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剪不断，理还乱”——评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2)

三

　　综观《毛》书，还存在若干错误。

　　一是在史料运用上的错误。最典型的是借用吴德的口述史3，重复了1966年“6月21日，清华大学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口号”（页141）的错误说法。事实是这一天，蒯大富在其同学的大字报上留言，表达出对名义上由北京市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在整个1966年6月，批评刘少奇的问题不可能逾越出中共中央上层，就连张春桥、戚本禹等那样的人也只是在8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写出后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文革矛头是直指刘少奇的。吴德的口述史过高地评估了蒯大富的“先知先觉”。清华大学第一张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出现在1966年8月22日署名“向日葵”的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还有，关于王洪文的年龄，作者可能基于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1655上的错误记载，把王的生年当成了1932年（实为1935年），提到毛泽东1972年考虑王当接班人时说王的年龄为40岁（页486 ），实为37岁；提到王在1973年中共“十大”当选副主席时的年龄是41岁（页554），实为38岁。另外，在提及毛泽东1973年9月23日接见外宾时称赞秦始皇，在注释中说这是毛泽东“接见波兰共产党的同志时讲”（页680）的，其实是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及副总统沙菲讲的。

　　二是在史实上的错误或史事界定的错误。作者说“实际上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就已经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页17）。真正的实际是30年代中共苏区整治“AB团”事件和40年代初“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就已经出现了上述现象。李锐、高华、韦君宜、蒋南翔的有关著述都已证实。作者把王海容说成毛泽东的“侄女”（页51、页121），其实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的孙女，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作者断言1966年初的“《二月纪要》就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正式结成政治联盟的产物”（页111），此言不确，因为此时文革还没有正式爆发，林彪还没有“揽得”他后来的几位“大将”进入军机中枢，张春桥、姚文元也还没有进入中共中央，何以谈得上这“两个集团”的形成乃至“联盟”，至多是林彪与江青二者个人的政治联手。作者说“‘罗瑞卿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政治冤案”（页119），那么，比这一冤案要早的并且标志着拉开了“文革”序幕的吴晗冤案算是第几个冤案呢？作者称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在自己生日聚会的讲话称为“生日秘密讲话”（页209）或“秘密生日讲话”（页778），其实这一讲话根本算不上“秘密”，因为在没过几天的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的元旦社论中已经把这一讲话的精神公诸于世。《毛》书在关于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会军队干部构成比例的表述上前后矛盾，先是说军队干部中央委员占47·5％（页231），后又说占44％（页421）；而在谈到中共“九大”政治局成员构成时提及“三名为大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页422），这里，把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职提前了一年半多，而该书页679的一个注释正确地标明了李德生是1971年1月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毛》书说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军委形成了两派力量，一是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另一是毛泽东启用制约林彪的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说叶等五位元帅“的确在‘九一三事件’中发挥了支持毛泽东粉碎林彪集团的重要作用”（页423），这里夸大了叶等五位元帅的作用，他们不是在“九一三事件”之中而是在这一事件之后赞同毛泽东的一系列举措，因为他们在这一事件发生之际除了叶之外，都是在若干天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们在解决林彪问题上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同样是军委委员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李德生那样显著或重要。又如，关于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说“毛泽东特意邀请林彪的政治对手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加”（页458），事实上陈、徐、聂不可能是林彪的“政治对手”，至少不可能是林彪的文革的现实“政治对手”。《毛》书中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不符合实际的臆断。比如，关于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遏制了迟群、谢静宜推行的“反走后门”风潮，作者说这主要是考虑到叶剑英“在军内有很大的影响力”（页573）。实际不然，谢静宜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本人就“走后门”，即他把自己身边的女工作人员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上学4，他是不想使自己“走后门”送去上大学的人被退回来。作者接着说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意味着“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做出的一次政治让步”（页573）。谈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让步”，我认为，决不止一次。正如作者所反复论及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矛盾百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更是不断地做出形形色色的“政治让步”，可以随便提及的就如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后毛泽东很快废黜了这一事件的风云人物王力而对军队势力做出“政治让步”；1970年后毛泽东决定与美国和好，这是他为了中国国家的自身利益而多少牺牲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政治让步”；还有事后看来，毛泽东在文革中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之一就是1973年让邓小平政治复出。《毛》书说邓岗是“中央电视台台长”（页658），邓岗没有任过此职，他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又说，聂荣臻是“最早提出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页659），理由是聂荣臻1976年9月21日特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这个说法不成立。事实是华国锋在毛泽东去时后的三天即9月11日找李先念等商议逮捕“四人帮”，亦即正是华国锋本人身体力行地最早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5。《毛》书在页732上注释1976年10月之际，“当时吴德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应为“当时吴德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只是在1972年5月至1975年10月兼任过北京军区政委，在他前面，由纪登奎兼任第一政委。《毛》书把贺诚的原职务写成“军事科学院院长”（页816），实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又说，陈丕显1975年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页818），实为“副主任”。

　　三是校订的问题。《毛》书中出现了不少的笔误或者打印、编辑、校对的错误，我相信，出现这些错误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这些本可避免的或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毕竟影响了该书的质量。例如，把毛泽东《七律·有所思》的诗句“满街红绿走旌旗”当成“满街红绿走族旗”（页142）；把曹荻秋当成“曹狄秋”（页211）；把“章士钊”当成“章世钊”（页246）；把1973年中共“十大”当成“十六大”（页287）；把“熊贡卿”当成“能贡卿”（页578）；把“陈垣”当成“陈恒”（页815）。又如，关于1971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部分老干部座谈会，把李富春主持该会当成“李富春中央委员主持”（页470）；在关于1975年初周恩来介绍国务院分工的情况，把“请小平同志主持”当成“请小平通知主持”（页590）；说毛泽东“擅自利用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而不是选举”使得华国锋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页643），实为“第一副主席”，等等。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失误，即说到1976年一年内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在任职期间病逝的。在此之前，董必武和康生先后病逝，接着提到“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页652），这也就把康生这样的人物划入了“伟大领袖”之列，这就与作者在全书对康生的深恶痛绝的斥责甚至鞭挞大相径庭。

　　总之，在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的诸多具体、细致方面的探讨上，与2008年香港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第八卷（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和杨继绳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相比较，《毛》书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无论怎样，《毛》书凸显的“核心观点”（页15）已昭著世人：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只要一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就安宁下来，不止保持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安宁，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中国再也出不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就能够安宁。道理就这么简单”（页789）。确实，“‘文化大革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也是中国能够在1978年之后走向‘天下大治’，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页3）。拥有三十年之久的相对安宁历史则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分之一历史（曾先后占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历史）的文革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缘于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的演变和归宿。

　　注释：

　　1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138。

　　2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日本，《中国研究》1997年1月号第22期，页60。

　　3 3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9、页235。

　　4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校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页57。

　　（原文刊于《二十一世纪》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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