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澍：世界舞台上的民族主义

一九八六年，一位正在湖南教书的美国女教师偶然结识了一群来自菲律宾的流亡革命者。由于刺杀马科斯总统的计划失败，这些菲律宾共产党员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逃亡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同志，他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随后被安置在长沙，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住所。二十年后，正值阿基诺夫人的“人民力量”运动推翻了马科斯政府，一位流亡者认为重整山河良机已至，便挈妇将雏，带着对革命的乐观回到了菲律宾。然而，在几个月后的一次聚会中，美国女教师得知这位革命者已被阿基诺的军队处死。

正是带着对中国和亚洲革命如此复杂而伤感的“前理解”，这位名叫瑞贝卡•卡尔（Rebecca E. Karl）的年轻女教师回到了美国，开始了她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多年思考和研究。虽然她的考察对象并不是席卷现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但她坦承，在湖南的一番经历仍是自己展开中国研究的最初动机。尽管同情并不一定来自于、更不必然意味着了解，然而在亚洲腹地的多年游历以及与第三世界民族革命——虽然已是夕阳般的尾声——传奇般的相遇，却无疑使她具有大多数美国同行所缺少的某种优势。或许正是由于如此，她的近著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以下简称《大舞台》）既具理论张力，亦不乏历史的体贴，并以其对美国东亚研究方法论的内在反思，成为近年来英语学术界民族主义及东亚研究领域颇有锋芒的一部著作。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感叹道，假若不对“民族”这个单词及其衍生的有关词汇有所了解，我们几乎无法对近两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做出解释。具体到中国近代史，当然也可作如是观。或许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如此重要而又如此经典迭出，以至于后来者多少都会感觉到无从说起的困惑。然而瑞贝卡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苦恼——其提出问题的方式可谓相当特别。一九○四年，著名伶人汪笑侬创编的新派京剧《瓜种兰因》在上海春仙茶园上演。此剧描写土耳其因礼仪纠纷对波兰宣战，后者当然战败，不得不割地求和。剧情虽不尽合于史实，然因影射晚清政局，大受沪上观众欢迎，以至于警察局不得不出面告诫观众不可过于兴奋。如同当时众多可以视同政治寓言的文学作品，《瓜种兰因》不仅多含文字游戏（例如剧名即暗指瓜分、种族、波兰、原因），其剧情亦蕴含着“对现代世界与中国之间构建性关系的复杂阐释”。剧中采用的“波兰”、“亡国”、“同种”等词语看似平淡无奇，但倘若置于晚清思想发展脉络中，其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便自然浮现。由于常被视作中国自身的镜像，“波兰”本身的词性与内涵在晚清语境之中不断发生变化。早期维新派如康有为对波兰的认识，以国家和统治者关系为中心的精英主义为主导，并不涉及“人民”与“社会”。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知识界对清廷极为失望，遂把作为“民族”的波兰视为复兴之寄托。由此，知识界对国家的定义重心逐渐从狭义的“国家”（state）向“民族”（nation）移动，“人民”、“群”、“社会”等概念逐渐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剧中选择土耳其（指代日本）作为波兰（指代中国）的征服者，是以象征的方式表明种族的划分并非以文化相似性而是以现代国家力量/地缘政治为标准，不仅批判了晚清一度非常流行的中日“同种”论，而且也显示当时知识分子对以全球权力 /地理而非文明/文化为基础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初步认识。作者以京戏为引子，从市井娱乐转入精英话语，此种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眼光的变化，使欧美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渐渐被纳入国人的视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抗争不仅在实践层面，而且在理论和话语层面深刻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在《大舞台》的第二部分，作者再次聚焦于几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片段，更生动地阐释了这一观点。一八八一年，夏威夷国王加剌鸠（Kalakaua）远渡重洋，访问中国并会见了李鸿章，提出了中国与夏威夷联手抵抗西方的请求。李鸿章却认为这一要求“不仅是放肆的而且是古怪的”，因而不予回应（中译本81页）。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对太平洋事务如此冷漠，似乎正折射出当时国人（绝不仅仅是决策层）对现代世界格局与殖民势力缺乏应有的认识。到了一九○○年，由于檀香山唐人街爆发瘟疫，梁启超被迫在已被美国控制的夏威夷短暂驻留。对于他而言，此时的“夏威夷”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身处其中，他发现所谓“亡国”不仅意味着王朝更迭或领土丧失，同时也是一个种族、语言、文化和政治逐渐消亡的被殖民过程。为了使国人理解并警惕这种现代的“亡国”，则必须重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nation）。同时，华人在夏威夷被殖民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仅使他们和本土中国人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而且凭借他们的政治经验、反抗精神以及经济贡献，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新国民的理想形象，而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国民”理论，就得以在夏威夷华人的基础上被想象和建构。因此，借助梁启超等人的论述，夏威夷不再是对国人毫无意义的蛮荒海岛或地理符号，而是作为现代全球空间体系中超地域性的政治镜像，直接参与了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

事实上，伴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反殖民斗争的逐渐兴起，被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并赋予意义的地域空间绝不仅仅是夏威夷。从菲律宾到埃及，从土耳其到南非，这些地区爆发的民族革命斗争都曾在晚清舆论中激荡一时，也都从不同层面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历史”、“人民”等现代主题的思索。正是借助这些彼此关联而又层次分明的个案分析，作者勾勒出起源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层结构及其内部不同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调和、形变，其中不乏洞见。譬如，作者认为一八九五至一九○三年间菲律宾反对西、美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不仅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革命”对于解决民族生存问题所具有的具体而现实的意义，而且使他们对革命的现代性一面也有了初步了解：革命并非是蛮人的造反，而是殖民地人民在当代世界的社会政治实践的新模式。而只有通过理解革命，人民、国家、现代化和历史等等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术语才可能得到清晰的梳理，晚清知识分子才能有效地把重要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与全球形势联系起来并产生新的理解。同时，由于中国与菲律宾相似的地位与共同的被殖民 /半殖民经验，晚清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难能可贵的见解——通过反观西班牙史书中的菲律宾人形象，他们辨认出了隐藏在帝国主义巧妙的历史叙事背后的整合性策略，并且认识到帝国历史叙事并非事实的真实反映，而是对特定人群具有物质意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同时构建起一整套全球结构体系，并通过自封为“历史”得到巩固。由此，不仅欧美列强所宣称的诸如“人文主义”、“文明社会”、“人种差异”等等命题变得十分可疑，弱小民族是否可能以及如何书写“历史”与“文明”等相当超前的问题也被令人惊讶地提出，虽然它们在当时并不可能得到回答。

不过，尽管书中如此透辟犀利的论述所在多有，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作为一位女性学者，瑞贝卡在对历史细节保持敏锐嗅觉的同时所展现的理论洞察力与批判意识。我以为，倘若不抱偏见，《大舞台》的每一位读者都会注意到她那宏阔的理论视野。她始终将中国民族主义置于全球现代性空间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这背后，则隐含着作者对于现代性的激进理解——现代性是一个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物质与表现的总体性结构，帝国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扩张使中国无可避免地成为这“总体”（杰姆逊语）中的一部分。作者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帝国主义以及知识、实践的全球流通，晚清中国被明确和暴力地置于世界之中。因此，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民族主义也就必须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亚非拉被殖民国家的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中来看待。这种互动关系不仅表现在对被压迫命运的彼此同情和政治斗争的遥相呼应，更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相互渗透、辨别、吸收与融合。所以人们不应在一个封闭而孤立的模式或系统中分析民族主义话语，而必须将之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历史问题，放在全球性的比较语境中加以考虑。

人们当然可以批评作者有些“理论先行”。但我以为，如果追根溯源，这种视野的形成或许并不完全来自于书本，而是与瑞贝卡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体验”有内在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如此，她对东亚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可谓相当有颠覆性。在她看来，一度广为流行、现在仍颇有市场的中 /西（日）二元对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及其背后隐含的以欧美为中心、将西方历史普遍化的意识形态霸权和历史目的论固然应该被否定，那种看似批判西方霸权而片面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历史逻辑、将中国从全球语境中孤立出来的所谓“中国中心说”也不可取。因为后者将民族主义视为完全中国内生的、与外部世界无关的一种现象，必然会导致从根本上忽视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更为广阔的背景与资源。换言之，这两种研究范式同样带有偏见地否认了世界的复杂性。瑞贝卡还着重分析了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的偏颇之处。她并不否认杜赞奇的理论贡献，但她提醒，为了反对国家主义历史叙述的话语霸权而去寻求一种完全无视甚至“分离”全球历史的“内部的”、“地方的”历史，无异于缘木求鱼。同时，完全将“民族”视为意识形态的虚构，将民族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国家主义从而彻底否认其作为理论/历史问题的真实性，也不能够构成对欧美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霸权的真正批判。只有将中国民族主义重新置入全球语境，把它看做是形成于十九世纪晚期的现代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努力复原全球历史语境中的内部关联，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及中国自身现代性境况的语言、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充分理解。这或许正是作者更愿意将本书视为“知识文化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或社会史的根本原因。

显而易见，虽然《大舞台》讨论的是相当具体的历史问题，但它的学术目标与理论企图绝不仅限于此。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曾三易其稿并大幅压缩字数，语言的高度抽象化更凸显了其内在的思维强度与理论力度。换言之，这是一本并不易读但的确具有某种“典范性”（见《美国历史评论》二○○三年第一期书评）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所关注的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扩张作为历史进程仍在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大舞台》对现实的辐射能力也不应被忽视。在知识层面，它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中国在全球空间中的实际位置，反思由于对欧美中心世界体系的无条件认同而造成的对亚非拉世界的长期忽视以及对国际主义理想的贬低、丑化；在实践层面，它也反复提醒一个我们曾经献身其中但今天已几乎被全然淡忘的历史事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命运，既是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也是在与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互相依存中形成的。特别是在西方金融危机持续加剧、世界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它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和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国家的复杂关系，如何在国力上升而与其他国家不可避免发生利益冲突的过程中，既维护自身利益、又避免落入新的孤立主义或霸权主义陷阱，都不无裨益。

在民族主义的幽灵再次游荡在世界舞台的今天，无论是重新扮演主角或是继续充当看客，对《大舞台》所提出的这些思考，其实我们都无法回避。

（《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 [美]瑞贝卡•卡尔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十月版， 25.00元）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