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注】衷心感谢许纪霖、刘擎教授的邀请及其催稿。这迫使我在繁忙工作中把我的思考变成文字。童世骏曾在会上感叹，我们对五四的反思进展不大，落后于近十年的各种惊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本文就在这种批评下，试图寻找一个思考“主义”问题的新视角， 并旨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同仁的批评和指正。

　　今年五四运动已经了九十年了，我带着一种半宗教的情绪来缅怀这一神圣的纪念日。我是一个忠实的启蒙之子，我们是启蒙精神的贯彻者、行动者。今天，我们必须从大国宪政治理的视角，重新反思五四对中华民族带来的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坚持捍卫多元思想的前提下，超越多种意识形态；在宪政制度的框架下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合理竞争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强大奠定一个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思想世界。

　　“五四运动”中的多元文化基因

　　五四中有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他在北大任校长时那种开放、多元、宽容、兼蓄的精神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价值；另一个是胡适先生，他当年提出了“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今天我们不得不研究多种主义之间的合理关系。“主义” 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努力建构一个整合性的宪政制度，使各种主义能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五四运动”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它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大转变承前启后的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重构运动。它的伟大意义绝不在仅仅为某一个意识形态开辟道路，而在于它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结构，奠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多元的格局。从五四到今天，中国历史经历了不少曲折，总有人出来努力塑造新意识形态，来否定其他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努力无法改变五四运动中注下的多元文化的基因。今天中国社会多元思想并存、竞争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这是五四基因的显现和发展。重新塑造一元的意识形态（不管采用何种内容和形式）来取代和否定多元思想格局，无法解决现代性中一元和多元的矛盾和统一的问题。

　　五四运动中的多元思想并不是分裂、孤立的，无法整合为一个整体。恰恰相反，五四运动后始终存在着各种整合性的思想运动和政治努力。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国家用行政力量扶持某种思想，但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走意识形态的整合之路，而是要追求一种宪政制度: 在这种宪政的制度下来整合各种意识形态，让其各自发挥作用。

　　过去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和讨论大多集中在传统和现代、一元与多元、启蒙和救亡等关系上，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宪政建构的时代。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更高的、制度化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五四运动的遗产。

　　多元文化的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五四时期的百花齐放发生于战乱、列强争霸的历史背景之下。今天的多元文化思想格局的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了。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多元化、人们利益的冲突性，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一个日益增长的资本家阶层，就有与之相应的学术思想，比如鼓吹自由贸易的个人主义、私有化的经济自由主义。有广大的劳工阶层，就有与之相应的旨在捍卫工人利益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市场化渗透到每一个社会角落，摧毁着传统文化道德时，必定会产生各种文化传统的复兴。简言之，当代社会有三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三者都有各种复杂的表现形态，而且三者之间也有错综复杂的联系、组合和交叉。这三种思想文化是我们时代的最基本特征。它不仅仅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而且存在于每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或国家中。当然，这三种思想的地位、组合方式、平衡方式因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形态。

　　在中国现阶段治理的政治实践中，特别是在治理国家的层面上，必须承认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合理性。以各种所谓的“左”、“右”意识形态为例，左右之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一直存“左”和“右”的分歧与争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很多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左右的分歧和争论。

　　无论左还是右，都是社会整体中局部利益和诉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群众基础。现阶段中国的左右之争，其本质并不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是在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共同前提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关于利益分配的讨价还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左右之争的存在，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常态。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也是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再造和重组的过程。时至今日，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群众基础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在数量、质量和可支配的资源等方面各有千秋。简单地牺牲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是不现实的，甚至会引起矛盾的激化。治理国家就必须看到，无论是“左”还是“右”的呼声，实际上都是在为各自的阵营谋求福利。因此在全局性的政策选择或者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应该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应当把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和社会的成员看作是平等的，在政治决策中尽可能体现和代表广泛的利益。自然，超越左右之争并不是要装糊涂否认左右之间的分歧，也不是要提倡不合实际的“一团和气”，而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正视、理解和解决这些分歧，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各种多元文化思想核心价值都有其合理性，代表多元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或代表着人生发展阶段中不同的价值指向和目标。但是每个核心价值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自由价值不能取代平等的诉求，民主价值绝不可能完全否认社会组织中的等级序列的观念和规则，或一个民族自身的积累的核心价值如中国儒学的“仁” 、“义”。反之，“仁” 、“义”价值也不能取代当代的自由平等的价值。每个价值在各自领域都有合理性和局限性。我们对每一种意识形态应该持同情理解的立场。我们对自己不喜欢的意识形态常持批评的态度，但是我们更应该对自己钟爱的意识形态持反省、自我批评的态度。

　　宪政治理之视角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各种意识形态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都各有自己的地位和功能。我们必须站在更高、更远、更深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更高就是说超越每一种意识形态，在宪政框架下摆平多种意识形态的关系。更远就是说中国未来几十年崛起需要一个健康的、多元的、平衡的思想局面。更深层的就是，在宪政的深层结构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平衡和互补。我们需要一种宏观的叙事能力和框架，开拓一种宏观的视野，把各种意识形态置于这种宏观的、整合性的宪政制度中。

　　在整合性的宪政制度中，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又相互互补。自由主义旨在阐述一个最基本的人权，通过捍卫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各种思想的发展提供一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整合各种民族的功用。相比较而言，儒家文化显得狭窄，它只是一个以汉民族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其他少数民族比如西藏、维吾尔族未必信奉儒家学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家学说不能承担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的功能。但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才一百多年，它并未像儒家学说那么深厚。作为现代意识，它的面很宽，在当代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各种形式的马列主义的影子。但是，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相比较，儒家文化的优点在于几千年的深厚历史。简言之，马列主义“广”而“薄”，儒学“狭”而“厚”。在这个意义上，马列主义跟儒家学说需要阴阳互补，各自在一个国家建设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一个合理的思想世界和宪政制度不应该由一种思想独霸天下，而应该是各种思想的相互共存、相互竞争。在现代社会中，某一种思想独霸天下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甘阳曾经提出要在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和儒家文化中打通。但是，这是在何种意义上打通呢? 是否是建构一个更高的、更广泛的新意识形态呢? 许纪霖批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提倡回到密尔的整合性的自由主义。1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可以回应中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一种整合性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很难行得通。罗尔斯试图综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价值体系，但他的努力在学术上并非完全被接受；在政策层面上，他所批评的功利主义仍然占上风。即使马克思主义自身已分化为各种新旧左派，显现出一种多元的局面。多元的社会及利益群体会抵制一个宽泛而不具体的意识形态。很难把各种好的价值综合在一个学说中。在思想观念上也很难建构一种综合性的、整合的意识形态。

　　某个思想独霸的格局不同于某种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格局。后者不否定其它思想的合理存在。在美国和澳洲，自由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渗透于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但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存在着，扮演了社会批评的角色。相反，在中国，马列主义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自由主义却扮演了社会批评的角色。撇开哪一种意识形态为主导地位不谈，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总有几个思想相互牵制、相互批评，构成一个阴阳平衡的思想格局。
  

中国自由主义绝不应去争取霸主地位。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力图阐明人的基本权利原则，为多元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无论左派、自由派、国学派大概都不否认人的言论自由，每个人可持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必须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越来越成为共识。各种意识形态可以也应该相互竞争，争取各自的听众，扩展各自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战争和武力来强制推行某一种意识形态，或压制、打击另外的意识形态。用武力来扶持一个意识形态来取代所有其它思想的这种方式在当代社会中已很难行得通。今天，行得通的方法就是主张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共存，合理竞争形成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动力平衡。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是发展同情的理解；在深刻、严肃的批评中发展各自的学说。宪政框架的整合，其实质在于追求多元和一元的统一，在多元思想局面中追求宪政的整合。也就是把各种不同的主导价值、理念贯通，打通，成为一种整体的宪政结构中的有机部分。

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宪政制度并非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它包括自由主义的成分，但并不是自由主义独霸的宪政，而是亚里士多得所说的“混合政体（mixed regime）”。一个纯民主的政体不是最好的，也不稳定；一个贵族政体也是弊端众生，一个独裁政体更是百害无益。一个合理的政体应该是混合型的，在自由、平等、民众参与、精英审慎之间应保持的动态平衡。中国近几十年政治发展的方向就是沿着这种混合政体而发展。用纯自由主义的思维框架无法理解中国政治发展中自身的特点、奥妙及优点。这种混合政体是一种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和制度框架，具有深层的内在的张力、矛盾和创造性。2

注释：

1 许记霖，“政治自由主义，还是整全性自由主义”，许记霖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参见 Baogang He,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 NY: Palgrave/Macmillan, 2007, chap.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