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沃什看来，故乡并不表示出身纯洁，相反它代表了民族和语言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是一份丰厚的资本。正因为如此导致小民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对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观世界范围内，小国的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大国的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东欧人清醒地认识到，偏执民族主义无一例外的具有自我膨胀感，致使“反民主”的民族主义称为“近代最可怕的怪物”（212页）。而这些小民族对“民族主义”另有自己的定义：那就是“不害怕那些持有不同观点、说不同语言或者属于另外一个种族的人，总的来说，就是不害怕各种因恐惧引起的想象出来的危险”（246页），也就是说“真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是可以与“民主”、“人道主义”思想画等号的。他们相信凭借自身的努力，中欧“小民族”可能是“无价之宝”（7页），它能够使欧洲精神再次腾飞、再次燃起。

我们的努力应该用在何处？（哈维尔语）

关于如何使“欧洲精神”重现，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三人殊途同归地强调了他们认为知识界需要努力的方向。捷克人帕托什卡比较强调“哲学的意义”，因为捷克曾是欧洲文化重镇，又是胡斯运动的发祥地，捷克人非常推崇的国父马萨里克就是一个“执政的哲学家”，他就是以希腊传统的继承者和胡斯精神传人而启蒙捷克民众的。帕托什卡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这是第一次，思想家成为国家的领袖。马萨里克延续了欧洲精神，捷克人都知道马萨里克的名言是：“要耶稣不要恺撒！”在专制统治的年代里，哲学家成为了反对派的代名词，上世纪四十年代布拉格哲学圈、1968年以后的“马萨里克协会”都是以哲学作为凝聚知识分子的平台。因为从一片不断“下陷的土地”出发，哲学是可以将思想从日常私利计较中剥离，是可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是有利于思想产生的土壤。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既可以避免低俗化，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他们说，我们在经历了黑暗深处之后，“只有一个谦虚而重要的哲学发现”——哲学是人类精神个体成长最珍贵的战利品，而现在欧洲大陆再次呼唤一次“精神启蒙”之旅。

波兰人切斯拉夫·米沃什提出走出“被禁锢的头脑”、“走出冷漠的世纪”、“人完全可以活出自我来”（22页），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每个个体都不能“免于自身的责任”（59页），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当事者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他特别强调，官僚体制下个体的毁灭和人的“无意识化”（75页），尤其需要有担当的知识群体的率先觉醒。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思想不应被视为权力的一部分，而应确保它能运用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另外要放弃物质的诱惑，东欧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隐修院的禁欲精神、视死如归的气魄，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层面的斗争，拯救人类痛苦刻不容缓。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匈牙利人伊斯特万·毕波特别注重强调“自由”的真实意义，他说，“自由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只意味着一个团体以损害其他团体的自由、并以其他团体的屈服为代价，那么这种自由只是徒有虚名”（223页），以宣扬“国家的天赋”、“国家的最高利益”来压迫个人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集权国家的统治手段，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国家侵犯个人是“政治正确”的神话。毕波给出的解决方案与米沃什基本相同。他说，“政治成熟的标志”是“确定并承担起我们每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215页），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是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伊斯特万·毕波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拷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人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让良心真正觉醒，不逃避、不推诿，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当事者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每个人要有为自己的决定、为自己的责任的权利和力量，而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往前人身上推，往外国人身上推，才能真正体现小民族存在的价值，也是自救的唯一出路。另外他强调在这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世界里，还有一些东西是更必需的，简单地说就是“可以称之为‘人文精神’”的东西。至少应该先有一部分人不要那么现世、那么物质、那么功利，而是把“责任看得高于生命”，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才是向上的和引导性的，这时再来谈论“欧洲的良心觉醒时刻”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