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源远：布鲁金斯学会：思想的力量

缘起：少年公民得志，倾心公益研究

1850年1月22日，罗伯特·布鲁金斯 (Robert S. Brookings) 出生在美国东北部马里兰州的塞西尔县。1867年，17岁的布鲁金斯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马里兰的小镇，来到了美国当时第四大城市圣路易斯，与他的哥哥哈利·布鲁金斯一同干起了木制品批发买卖。经过几年的历练，罗伯特·布鲁金斯年仅21岁就成为了公司合伙人，并与他的哥哥一起，把一家小型木制品批发公司发展壮大成为美国最大的批发商之一。

　　1874年，事业有成的布鲁金斯决定去欧洲游历，打算成为一名音乐家。然而在柏林住了一年以后，他终于还是放弃音乐梦想，回到美国继续经营业务蒸蒸日上的批发公司。 1895年，45岁的布鲁金斯决定离开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转而投身慈善事业。虽然自己没有受过一天大学教育，布鲁金斯向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捐献了一笔巨款，并成为该校董事会主席。直到1932年逝世，布鲁金斯一共向华盛顿大学捐献了500万美金，并一直任董事会成员。

　　布鲁金斯是美国精英界“商而优则仕”的典范。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在商界颇有名气的布鲁金斯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中物价委员会主席。这一与国家经济命脉息息相关的重要职位让布鲁金斯得以接触到当时美国的各行各业;而在与公司、政府部门频繁交道的过程中，布鲁金斯也逐渐意识到经济研究和科学治理的重要性。有着强烈公民意识的布鲁金斯曾经问道：“你看到政府正在花费你交纳的税金，你打算怎么办?是希望政府采取对你有利的措施，还是像过去一样听之任之?”

　　1916年，布鲁金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改革家们合作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学院，旨在推动高效治理，并用科学方法研究政策制定。此后，学院分别与1922年和1944年发起成立经济研究所和经济与政府研究生院，并在1927年将三家机构合并为一：布鲁金斯学会。

　　足迹：治政经以时局，扶国家于危难

　　布鲁金斯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其足迹遍布美国自上世纪初以来各个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变革。

　　成立初期，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们就积极参与到国会立法之中，在1921年成立美国预算局的法案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瓦伦·哈丁总统曾评价预算局的成立为“合众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政府改革”。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布鲁金斯学会受罗斯福总统委托，对经济萧条的根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尽管得出的结论与罗斯福的“新政”政策背道而驰;二战爆发以后，布鲁金斯学会转而研究战时动员政策，向罗斯福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研究报告。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成立中也有布鲁金斯学会的身影。《联合国宪章》最初的起草人之一，国务卿助理里奥·帕斯沃斯基就是布鲁金斯学会麾下的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在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1947年底，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亚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 便致信布鲁金斯学会，请求其对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提出政策建议。1948年1月，学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拿出了一份20页的报告，对马歇尔计划的结构、重点、以及操作方法提出了8项详细的建议，其中包括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该项目，在驻外使馆中任命公使级官员作为项目联络官等等。在1948年4月国会通过的计划中，处处可见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建议。可以说，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与布鲁金斯学会这20页的报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随着布鲁金斯学会威望的稳固，无党派的立场，及其与美国政、商、学界密切的关系，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学会便一直在美国政权的平稳、顺利交接中发挥作用。

　　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罗伯特·加尔金斯 (Robert Calkins) 组织了一个由14名前任总统顾问组成的顾问小组，以帮助艾森豪威尔卸任后政权的平稳过渡——无论是谁最终入主白宫。艾森豪威尔总统、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都分别派顾问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携手规划美国的未来。这在当今的高度政党化的美国政治中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当时美国政党政治的相对弱化与冷战时“一致对外”的国家利益需要不无关系，布鲁金斯学会无疑为两党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平台。正如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演说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 (Theodore Sorensen) 评价，“布鲁金斯学会在历史上最顺利的两党政权交接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尼克松击败休伯特·汉弗莱，实现了他由来已久的总统梦。当时美国内政外交可谓阴影重重：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的枪声还在美国人民脑海里徘徊，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前途未卜，50多万美国士兵身陷越战泥潭。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科密特·戈登 (Kermit Gordon) 召集18位学者，向白宫递交了一份名为“国家日程”的政策报告。撰写这份报告的专家包括了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资深幕僚，如曾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效力的查尔斯· 舒尔茨 (Charles Schultz)，以及后来担任尼克松、福特总统任内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赫伯特·斯坦 (Herbert Stein)。

　　1976年，刚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吉米·卡特便以佐治亚州州长身份给前福特总统顾问，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史蒂芬· 赫斯 (Stephen Hess) 联系，希望其对新政府组阁提供建议。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以后，更是任命数位布鲁金斯专家担任要职：亨利·阿伦(Henry Aaron) 曾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查尔斯·舒尔茨与巴利·博斯沃斯(Barry Bosworth)则加入了卡特内阁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上世纪80年代后的数届总统大选中，布鲁金斯学会及其专家都有着积极的参与，而学会与白宫的关系也更为紧密。现任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 便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更是将两个重要职位委任给布鲁金斯学会专家：2002年加入布鲁金斯的苏珊·赖斯 (Susan Rice) 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005年开始主持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的杰弗里·贝德尔 (Jeffery Bader) 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学会旗下经济学家，小布什任内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 (Peter Orszag) 则再次挑起政府预算大梁，担任奥巴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

　　立场：自由主义为本，社会复兴为任

　　虽然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中立、无党派的组织，但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左派智囊。这种判断不无道理：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本人对自由主义十分推崇，过去几十年中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政府的联系也相对更为紧密。以上述的几次政权轮替为例，布鲁金斯学会在尼克松、里根、布什等共和党总统上任初期的辅佐功效相对较弱，只是在外围组织对话，提交政策建议;而在肯尼迪、约翰逊、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任内，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就显得广泛和深入许多。约翰逊总统任内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伟大社会”计划的起草背后便有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的身影，学会专家在这几位总统任内也都曾任政府要职。也难怪共和党人戏称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流亡政府”;尼克松的助手查尔斯·科尔森 (Charles Colson) 竟还曾一度向总统建议“炸掉布鲁金斯的大楼”。

　　尽管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也绝不是“一边倒”。在罗斯福执政期间任学会主席的哈罗德·莫尔顿 (Harold Moulton) 就坚决反对罗斯福的“新政”，说该政策会使大萧条愈演愈烈;尼克松总统更是任命布鲁金斯学者赫伯特·斯坦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而学会的许多高级顾问都有共和党背景。1995-2002年间任学会主席的迈克尔·阿玛考斯特 (Michael Armacost) 就是一名共和党人，并曾在老布什政府内任驻日本大使。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虽然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的渊源不可否认，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包容并蓄的智囊，以相对中立的态度维持着两党的尊重和信任。

　　资金：捐款毋拒公私，资金系出多国

　　布鲁金斯学会庞大的规模自然离不开雄厚的资金支持。根据其发布的年报，学会在2009年的总资产为3亿4千8百多万美金;虽然比2008年缩水了近15%，这样的家底在美国众多非营利机构中还算得上是十分殷实。2009年，学会77%的资金皆来源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捐赠。这些赠款除了来自美国政府的研究资金，还来自英国、丹麦、卡塔尔等国政府，以及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等大型财团。许多企业也为布鲁金斯学会捐款，如美孚石油，微软，新闻集团，摩根大通等等。个人捐赠就更是数不胜数。学会2006年成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007年成立的萨班中东政策中心就得益于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和媒体大亨哈伊姆·萨班的两笔慷慨捐赠。

　　布鲁金斯学会的支出也十分耐人寻味。学会原本是一家主要关注美国的智囊，但2009年度，占最大比重的支出却是外交政策(30%)，随后才是经济研究(25%)，全球经济(13%)，城市政策(12%)，和治理研究(6%)。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布鲁金斯学会放眼全球的定位。

　　中国：政策中心并蒂，高级智囊掌门

　　布鲁金斯学会成立初期仅仅关注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但随着二战的爆发和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布鲁金斯的视野也愈发广阔。过去十多年中，布鲁金斯学会先后成立了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1998)，萨班中东政策中心 (2002)，美国与欧洲中心 (2004)，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布鲁金斯多哈中心 (2007)。

　　说到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则不能不提约翰·桑顿本人，以及他和中国的渊源。桑顿是布鲁金斯学会现任董事会主席，并曾在著名投资公司高盛集团担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作为一个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人物，桑顿却在2003年作出了与布鲁金斯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相似的决定——急流勇退。在他49岁这年，桑顿辞去了他在高盛的职务，来到清华大学担任年薪1美元的全职教授。三年之后，桑顿出资在布鲁金斯学会建立中国中心，并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2008年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桑顿一度成为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虽然奥巴马最终出于政治考虑选择了犹他州的共和党人洪博培担任大使，桑顿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却绝不可小视——说不定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便是今天桑顿课堂中的学生。

　　中国中心的第一位主任是杰弗里·贝德尔 (Jeffery Bader)。贝德尔在奥巴马上任之前，曾为五位总统效力，其经历大多集中经历在中国和东亚。他参与了很多美国对亚洲与中国重大政策的制定。贝德尔曾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中国重新建立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2001年带团参与了中国的和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再次请贝德尔从布鲁金斯学会出山，让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贝德尔离开之后的中国中心，由曾在克林顿政府内担任亚洲事务顾问的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执掌。一直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李侃如研究领域横跨中国内政外交，对中国问题可谓了若指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另外一位核心人物是其研究主任李成。作为一名对中国高层精英政治颇有研究的政治学家，李成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国会的各种与中国有关的听证会上。李成还是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顾问团队的一员，虽然许多观察家猜测这份经历可能也使得李成未能作为顾问进入奥巴马白宫。

　　结语：时势催生机遇，理念决定成功

　　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功与它成立的时机密不可分。上世纪初，一直秉持孤立主义的美国在一战时做出了登上世界舞台的第一次尝试，自由、理想主义也在威尔逊总统的倡导下占露头脚。然而，布鲁金斯学会能够长期稳坐美国头号智库交椅，应当归功于其中立的定位和宽容的立场。正如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所说，“布鲁金斯所有事业的基础，是对准确、公正地对待问题，和表达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这两个理念的笃信。”

　　布鲁金斯今天的价值和规模取决于美国多样化的政治参与，和对独立思想的包容与尊重。布鲁金斯学会，以及美国其它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政党和政府的重要造血机制，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力提供养分。虽然中国尚不具备产生布鲁金斯的政治土壤，但如果想在未来保持竞争力，中国有朝一日也必然需要一个独立、非政府、无党派的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的经验虽然很难照搬和复制，但十分值得关注中国未来的知识精英学习借鉴。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