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的兴衰，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经久不衰的话题。１９８７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推出了恢弘巨著《大国的兴衰》，大胆预言美国即将衰落。然而，四年之后，美国的对手苏联出乎意外地消失了。伴随着冷战对峙格局的崩溃，诸多评论家一致认为世界即将步入多极化时代。但美国却独享冷战胜利果实，经济上乘信息技术革命之快车一枝独秀，将世界带入一种一超多强或单极格局时代。对于美国霸权的地位，世界各国的认识几番调整，至今尚未尘埃落定。二十年后，深陷反恐泥潭的美国祸不单行，又爆发金融危机，全球范围内关于“未来世界格局及美国前途”的讨论如火如荼。人们的注意力往往局限于美国霸权的衰落，或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蹶不振，但印裔美籍国际关系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却总能独辟蹊径，视角新颖，认为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新的权力转移，恰恰是根源于美国实力的强大。这就是扎卡利亚新著《后美国世界》的基本观点，此书一出版便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真可谓恰逢其时。

权力的流散与他者的崛起

出生于印度的扎卡利亚，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行走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和国际评论界之间。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从财富到权力》，是为国际关系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脍炙人口之重要著作。２０００年扎卡利亚加盟《新闻周刊》，主要从事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和评论的写作。２００７年他被《外交》杂志评为世界著名的１００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也赞誉他“熟悉世界每个地方”。

在这本书里，扎卡利亚认为，过去５００年来，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每次权力转移都从根本上改变并塑造了世界的面貌。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第三次的权力转移。这次转移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他者的崛起”。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基础仍为权力的基本方面，所以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美国拥有不可阻挡的超级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创新能力上位居第一，在技术成熟水平上排第九，在企业研发与技术支出方面居第二，在研究所的质量方面居第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后冷战时代美国权力地位的一路飙升。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兴起，也是建立在强大的，且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增长基础之上。这些“他者”的经济崛起，一方面正在重新塑造着整个世界，从而使得美国相对“衰落”，我们步入一个“后美国世界”。这是后冷战时代国际舞台上权力流散的特征之一。同时，经济繁荣给了这些国家政治自信、民族自豪，上述诸国在一种强大的希望和信心支持下，面对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经济理性的特征表露无疑。当然，似乎看来，上述新兴国家并非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更多的是拥护者或参与者。由此看来，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他者”的崛起，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零和博弈关系。或许未来的权力转移并非是传统上的垂直位移，而更多体现“扁平化”的多中心、多力量的特性。

扎卡利亚的诸多言论，让人耳目一新，却不无道理。比如，我们似乎对现有的国际社会忧心忡忡，因为各种乱象丛生：反恐上越反越恐，经济领域危机四伏。然而，事实上，国际社会何时曾为一派太平盛世之景象？数十年前，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落后性，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种种现象知之不多，不像今日信息爆炸时代，各种“新闻”２４小时轮番轰炸。所以，面对未来，我们应更有信心。同时今日之问题，恰恰是因为世界的成功所带来的，发展问题亦是如此。此外，相比“９·１１”之前的世界，我们现在是更为安全了呢？还是与之相反？扎卡利亚力排众异，认为如今我们的安全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基地组织无法发动又一次“９·１１”恐怖袭击，而且伊斯兰世界中，好战与极端分子并非主流。凡此种种，面对一个恐怖袭击阴影的非传统安全世界，我们树立起自身的信心，建立起愉快的心情，是为至关重要。

后美国时代，我们与谁共舞？

身兼印度和美国两种“血统”的扎卡利亚，当然不忘对印度和美国大加分析。对于印度，扎卡利亚的赞誉之情自不待明，印度拥有让其自身信心十足的民主制，印度悠久的私有制经济传统、十分强大的中产阶层以及突出的高科技技术与人才，让世人对印度的前景不敢低估。而对于美国，扎卡利亚无疑将自己想象为奥巴马之智囊，指出美国实力变化的实质所在。尽管存有“私心”，扎卡利亚的分析不可谓鞭辟入里。美国的问题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这与英国霸权的衰落恰恰相反。冷战后美国继续保持着持续强劲的增长，而且美国在教育与技术领域的雄厚实力，加之广袤的国土，以及世界优秀人才的纷纷流入，凡此种种，决定了美国经济将继续执世界经济发展之牛耳。而与历史上诸多世界大国一样，美国同样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进行着耗国力、劳民财的无谓战争。事实上，美国的战争并没有拖美国的经济后腿，而是大大伤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亦即美国的软实力。令人惊讶的是，先前扎卡利亚所津津乐道的印度之骄傲——民主制，在美国却成为了重大的掣肘，政党竞争的内耗，由此导致的政策损害与低效，成为扎卡利亚批评美国政治问题的焦点所在。这一观点，不能不说是反常理而行之。当然，由于尚未感受到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在这本书中，扎卡利亚仍然对美国的经济潜力与发展模式高度自信。而这与自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对美国发展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是有所差入的。

近３０年来，任何关于世界秩序的探讨，忽视中国的奇迹，都是不全面的。中国经济的腾飞、外交政策的务实与灵活，以及文化层面的特性，都成为扎卡利亚笔下对中国大加赞赏的基本维度。基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与外交等方面的进步，美国对中国采取合作的政策无疑是明智之举。如果说，扎卡利亚是一位难得的理性观察者的话，那么他身上的印度及现实主义血统还是为他烙下了对中国的警惕之心。与中国对自身和平文化的强调不同，他认为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影响力的普遍性”。确实，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当一个国家权力增长时，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理性务实的国际问题分析家，对于中国正面成就的褒扬，以及随之对中国重要性的认可，但是他仍不忘告诫如何对付中国这个“非对称性的大国”。

    扎卡利亚描述世界发生变化的方式非常奇特，他善于总结优点，包括美国、中国和印度，也不忘历数缺点。从这点来说，身具现实主义血统的他，是一位头脑十足清晰、逻辑缜密的分析者。对于国际事务本质的悄然变化，他以其敏锐的嗅觉，及时捕捉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传统议题与非传统议题的交织。单极尽管依然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但它正年复一年地趋于弱化，其他国家和行为体的力量则与日俱增。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国仍旧比其他国家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上，而欧洲似乎被扎卡利亚忘记了。尽管笔调轻快，乐观向上，重点“讨论他者的崛起”，他还是不忘为美国克服未来的恐惧提供药方。在他看来，美国应该继续推进现代化和全球贸易增长，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发展。具体言之，有所选择，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确立广泛原则，摒弃狭隘的利益；成为俾斯麦，而不是学英国；照单点菜，而不是吃套餐；善于进行非对对称性思维以及增强合法性。上述策略，无疑扭转了小布什的牛仔气，更为实用理性，更为灵活而不是蛮干。相信手握此书的奥巴马，应有更多的领悟和体会；当然，作为未来政治经济秩序主角之一的中国，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美国本土的反思思潮，进一步更需要进行积极应对，甚至未雨绸缪。诚如扎卡利亚所言，美国对外交方略应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不必过于恐惧恐怖主义，而是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开放性，由此才能够在后美国世界里继续掌舵，乘风破浪。这样的忠告，对于“他者”诸国，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