卷二到四部，每部40万—70万字。据悉，此次首先出版的是《红轮》第一卷，其他两卷也将于2011年出版。《红轮》不仅是索尔仁尼琴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作者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早在1937年，索氏就已经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其间经历过战争，被囚禁，身患癌症甚至流亡他国的几十年间，索氏以一种“牛犊顶橡树”的精神在写作，历经七十余年的努力方才出版面世。

　　不过，面对这样一部奇书，我们有多大的耐心去阅读、钻研和评述呢？不妨这样说，《红轮》的尴尬之处就在于，我们其实已经对其展露出的长长的历史和政治画卷露出了倦怠之相。对这部奇书，大部分已发表的评论不是谈论这部小说本身，而是谈论书背后的那个大写的人。

　　然而，对二十世纪整体的俄罗斯文学，这部历史小说所展露的对历史的深度透视令人叹为观止。

　　在《红轮》中，除了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有百十位历史人物登场，作者说：“本书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这些原则也适用于虽不著名但当年实际存在的人物。”索尔仁尼琴很早就创造了一种复调小说的形式。照他本人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时便成了主角”。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不幸的，他太关注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才采取了一种复调手法，让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在作品中出现，通过互相争辩、补充与加强，使主题更加深化。

　　在冷冰冰的残暴统治下，时间的亘古长河中，寻找历史的绝对主角显得可笑，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被历史意志胁迫着，跌撞地度过自己苦难的一生。但是，一个小人物面对苦难的态度，却能彰显人性的荣耀。索氏一生的坎坷际遇尽在一个作家的写作和责任中：“作家绝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自己的同胞，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的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甚至吸毒、绑架，那么你的呼吸中必然杂有污秽之气。我们谁能够大言不惭地宣布，现在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

　　良心知识分子的悲悯

　　我在本文开篇部分中说，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光辉与荣耀很大部分都是流亡在西方的作家所书写。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以叛国罪逮捕，强行驱逐出境。他先在联邦德国、瑞士居住，1975年去了美国。身处西方这个自由的国度，他还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批评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弊端。在美国二十多年后，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作品得以正式出版。索氏重返俄罗斯，仍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责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腐败和物质主义盛行，缺乏民主。这时的索氏与其说是作家，不如称之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更多在文学以外的领域发言，以良知面对大众和国家，是个内心无比清醒的流亡者。他与他的时代、国家，所隶属的政权都格格不入，我们对《红轮》献上敬意，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文学品质，而是对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所呈现出的力量而崇敬万分。

　　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作家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这也许该划定一个前提：他必须对人类的苦难有所认识，对人类的悲剧性命运有所担当。我们现时代的作家，陷入大众消费文化的深渊，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关注和思考个体之外的广阔世界。

　　《红轮》出版后一直争议不断，究其原因大概与其文学作品中浓厚的政治意味有关。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直贯穿着一种悲悯的气质，但这种悲悯经过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暴力的耗损基本已消解殆尽。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红轮》本身避而不谈，反而被作家本人身上所延续的悲悯气质所吸引？《红轮》值得我们书写，但《红轮》背后的索尔仁尼琴却更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