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5到10年间里,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足球开展得还是这个样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除了在这,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它的意义,已远非足球这个范畴,概括得了的,它已与政治阶级,宗教和环境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它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对于一些受过教育的美国精英来说,足球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不存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而,那些追逐它,与它形影不离的人们(拉美,西印度以及最近移居欧洲的人),他们似乎都出人意料地与它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丰富了它的内容,甚至声称,足球就是他们的。 以足球立说的书籍,2004年就已经开始了。富兰克林·弗尔(Franklin Foer)就著有《足球如何解释世界》(这本书与西蒙·库珀(Simon Kuper)所著的《对敌的足球》相类似,西蒙·库珀是对足球极其有研究的一位作家,这部书于1994年出版,但在美国,却未被广泛流传)。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两年以后,《世界杯准球迷指南》文选问世,书中收集来的文章,只要是The New Yorker, Granta, 及 McSweeney等期刊和出版物中里有的,几乎都找了个底朝天。 当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都欢迎他们加入到写足球,享受足球的行列中来,就像其他国家里的这些人一样。让足球给人们带真正的平等——这种平等决不是流于形式,赶赶时髦的平等——要让人们真正地懂得,足球是大众的运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是个球迷,卡罗蒂瓦·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也打足球,还有他的同胞,作家雷沙德雷·卡布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都很喜爱这项运动,几年前,他还在世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都还和足球在一起。(在讨论非洲前,我们都要先花上个十来分钟,谈谈波兰的足球明星泽戈斯•拉托(Grzegorz Lato)和斯比科涅夫•博涅克(Zbigniew Boniek))事实上,由著名作家来执笔,写有关足球方面著作的,其中有一本就是由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加莱亚诺写的《太阳与阴影下的足球》(就是撰写著名著作《打开拉丁美洲静脉》一书的作者,正是这本书由雨果•加莱亚诺(Hugo Chavez)将其呈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从而引起了极大轰动。) 然而,在这里,足球文化已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世界的标志。这是一种趋势,当你想到这一趋势时,你是不是会认为,也许就是因为接受了足球,才使佛罗里达州州长布什与切尼,在2000年时废弃了佛罗里达高铁建设方案。如若不是2004年I - 4走廊的计划的搁浅,说不定会有更多的球员加盟曼联,利物浦和阿森纳。不错,对于我来说,足球总是那么具有包容心,胸襟开阔;我愿意与任何人一起踢足球,也愿意与任何人一起谈论足球。做这些,就是为了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和这些“准球迷”——或称新球迷,我喜欢这么称呼他们——在一起,一种优势感,会油然而生。与他们的交流,无疑会成为一条网络看球积极分子的途径。他们会与你展开讨论。当然,他们对比赛的评判既武断又简单,几乎不具备专业人士或评论家所应有的素质,他们的解说,也就谈不上明察秋毫,同时,也更谈不上纵观全局了。 这项运动是美丽的吗?当然,有时是。而有时候,它也伴随着乏味,野蛮和丑恶。在这项运动中,不能保证哪支球队的表现,就一定会比另一支的表现更纯洁。从事这项运动中的人,不可能都是圣人。(是的,甚至连我极端钦佩的巴塞球员也是如此——UNICEF,它绝对不是一家企业的标识,被印在了他们各自所穿的球服上——他们也会在场上做戏,欺骗裁判,因为在最近欧冠赛的半决赛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表演。)足球包含了爱,同时,它也包含了恨。在这项运动中,偶尔出现的不谐音符,并不会破坏它的整体美。所以可以笑了。足球是严肃的,但瑕不掩瑜。 一方面,销售商,咨询公司还有公关专家坚持不懈地认为,足球不是美国一项重大的体育项目。而另一方面,准球迷们认为,它就是一项重大的体育项目,就是他们所要干的体育“行当”。我抓耳挠腮。这到底是为什么? 不过,希望还是有的。本届世界杯举办期间,我知道,一定还会有像我这样,来自布朗克斯区——一个上世纪80年代对足球荒蛮无知的地方;对某些人来说,还处在荒蛮期内——的孩子,他们也在观看这项新鲜稀奇的运动,边看边琢磨。巴利亚多利德,维哥,毕尔巴鄂,喀麦隆,萨尔瓦多,阿尔及利亚,它们都在哪里?阿尔及利亚为什么穿绿色的队服?为什么意大利又要穿蓝色的队服?为什么Glasgow Celtic不是Celtics? 弗拉门戈队,还有科林蒂安队都在哪?为什么那个长着胡子瘦子叫苏格拉底? 他们都是些14岁或12岁或10岁充满好奇心的孩子(这些孩子这些天看起来似乎更加地聪明),也许他们现在会开始偷听他们的父母谈论凯泽酋长队球衣的事。然而,更有甚者,他们会从架上取下地图,或更可能上网,用手指在电脑屏幕搜索,哪儿是波罗瓜尼,哪儿是布隆方丹,哪儿是茨瓦内。也许他们能从中欣赏到大卫·布拉特(David Goldblatt)的摄影,阿卜杜拉·易卜拉欣(Abdullah Ibrahim)的音乐(我想大概是昨晚的演唱会没有空位)。(不要笑,我第一次接触胡安·米罗(Joan Miro)和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apies),还是在1982年世界杯的海报上。)也许他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这个“字”,即“约翰内斯堡!” 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个球场会叫做莫卡巴球场,而另外一个又会叫做摩西马布海达球场?谁是纳尔逊·曼德拉?他们要学的,并为之痴迷的,将相伴他们一生。 我要做的一件事是:笑。现在,也许这项运动就已经从他们的身上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