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面临“精神重建”的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

　　中国百年来的大转型中，有两个重大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一是清末，即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走向绝路的时候，当时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多，但起的作用非常大。另一个时期，今天通常用“五四”这个牌子把他们圈起来，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个概念所能概括。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转型之路遇到了战争的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的和平期。

　　1949年以后，也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两个时期，但由于大环境使然，知识分子已难以发挥前两次那样独立的作用。一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一段，但这段很短。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都认为那是解放思想的一段时间，但回顾当时的言论，无论是尖锐度、深度，还是身边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经济现实和文化氛围，都比前两次差了一大截。此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深层变化。所谓看不见，不是说你感觉不到，而是在媒体上没办法讨论的事。而看得见的东西，就是过去30多年来商业化越来越重了，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商业化时代，人们变得世俗、功利，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再也难以像以前一样惊天动地。与此密切相连的，是社会分工越来越趋专业化，这也使得知识分子发生了严重分化。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越来越趋专业化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比如会计、医生、教师等。这批专业人士的数量，过去30多年增长最快，这也是中国社会从低度发达进入中度发达的一个标志。但严格地说，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所以进入高度分化的时代以后，人们通常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即指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的，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原来把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那股改革的劲头能够延续下来，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一样。后来，受过高等教育，愿意当、敢于当知识分子的人大大减少了。

　　“精神重建”至关重要

　　直至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精神重建”问题。在英文语境中，精神重建是与道德而不是知识相关的。知识是指比较深的东西，能够转换成科学技术，甚至转换成具体的谋生手段的，而精神主要是一种道德素质、道德关怀和道德共识。在发达国家，随着社会进入全面商业化和专业化，在精神方面主要靠两大块推动，一个是宗教，另一个就是世俗知识分子。在宗教领域从事活动的重要人士，从素质看，可算作知识分子，文盲很难进行那种工作，他们是非世俗的。而世俗领域的知识分子主要通过非宗教的方式实现价值传承、价值重生、价值重构和价值创新，他们可能是教师，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传媒界资深人士，甚至包括近一二十年新出现的关心公共事务的小团体，比如与环境、生态问题相关的组织，共同关注某种疾病的医生团体，在传统社会中受到主流排斥的团体，等等。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社会都有这两块，而且是持续互动的。但中国这两块又小又弱，而且不能持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供它们活动，难以强盛起来。这也造成了我们常说的“当今的知识分子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缺少这两块，最终会对社会造成伤害。今天的社会，人们总抱怨有那么多的问题：社会缺乏信用，一些行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家庭破碎破裂、有代沟，一些很微小的事也会激化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人与人之间冷漠，缺乏关怀，见死不救，缺乏温暖的东西；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复数的意思）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价值被忽视甚至被破坏，人跟自然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些很多要靠法律解决，还有一些要靠物质条件改善解决，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靠精神价值来缓解。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支柱，法制是一个支柱，那么还有一个支柱就是文化、精神的活动。要创造一种使人活得更有尊严、更和谐的生活氛围，仅仅靠道德、精神和文化价值是不够的，但少了这一块，同样是不行的。现今很多社会问题都与缺乏精神价值的繁荣、传承和创新有关。

　商场和官场：两个巨大的磁场

　　很多人说“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而是缺少平台（arena，即古代罗马竞技场，相当于一个众人打擂台的地方）。没有平台，再伟大的人，除了你身边极少数的几个家人或朋友，人家都不知道你，听不到你的声音，不能从你那里受到启发或鼓励，不能从你那个地方寻求方向。公共知识分子有言论和结社这两个平台，才能被人知道，才能变得越来越有影响，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发挥作用。这两项是最基本的，但我们都知道，现实中想去注册成立一个团体或组织，是很难的。你成立一个团体，专门救援弱势群体，比如艾滋病人，包括他们的权益问题，这就进入了公共知识分子领域，但这都很可能被限制。

　　另外，社会商业化后，有了更多的诱惑，有些人觉得说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不如给房地产公司写东西去。人都是这样子，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成，那怎么办呢，总得找点事情做做。只有极少数的人能真的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国几千年来很推崇这种道德，但这种人还是太少了。如果你发表了几篇尖锐点的文章，有人把你叫去，说再这么干，工作没了，饭碗没了，你考虑两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后，就说我们现在哪个局或哪个厅，有一笔经费，我们觉得你素质是最好的，你就做这个事情吧，别的事情不要再干了。大部分人恐怕就抵抗不住了。我抵抗住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是穷得房子买不起车也买不起的原因。一个是官场，一个是商场，这两个巨大的磁场吸引力太大了，能够抵抗住的人太少了。

　　国外的“知识分子思想光谱”

　　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但限于篇幅，这里只作有限意义上的介绍。比如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很难产生大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难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在美国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国的知识分子挺多，在主流媒体上写文章、开专栏，在公共讲堂、论坛上做演讲，在最重要的教会、宗教团体里布教，可说是人才辈出。美国在这方面显示出广泛和多元。这些知识分子在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公共关心的问题上，虽然达不到完全的言论自由，但只有极少数问题，比如危害到种族关系的不能乱讲。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从数量，从言论的深度，还是构建新的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创造力，都有问题。

　　欧洲有些国家比美国小多了，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大得不得了，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法国，有什么问题知识分子都会出来讲一讲，比如宗教问题、堕胎问题、同性恋婚姻问题、单身妈妈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更不用说政治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了。所有重要问题，都有知识分子在鼓吹和提倡，同时也有知识分子在反对和批判，形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光谱（spectrum），思想观念像七色彩虹一样丰富灿烂。这就是观念的多元化，而且多元之间要不断地对话竞争——和平的竞争——才能出现大师一样的人物。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过了很多年以后回忆，哎呀，20年、30年，甚至50年以前，他当时已经告诫我们，如果不做哪些事，我们后代就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他那个告诫太有远见了。这就是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存在——出观念，出价值，出刺激性的学术（非专业性的），这是最重要的。

　　（本文系丁学良口述，本刊记者曾东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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