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的废墟，水泥板的一端压着姐姐，另一端压着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亲，将如何抉择？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留给人性的一个难题。当徐帆扮演的母亲，无助而绝望地吐出“救弟弟”三字时，石板下的姐姐，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样的无助和绝望。23秒钟的一场灾难，带来了一个家庭32年的生离死别。对他们三人来说，活下来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母亲难以逃脱自责的负罪感，女儿也无法面对母亲放弃自己的心灵创伤。这里的无解，并不是故事的无解，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这是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时，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父亲死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母亲和女儿虽然活了，但内心的伤口却一直张开着。人们在电影院中流下泪水，不仅是为这对母女，更因为灾难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

　　我是含着泪看完这部电影的，很多年没有这种观影体验了。无论是对故事、画面节奏的把握，还是对观众情绪的驾驭，冯小刚都显示了他娴熟的功力。对大地震的灾难表现，冯小刚也处理得恰到好处，即形成了对故事发展的推动和压力，也没有过度的渲染。电影在意的是如何让观众能设身处地走进角色的情感中，一旦与之呼应、合拍了，你自然会与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复杂的人性世界中。人们流下的泪水，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次净化，流出的不过是那些遮蔽人性的杂质。

　　近百年来，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镇》等很少的几部电影，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冯小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民族饱受天灾人祸，我在这儿拍的是天灾，不是人祸——天灾可以拍，人祸不能拍。天灾在这里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其实无论天灾还是人祸，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成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们提防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

　　张静初扮演的那个姐姐，之所以宁可选择退学，也不选择堕胎，就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苦难记忆，使她对生命能作出这种积极的回应。这也是人类修复创伤的一种方式，就是牢记那些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让它们绝不发生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难的承受者，虽不会被我们视为英雄，但她对人性的这种自我修复，又何尝不是一种英雄行为？这也是社会要保存苦难记忆的价值所在，它既可成为社会道德力量的源泉，也能让民众达成对保护人性免受伤害的共识。人们通过对苦难的见证，来期盼苦难远离所有的人。

　　假如一个社会对于苦难或灾难的集体记忆是残缺的，或稀有的，只会导致民众对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败坏。因为他们极少感受苦难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可能变成苦难的施于者。从这个角度说，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迈出了我们对于苦难记忆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艰难，但仍是重要的一步。我记得早年看过一部电影，叫《苏菲的选择》，也有类似的故事核心。那部电影说的是一个母亲在纳粹集中营中面临的抉择，是把儿子还是女儿送入毒气室？母亲留下了儿子。但那部电影中的母亲，最终并没有走出苦难施加给人性的困境，以自杀离世。《唐山大地震》中的母亲通过惩罚自己实现的自我救赎，倒像是对那个波兰母亲苏菲的回答。母亲对女儿说：“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就更对不起你了”，因这种自我救赎，所以这部电影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尾。

　　没有人能预料到，苦难或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它往往在人们最无提防的时候，突然来临，就像汶川和玉树地震一样。不愿面对伤疤和苦难的人们，却要以这种更残酷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的苏醒。苦难的受害者，并不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对苦难的揭示和记忆，也是一种对创伤的安慰和对人性的追寻。《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一部寓言，它用一个带着体温和血泪的故事，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

　　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会回来了，那些受难者失去的青春也不会回来了，但这种对于苦难的聆听和见证，会让我们对现实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实际上，在这个麻木迷茫的年代，做一个对苦难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也是一份骇人的行动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