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而却阴差阳错地发现了新大陆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向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报告说：“世界是圆的”。五百年之后，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弗里德曼在从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返回美国之后，对其妻子倾诉了他的发现：“亲爱的，我觉得世界是平的”。这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引人注目的开头，很显然，将自己的发现与哥伦布的远航相 提并论，弗里德曼对其发现的历史重要性予以了自我肯定。哥伦布登陆的是其心目中的印度，真正的新大陆，而弗里德曼则从真正的印度归来，发现了其心目中的新大陆。

这个新大陆便是他所谓的“扁平世界”（the flat world），在他的词典里，这是全球化的3.0版本，而哥伦布的发现则正是全球化1.0版本的开始，这一纪元是从1492年开始，到1800年的时间区域，国家开始在新的空间意识下定位自我，开战全球竞争 。而所谓全球化2.0版本则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跨国公司在这个时间段取代了国家，成为了全球化的助推力量。而在21世纪，随着信息化的全球性展开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化，个人间的全球性合作和竞争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这种个人的集合力量改变了过去无论是国家还是跨国公司的垂直权力结构，促进了世界的扁平化。

在弗里德曼看来，有十种技术力量和经济模式将世界碾平，将全球化升级到3.0。从Windows到Netscape网络浏览器，从工作流（workflow）软件到开源运动，从将部分零件和生产环节在海外进行的外包（outsourcing）到全盘在境外生产的离岸营（offshore），从供应链（supply chaining）到内营（insourcing），从信息便捷传输方式（如Google, Yahoo和MSN）到无线通讯技术，所有这些21世纪的技术发明都像上帝创世一样，一步一步地将世界碾平。在这里 ，“21世纪”就并非一种时间概念，而是一种类似新的创世历史的纪元，一种新的世界生活模式，而正因为如此，在时间序列上的“21世纪”刚刚开始而远未完结之时，弗里德曼便已经写就了“21世纪”的历史。

这十种碾平器（flatteners）首先在西方会合作用，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的运作环境 ，最终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又拓展到印度、中国乃至前苏联国家，最终达到了全球性的碾平效果。这种商业模式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畅通性和相对的无界特征，并通过物理世界中公司和团体的跨国和跨行业性质，从而将无数的个人聚合在一起，实时共享信息并进行经营 。这就使得各国的个人都介入了全球性的竞争场所，世界变的越来越平了，无论是原先的民族国家模式，还是跨国公司结构，都是一种垂直管理的状态，而新的世界竞争乃是基于个人的信息共享和平等合作，从而是一种水平状态。

   “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的口号，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事实 ，而且是在订立一种新的规范。在他看来，世界的日益扁平化已经开始了一种对于各种全球性因素的重新拣选和重新调整。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无论是民族国家主权、民族文化以及公司的权力结构 和治理模式，都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同时也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世界开始从主要的垂直（命令和控制）生产模式转向日益水平化的（联接和合作）生产模式，它所影响的决不仅仅是商业运作方式。它的影响无所不在――各种共同体和公司如何定位自我 ，他们的起始边界何在，个人如何在消费者、雇员、股东和公民等各种身份认同之间进行平衡，政府应当承担什么角色。”换言之，扁平的全球化3.0世界将面临着全方位的身份认同重构。

在书的第四章中，弗里德曼提及了与他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课的著名社群主义政治学家桑德尔，桑德尔告诉他，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一提法，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就论述过了，而这让弗里德曼“微微地感到惊诧。”马克思自然看到了资本如何在全球进行扩展，并摧毁一切文化、国家等世界市场壁垒的，而桑德尔则意味深长地向弗里德曼说起了社 群主义者的关切，即文化认同的危机，“人们珍视一些阻碍经济效率的制度、习惯、文化和传统，因为它们反映了诸如社会凝聚、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耀等非市场价值。”

在揭示了马克思曾经揭示过的全球化扁平趋势之后，弗里德曼便开始了就全世界如何应对这种趋势、顺应这种趋势的问题进行了建言。弗里德曼在充当了扁平世界的预言家之后，随即便充当了这个新世界 的立法者。弗里德曼不仅向人们宣示了扁平世界的发生过程，而且为人们提出了扁平世界的规范意义，换言之，“世界是平的”不仅发现了更新的大陆，而且要将旧大陆和新大陆改造成为更新的大陆。

毫不奇怪，作为一个美国人，弗里德曼首先关注的是哥伦布的新大陆――美国。在他看来，中国和印度在扁平世界竞争市场中的强势介入，已经开始对美国原先的全世界主宰地位构成了实际层面的重大挑战。然而在意识层面，美国人却远未觉察到这场“静悄悄的危机”（the quiet crisis，这是该书第七章的标题）。弗里德曼从美国的篮球队在2004年奥运会上的失败说起，认为二战之后的美国人第三代守着其祖辈夙兴夜寐开创的基业，“变胖，变笨，变懒，将所有产业挥霍一空，”“我们的总统不号召我们去牺牲，却号召我们去购物。”他认为美国人在冷战时期的主要挑战是那些想树立“柏林墙”的人，而现在的处境是，在全球化摧毁这些墙壁之后，美国人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的人更为直接的竞争。他呼吁，美国应该重新进行“大社会”的构想，国家和政府乃至家庭应当重新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和斗争决心，直面扁平世界的竞争境况，一改美国人的安乐心态。但同时，他认为诸如社会福利等“安乐”因素也应适当予以必要的保留，以备不时之需。

而针对发展中国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托马斯本人是印裔美国人），弗里德曼强调它们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促进国家适应扁平世界的挑战。在这里，文化方面的改造和选择性 发扬乃是弗里德曼所最为看重的，这种因素乃是“看不见的”（intangible），它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在短时期内适应新的全球化经济。“一个文化越是包含全球化的因素即你的文化越是易于吸收外来理念和最优方法，并将之熔入自身传统，就越能在扁平世界中占取优势。”印度文化、美国文化、日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都是正面的例子 ，而伊斯兰的本·拉登主义则是反面的典型。而文化改造的成功和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取决于两个素质：“一个社会凝聚一心并为经济发展而牺牲其他利益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具备一批有着知晓社会发展所必需之举 的眼光以及运用权力推进变革的决心的领导人……”。换言之，文化改造需要一种为了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自我而进行自我牺牲的决心和能力。

然而，弗里德曼也看到了如今世界的“不平”因素，无论是那些不能得到全球化3.0福泽的偏远地区的欠发达人群（弗里德曼用印度种姓制度的术语将其叫做“贱民”），还是种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圣战主义者，以及日益凸现的反全球化主义（Anti-Globalization）和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以及全球民粹主义。对待前者，他认为已经进入扁平世界的人们应当 采取捐助和援助的行为来将“贱民”们融入全球化。而对待后者，弗里德曼认为这并非一个所谓“文明冲突”，因为他确信“即便是伊斯兰世界的中产阶级，也不会为9/11事件中的三千无辜的受难者的死亡而击掌相庆。”在弗里德曼看来，中产阶级不是一种经济地位，而是一种心态，即持有通过全球经济而变得富裕或者已经富裕的一种希望和心态。因此，无论是伊斯兰圣战主义者，还是全球民粹主义者 ，都绝非拒斥全球化本身，而只是抱怨自己的不发达。一旦全球化3.0能够通过全新的技术手段将他们融入这个扁平世界，他们自然就会满意 。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将自己称为“技术决定论者。”

因此，针对“文明冲突”乃至9/11昭示的战争可能性，弗里德曼提出了他的戴尔预防冲突理论（The Dell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他从他所使用的戴尔电脑的全球生产流水线中得出启发，认为只要各国之间的经济供应链不断，那么国家间的战争就不会发生，“老式的、震撼世界而摧毁经济的战争”将在全球生产体系一体化的 扁平世界中得到有效的预防。也就是说，地缘政治的冲突将在全球化3.0的世界生产体系和市场环境中得以消解。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认为对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方式不应该是打压，而应该是更大力地推行世界的扁平化。

从用意上来说，弗里德曼或许真的是为整个世界的利益而考虑（虽然他首先为美国出谋划策），揭示了世界的扁平化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言。但经济全球体系是否真的能够消解因为文 化政治、文明角逐所带来的世界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目前还不好遽下断言。至少就穆斯林而言，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英国的穆斯林移民们的首要身份认同仍然是穆斯林，其次才是英国人，也就是说，即便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 ，文化认同上的冲突已经都显现出来，更何况国际之间。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人性中，满足欲望的经济冲动和争取承认的政治冲动乃是并存的，幻想可以通过前者的满足来消解由后者引发的冲突，或许低估了人之成为人的特征，即便满世界都有廉价的沃尔玛 ，所有人都有戴尔笔记本用，也不一定就能消除伊斯兰人乃至印度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政治冲突。我们在读弗里德曼先生的书时始终要记得，他是个美国人，并且是个印度裔美国人。

《世界是平的》(第二版)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何帆，肖莹莹，郝正非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