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本人的与世隔绝，加强了人们对他及考菲尔德的崇拜。以至于其后那么多想写出自己那代年轻偶像的作者，终因其自身无法超越塞林格的传奇而败北。

　　“学校里全是伪君子，你要做的就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他妈的凯迪拉克。然后他们让你觉得足球队输了你得表示伤心，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人人还得搞下流的小集团……”

　　塞上四门功课不及格的成绩单和开除通知，反戴着一美元买来的红色猎人帽，十七岁的霍尔登·考菲尔德（HoldenCaulfield）头也不回地离开无聊的学校，离开他只知道泡女人的魁梧室友和爱挤粉刺的朋友，到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

　　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可惜又没办法逃离。大城市好不了哪里去：他痛恨电影，又不得不去影院消磨时间；他不喜欢没有爱情的性，却没有拒绝小旅馆的妓女；他不喜欢女友的虚荣，可无法下狠心不再爱她；他觉得社会全是假模假式的人，内心又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站在悬崖边的守望者。”

　　这个空虚、叛逆、敏感又内心纯朴的考菲尔德，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简直成了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小说《麦田守望者》自1951年于美国出版后，以每年25万册的速度销售，至今全球各种版本销售已超过6500万册。

　　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战后的太平日子里过得浑浑噩噩，大多都曾如考菲尔德一样逃学、挂科、吸烟、在夜总会谎报年龄买酒、忐忑不安地招妓女、每句话里加一句”他妈的”……他们早感到无法排遣的忧愁、失落和对世界的反叛，却说不出这情绪从何而来。好在这本小说及时提供了答案：因为成人世界都功利虚伪，没有什么是值得奋斗的。

　　当这代人成为父母，不免也叮嘱他们青春期的孩子赶快读读这本书，仿佛经过这样的阅读，就可以预先接受某种心灵免疫–在未来不可比避免地通往中产阶级的路上，不会因为猛然碰到真相而那么难受了。可以想象他们拿出这本书时，就像捧起泛黄的旧相册，又骄傲又感伤地说：这就是曾经的我。

　　考菲尔德就这样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偶像，到了八九十年代，其形象终于漂洋过海，在中国大陆也掀起一股热潮。尽管彼时国内尚没有所谓中产，但”成年人都是伪君子、学校的教育全是扯淡”之类的结论，总是适用于所有年轻人的。

　　然而小说的作者J.D.塞林格（JeromeDavidSalinger）创造这样一个形象，却未必是要教导全球的青春期少年摆出一副虚无模样。考菲尔德并非因为看不惯世界的虚伪而悲伤–他毕竟只是个孩子–而是因为悲伤才看不惯一切。在小说里，他经受了亲爱的弟弟去世的打击，死亡让他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联想到小说成书的时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经历死亡后的无助情绪切入，无疑是塞林格本人战争经历的影响。

　　这个原本被父亲寄予”做火腿生意”的美国人，于二战期间入伍，1944年在英格兰德文郡的反间谍分遣队服役，负责盘问纳粹战犯和逃兵。他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和阿登战役（BattleoftheBulge），是第一批参与解放集中营的美国士兵。

　　战场的残酷给他带来严重的影响，以至于战后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星期的精神治疗。即便如此，此后他仍告诉他的女儿：”无论活多久，你永远别想赶走鼻子底下那股尸体燃烧的味道。”

　　塞林格的传记作者和其他书评人都认为，战争经历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和影响因素。战后他的许多故事中涉及战争背景，例如那篇有名的短篇《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中，写的便是驻英美国中士的经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退役士兵则在蜜月期间选择自杀。

　　战争之后，塞林格个人的追求和性格也发生很大的扭转。此前他曾那么渴望生命，四处投稿，拜访海明威等成名作家寻求指点，哪怕开吉普车去战壕都要带着打字机。”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能找到一个空着的散兵坑，我都一直在写。”

　　然而《麦田守望者》为他带来鼎盛声名后，他却毫不留恋地转身丢掉。1953年起，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沃尔过起隐士生活，此后作品也发表寥寥。或许，他正是发现文学的成功也无法解决个人对世界的困惑，继而才在之后不断尝试禅宗和其他各种东方哲学。

　　在他高围墙包围的红色房子里，塞林格时时更换着自己的信条：禅宗、吠檀多印度教、基督教科学、心理学……他对自己的健康也非常在意，饮食严格，早餐只吃冷冻豌豆，晚餐是半熟的羊肉汉堡。

　　他拒绝一切当面和电话来访，偶尔在街上有陌生人向他打招呼，他转身就跑。朋友或热心读者给他写信，他吩咐把所有来信都烧掉。他也拒绝任何与其作品相关的交流活动，拒绝媒体采访，拒绝改编影视作品。

　　塞林格本人的与世隔绝，加强了人们对他乃至考菲尔德的崇拜。似乎一个这样不羁的文学形象，就应该出于这样决绝的作者笔下。以至于其后那么多想写出自己那代人的年轻偶像的作者，终因其自身无法超越塞林格的传奇而败北。

　　他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对个人生活的维护上，甚至于连个人照片都不肯流露。《麦田守望者》在第二版之后，塞林格就通知出版社称自己实在看得逆反了，在第三版就把封皮上的照片拿下。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他的其他照片流出，媒体只得靠漫画来弥补，有家不熟悉情况的法国媒体还搞出笑话，错登了当时一位也姓塞林格的美国国会议员头像。

　　不幸的是，塞林格那么敏感，那么怕被伤害，却一次次被背弃。在六十年代之后，他每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都是因为版权纠葛或个人隐私被未授权公开：传记作者未经授权引用他大量私人信件；热心读者将他成名前散见于报端的文章结集出版；曾经的小女友写书曝光他们的情史；女儿出书讲述他这些年生活的隐私……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09年6月，有人化名J.D.加利福尼亚写《麦田守望者》的续集，76岁的老主人公逃离了自己的疗养院，令考菲尔德的拥趸们哭笑不得。

　　除却各种法律事件，围绕塞林格不断的另一个话题是他的女人们：他先是爱上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后者却与在他服役期间卓别林结了婚；第一个妻子是德国医生，第二个妻子是比他小19岁的英国艺术评论家之女，第三任则时在他年近七十时娶了一位年轻护士。此外还有上述曝光情史的耶鲁大学小女友、长期痴迷的女演员等等。

　　他要求伴侣跟他过一样的生活，不许探亲，最好也不生育（三任妻子共育有一子一女），仿佛任何他人的影响都会波及自己。他又不愿孤绝到底，如同对于外界纷扰的应对，一方面尽可能回避，一方面又放不开，无法完全置之度外。说到底，他大概还是不能彻底豁达度日吧。就像叛逆又无力逃避的考菲尔德，在那些刻薄的粗口下面，是一颗害怕受伤的心。

　　我们追忆塞林格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在家中溘然辞世，终年91岁。

　　他的离世引起全球读者的震动，一方面哀悼叹息，另一方面又不禁因回忆而意识到自己的老去。我们陷入对故事与过往青春的怀念里，遥想反戴的红色猎人帽和冬天冰面上不知所踪的野鸭子，遥想着这个一辈子敏感又孤独的老头，怀着爱与凄楚，献上最诚挚的敬意：

　　[研究员刁莹]：

　　2006年1月1号，我在西单外文书店买了《麦田守望者》。书是白色封面，小开本，薄薄的。同时买的还有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这两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离开家或学校，在正常生活的轨道之外历练一番后返回现实。

　　那时候我22岁，刚工作一年。外表已是成年人，可内心无所适从。读到这两个孩子的孤独和彷徨，我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随身装着这本白色的小书。常常拿出来找那句话：一个人不成熟的标志是他愿为一个事业崇高地死去，而成熟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之谦卑地活着。我想卡夫卡和霍尔顿会长成坚强的男人，用外表的谦卑沉默来保护心底那个纯真的小孩儿。

　　同一年的秋天去纽约的中央公园看浅水湖里的鸭子，想到霍尔顿的问题，我也想像不出它们冬天会去哪里。最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很多鸭子在结了冰的运河上踱着步，想我可以告诉霍尔顿在荷兰它们是在冰面上走来走去的。尽管常想到霍尔顿，可不知为什么，在得知塞林格的死讯之前，我从没想过要了解他的人生。现在看，这无意中的无知，应该是合他意的。

　　[研究员艾达]：

　　面对一位曾占据大学时代重要阅读榜单的作家，我对赛林格感到一种敬意。这种敬意与其说对于作者或者作品本人，不如说更多来自一个已经度过青春期的读者对生命感到的敬意。生命本身对一个人思维方式的修改，远甚于大学时代对一个人知识谱系的奠定。正如几乎十年以后，我重新翻开书架上布满灰尘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始终无法进入阅读状态。

　　我所惊奇的是，满篇特有的霍尔顿式愤怒中，有多少被过去的自己，包括与自己同时代的一群年青人所吸收、消化、继而构成长达数年我们思维方式里一种顽固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中国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吸收西方思想体系之后的沉淀物之一，并以代际传承的方式庄重地遗留给下一代人（起码在我自己的记忆里，这是大学时代一位文学老师重点布置的为数不多的阅读书目之一）。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被麦田守望者意象感动着的六十年代（继而是七十年代）年青人，他们来自中国广大的农村、城镇、大都市，尚未被商业资本的洪流所改变，社会主义荫庇下的他们在体制的保护和束缚下拥有与生俱来的虚无、无力与愤怒，恰如赛林格或霍尔顿因为富有阶层的出身拥有逃避社会的资本，这种完全迥异但彼此暗合的情绪在十几岁少年的青春期失败叛逆故事中得到了宣泄。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完成以前，就早早选择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研究员曾飙]：

　　王晓峰和苗炜都在三联周刊上班，王晓峰的”不许联想”链接了苗炜的博客，题注是”基本上中产了”。他们俩都迷赛林格。在赛林格死后，王晓峰发了照片，苗炜一下子写了五条关于他的博客。2月5日，苗炜特地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麦田朗诵会，来的都是白领或者中产。苗炜本人从事媒体行业，业余写小说，收藏瑞士表，开越野车。王晓峰的评价没什么错，他就是中产，这也是赛林格的意思，也是我和我太太制定的共同奋斗目标。

　　《麦田守望者》是我在青春期接种的中产虚伪综合症疫苗。赛林格给我的人生最大的启迪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中产阶级，而不怎么感到羞耻。我们都已经提前被赛林格骂过讽刺过叮过，因为如此爱他，所以都毫不抗拒地比照霍尔顿的理解看世界，看自己的无耻与虚伪是否到了成熟的哪个境界。赛林格预言每个正常人最后都会变成伪君子，人人都记住了，却没人能够停下来，只能一直往前走。我们不好意思说放弃了理想，只说压力有点大；我们明明失信于人，说自己最近太忙；我们为说谎开脱，其实这很正常。面对和谐，我们更要互相理解。其实，我们就站在悬崖边上，还自言自语说一直在看着麦田。现在，赛林格终于死了，我们都去纪念他，就像《洋葱》上说的那样，一大群伪君子的哀悼。

　　在语言能力上，我觉得赛林格，比王小波要厉害很多。王小波用自己的小说，解放了一批中国年轻人，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和未来博客写手的笔，让他们自信满满，认为用简单的逻辑和常识一样的问答体，就可以写出一大坨的文字，久而久之，形成了茅盾先生一样罗嗦体。赛林格不一样，他只教了一个关键词，我还是后来在北京真正学会。

　　记得大学第二年，我们从昌平园搬回了燕园。突然半夜有人在楼道里嘈嘈敲门，开门是三四个酒气熏天的奔四男人，其中一个面色微红，冲我们高喊，自己找到了过去的宿舍，激动，要回忆青春，还要进门摸一摸过去睡过的床。这样的夜晚，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

“师兄啊！”笑着把门当着他们面给带上，在黑暗里骂了一声”傻逼”，继续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