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战备是在诡谲多变的环境下，经毛泽东同意后，中央作出的集体决策。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通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105}就在林彪发出紧急指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说，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备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但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叮嘱道：“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106}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军突击队员乘坐的民航飞机谎称机械故障在布拉格机场紧急迫降，迅速抢占机场实施大规模空降，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毫不费力地对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军事占领。周恩来、林彪等领导人对布拉格事件记忆犹新，惟恐苏方故伎重演。

　　论者谈及“第一个号令”，往往引用汪东兴的一段回忆：“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毛泽东看完报告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自己拿火柴将传阅件烧掉了。当晚，周恩来打电话给汪东兴，听说“烧了”，感到很惊诧。“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107}但是，汪东兴有关林彪等人慌忙撤销命令的说法站不住脚。真实情况是，全军各大单位接到“第一个号令”后进行了坚决贯彻，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108}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4月24日，才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战备的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战争停战以来所仅见。{109}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110}像“第一个号令”这样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举动，当然是涉及原则问题的大事。假如毛泽东当时就认为没有必要，为什么还要容许它在全军贯彻执行半年以上，而不是立即收回或改变这个命令?笔者认为，引起毛泽东不悦的并非“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本身，而是其他一些因素。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蜻蜓点水般提出这些问题，笔者将在后续文章里详加论述。

　　五、余论

　　10月19日，人们担心的突然袭击并没有发生。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如期抵达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双方各自另有7名成员。这次谈判持续了近9年，双方进行了激烈较量，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方没有停止对苏联的口诛笔伐，在谈判开始后的一个月里，多次直接抨击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但外界注意到，双方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1 ～ 3次，而且严重程度大为降低。双方都采取严格措施预防地区性冲突的突然发生，防止因冲突升级而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或投入大量军队。{111}

　　中苏关系有所缓和，战争的乌云逐渐消散，部分是外交努力和美国施压的结果，但笔者相信，中国国内的战备高潮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自尊与自卫是“要准备打仗”的前提。在中苏两国、两党缺乏互信的前提下，假如没有积极的战略防御，单纯寄希望于对方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对方开战，我们只能陷入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无疑是不可取的。当年的一系列战备措施是否都有必要，应当逐一进行分析，不能仅仅因为仗没有打起来，就加以全盘否定。另外，领导人在讨论问题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论者不应动辄上纲上线，或因人废事，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理解每种意见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在制定重大决策时所发挥的、旁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战备疏散这样的重要决定，决不是一两个人或某个小集团可以作出的，必须经过中央高层集体讨论，并报毛泽东同意后，才可能付诸实施。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中美两国而言，1969年的这场“虚惊”竟变成一个千载难逢的外交机遇，双方出于对苏联扩张的共同忧虑，通过试探和接触向对方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愿望。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探询当年2月因乘游艇越入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的下落，并要求转递亲属信件。中国外交部11月7日的报告认为，此举显然是美方在试探我方反应，建议在12月初释放二人，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12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示：照办。{112}更让白宫感到意外的是，12月1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被邀请去中国大使馆。基辛格称，“这是自从共产党人在中国接管政权以来在任何中美接触中第一次发出的这种邀请，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在中国外交官的建议下，斯托塞尔从正门(而非后门)进入大使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他的中国对手。这次接触是正规的美国国务院机构第一次参与对华外交。{113}1970年初，中美外交官在华沙进行了两次会谈，美国大使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114}就这样，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共同推动下，两国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开始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世界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后数年，尽管“要准备打仗”仍是中国国内的指导方针，但大规模战争并没有发生，中国在战争与和平的边缘步入了20世纪70年代。

注释：

　　①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4版，第436页。

　　②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③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前言，第2页。

　　④[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2007年12月重印(修订版)，第249页。

　　⑤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详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549 ～ 552页。

　　⑥[苏]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10、212页，转引自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554页。

　　⑦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7页。

　　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转引自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324页。

　　⑨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554页。

　　⑩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57 ～ 271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64 ～ 1306页。

　　{12}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7页。

　　{13}详见《参考消息》1964年10月17日，该报当天刊发了多家外国通讯社的报道。

　　{14}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第277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306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829 ～ 830页。

　　{1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839页。

　　{17}《毛泽东等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任职的电报》(1964年10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91 ～ 192页。

　　{18}《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的电报》(1964年11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14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854页。

　　{19}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848 ～ 850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82、685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307页。

　　{22}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第280页。

　　{23}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861 ～ 865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87页。

　　{25}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875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6页。

　　{27}阎明复：《解密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载《百年潮》2008年第8期。

　　{28}同上。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304页。

　　{30}同上，第1246页。

　　{31}同上，第1259、1260页。

　　{3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30页。

　　{33}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66年4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3、44页。

　　{34}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852页。

　　{35}《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1964年1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4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10页。

　　{37}各方对事件经过有不同说法，可参阅：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439 ～ 447页;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李松晨等(主编)：《“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546 ～ 555页;[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第226 ～ 228页;[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第251 ～ 255页。

　　{3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42页。

　　{39}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318页;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第758页。

　　{40}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41}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19、320页。

　　{42}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43}《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年7月)，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43页。

　　{44}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442页。

　　{45}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46}《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8页。

　　{47}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47页。

　　{48}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562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44页;王亚洲(编译)：《前苏联上校回忆“珍宝岛事件”始末》，载《军事文摘》1999年第7期，转引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1/0122_2663_373658.shtml，2009年8月6日访问。

　　{49}《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年7月)，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43页。

　　{50}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第243、249页。

　　{51}《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52}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43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90页。(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