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苏冲突的原因，西方学者分析，“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某些派系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战，因而采取了极端措施。”或者“中央领导层(毛、林、周、江青)一致认为有必要以边界冲突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紧张局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战争恐慌和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领导层得以完成基于意识形态观念制定的重建中国的长远规划。”{55}将战争当作派系斗争或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在实践中并不鲜见，但是，这种视角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符合中国领导人在强敌当前状况下的心理状态。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部队数量从15个非满员师增至40个师，后来更超过50个师，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56}在这种力量对比下，中国显然处于劣势，因此，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中方的自卫立场更容易得到一些务实的西方政治家的理解。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度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但他们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基辛格分析道，“中国人说他们是回击苏联人一连串的入侵，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居于劣势者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美国领导人还注意到中共“九大”报告的措辞，认为“尽管报告的调子好战，但是是使人感兴趣的，而且确是逗人的、充满寓意的。报告强调，除非中国首先受到进攻，它就不会发动进攻”。他们担心的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界上的心理平衡”，以致出现无法阻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经过长达5个月的观察，尼克松8月1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57}此时由于中苏决裂，“大三角”的战略格局已初露端倪。在美国人眼里，苏联的对美政策是：“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下。”{58}另一方面，“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这就要求它缓和以前对美国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我们在亚洲的许多朋友的威胁可能会减轻”。{59}因此，对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美国领导人非但没有渔翁得利之意，反而产生了严重不安。

　　苏联领导人(尤其是军方的强硬派)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冒险地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即外交活动、惩罚性的军事行动和制造中国将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60}5月9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齐科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24周年的命令中，将中国和美国、联邦德国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61}他们对中国“要准备打仗”的舆论进行了错误解读，认为必须通过武力打击，狠狠地教训中国人。苏联军方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62}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苏联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先发制人与核战争威胁

　　经过精心策划，苏军一面向中苏东段边界大量增兵，一面却选择在己方补给线较短的中苏西段边界实施报复行动。5个月后，一场伏击战打响了。1969年8月13日，一支三十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遭到苏联军队三百余人的伏击。苏军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军人发起进攻。这支巡逻队遭包围后，与十倍于己方的敌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顽强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对比，最后全部阵亡。{63}此前，苏军也有过数次越界报复行动，但这次的战果最“辉煌”。这不仅得益于苏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更得益于苏军改变了轻敌观念，战前进行了充分准备。苏军在中国边防巡逻队的必经之路附近预先设下埋伏，当后者经过时才突然越界，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从战术上说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它让苏军尝到了甜头，进而强化了苏联领导人“先发制人”的念头，于是他们加紧战争准备，开始谋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苏联开始有步骤地试探外界反应。8月18日，美国国务院的一名中级官员、苏联问题专家与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共进午餐，苏联外交官突如其来地询问，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此事引起了基辛格的高度重视，开始拟定中苏发生战争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28日，苏联《真理报》称，“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同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消息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8月下旬，美国还侦察到苏联空军在远东的一次停飞待命(在整个9月份都继续保持着)，这意味着所有飞机同时进入高度准备状态，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对敌人的严酷警告。9月10日，苏联塔斯社指责中国从1969年6月到8月中旬，蓄意侵犯苏联边境488次，并且挑起武装冲突。{64}

　　在这些信号中，有一件事被论者广泛提及。9月16日，苏联“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发表文章，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无论如何，在这一敏感时刻，他在英国发表这篇“预兆不祥的文章”(基辛格语)当然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形势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过紧急讨论，次日即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65}

　　苏联方面蠢蠢欲动，而打击手段和打击对象都与核武器有关，毫不夸张地说，核战争的阴影一度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但核战争会使邻国遭殃，必然会受到各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在研制和生产核武器，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也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不被中国摧毁。所以，使用核武器通常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战略，只有在最严重的关头方可使用。{66}尽管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面对苏联日益升级的战争威胁，中国领导人仍高度重视，并在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截至1968年9月5日，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以行使政府权力，{67}整个形势逐渐趋于平稳，而在一些边远地区，仍频繁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和动乱，如果不加以制止，势必对战备工作造成严重干扰。为此，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对边疆地区军民发布措辞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简称“八•二八”命令)。在九条命令中，第一条可谓开宗明义：“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其他内容主要针对“造反派”和各种无政府主义现象，并宣布，一切冲击人民解放军、抢夺武器装备和破坏交通通讯设施的行为，都以“反革命”论处，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68}“八•二八”命令在形式上将“苏修”与“美帝”并列为假想敌，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中苏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而不是针对美国。

　　作为一个战争动员号令，“八•二八”命令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边疆地区，它将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各地立即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执行命令，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动员群众，落实各项战备工作。{69}通过严厉打击无政府主义，各级革委会能够有效行使权力，解放军也得以从内乱中逐步脱身，集中力量加强战备建设，防范苏联发动突袭。国内的论者大多对“八•二八”命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它将战备工作与停止派性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遵守纪律、搞好工农业生产等紧密结合起来，以战备统领全局，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入高潮。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带有过火反应的色彩，但完全是防御性的。作为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任何突然袭击都难以奏效。{70}因此，这种姿态对于避免战争的发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八•二八”命令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但大规模的战备活动仍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9月3日，周恩来又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八•二八”命令发布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71}停止公开宣传，主要是因为这些提法不明确，容易让其他国家以为中国想跟苏联打仗，甚至主动进攻苏联，加深对中国的误解。

　　就在维克托•路易斯文章见报的前几日，苏联突然作出了缓和姿态。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应苏方的要求，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从河内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周恩来就苏方进行核威胁一事质问柯西金，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72}(周恩来后来与越南劳动党客人谈到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传闻时说，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件事。{73})尽管如此，这次会谈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周恩来与柯西金商定于近期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重申：“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周恩来还表示，“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26日，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复信中称，苏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他建议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有论者称，柯西金甚至还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发动战争的保证。29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口头通知”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建议将边界谈判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74}时隔5年，中苏重启边界谈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在于双方又回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轨道上，剑拔弩张的局势似乎有了降温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在9月23日、29日先后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75}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说：“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76}虽然这只是猜测，但两次核试验的成功确实会增强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并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

　　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1969年10月中旬，随着中苏边界谈判的日益临近，中国国内却出现两项从未有过的异动，一是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战备疏散，纷纷离京前往外地;二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发布“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前已述及，苏联方面在八九月间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宣传与外交举动，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谈，虽然在口头上达成了一些谅解，但双边关系的基础仍很脆弱。柯西金回国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就在两国总理继续通过信函磋商时，苏联人维克托•路易斯却在英国发表了那篇充满威胁的文章。随后，周恩来要求柯西金复函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并“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柯西金却在9月26日答复称，苏联已采取使边境局势正常化的实际措施，不肯对周恩来提出的“避免武装冲突”等项作出正面回应。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毛泽东一面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通信，一面又对苏联的真实意图深表怀疑，中共中央于9月16日、18日、22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毛泽东也支持这样的判断。会议决定采取一些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举行战备动员。{77}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双方都摸不清对方底牌的情况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对防备外敌入侵的决心是一致的，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战备工作的重视。

　　9月16日晚，新华社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29条)，包括“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段话连标点符号一起，长达90个字，俨然是一篇针对性极强、短小精悍的动员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首都军民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都一字不改地将第22条口号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78}强大的舆论攻势，显然是要警告苏联领导人，中国人民不惧怕核战争，并做了必要的准备，表现出一种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

　　9月22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在北京紧急召开，传达了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简称“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的指示，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79}周恩来在会议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80}除此之外，同年3月至10月，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老帅一面去工厂“蹲点”，一面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防问题，由陈毅负责，并提出书面意见。四位老帅举行了二十多次讨论会，前后向中央呈递了四份报告。{81}其中《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毅定稿后，于9月17日报送给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中，四位老帅强调苏联对战争“下不了政治决心”，但他们也认为，“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想“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82}以上这些都说明，加强战备并不是哪一个领导人贸然作出的决定，而是最高决策层审时度势之后的集体意志，以充分的、全面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当时已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9月25日，中央军委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具体研究落实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2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如此罕见的高规格接见，无疑是要表达中央对战备工作的高度重视。林彪在接见时说，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83}通过各种形式的传达，“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当时指导部队战备工作，乃至指导全局的一个“纲”。如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注意工作方法》的社论，其中就写道：“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84}1970年1月31日，在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再次使用了这一表述：“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85}尽管“打仗”被替换成“备战 / 战备”，但“三个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基本精神仍是一致的。换言之，“一个观点、三个一切”已转化成中央精神，贯彻于全国的各项工作中。

　　珍宝岛事件后，对苏防御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迫在眉睫。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和“两打”(打坦克、打飞机)的问题，而“防突袭”成为“三防两打”的重中之重。早在1961年9月8日，第104次军委办公会议就正式决定成立总参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简称“防突办”)，并同意了总参草拟的《关于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的规定》。9月12日，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转发了这个文件，全军防突机构相继成立。{86}除了林彪之外，周恩来、叶剑英也很关心防突办的情况研究工作，在它正常运转的12年内，周、叶共作过四十多次指示和批示。{87}1964年10月初，就在中苏两国重启边界谈判之前，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兼总参防突领导小组组长)的秘书符传荣整理出一份关于“二战”时德国闪击波兰、苏联，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让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认为很好，又要去3份，说要给外交部等单位参考。{88}作为一位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周恩来对防突袭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军队领导人。

　　在对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的估计上，一些论者认为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89}：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黄永胜、吴法宪等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陈毅等四位老帅的意见，即苏联在近期不敢挑起反华大战。论者认为，后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符合客观实际，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首先，四位老帅的意见并不是静止的、凝固的，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在9月17日的报告中，他们根据各方情报，已坚信苏联“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10月11日，他们在讨论时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90}其次，即使是前述论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承认，“积极的战略防御可以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91}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军队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1965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对于战争的可能性，他总是作出打得起来或打不起来的两种估计，并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92}1966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转述过毛泽东的话：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93}从毛泽东到四位老帅，没有证据显示哪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战争的紧迫性掉以轻心，虽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准备打仗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10月中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战略动向，以及防备苏联突袭的措施。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趁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时，对中国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以几天后的边界谈判为幌子，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94}据迟泽厚回忆，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的苏联可能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林彪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他还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周恩来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9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发出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96}

　　有些论者认为这次战备疏散与“第一个号令”有关，甚至将它视为林彪集团篡党夺权、迫害老干部的一个阴谋举措，其中既有学者的文章，也有不少是亲历者(包括家属)的回忆，特别是后者，通过各种载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严重扭曲了事实真相。{97}可是《周恩来年谱》称，“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98}而“第一个号令”的发布时间晚于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在真相早已大白的今天，还有人将由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主持安排的战备疏散说成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只能归咎于他们的狭隘与偏见。

　　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99}(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后，周恩来才回到中南海办公。{100})17日晚，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了在京的一些老干部，向他们宣布，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周恩来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之后，周恩来又向他们一再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在疏散过程中，他要求各地在生活和医疗保健上对老干部给予照顾。例如，江西省革委会准备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到赣州，周恩来认为不妥，要求改为南昌市郊，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101}又如，朱德到广州前，周恩来明确指示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安排他去从化温泉。朱德下飞机时，看见当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前往迎接，非常高兴。在从化期间，他住的是流溪河畔傍水而建的一幢别墅式楼房(松园五号)，广州军区总医院还抽调医疗精英为他提供保健服务。当他们一家在1970年7月返京前，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对负责接待的广州军区有关负责人说，“朱老总在你们这里住了八九个月，经过治疗，病轻了，精神好了，饭量也增加了。”这说明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102}不可否认，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人(如刘少奇、陶铸等)被疏散到外地后，各种待遇降低，甚至遭到人身迫害，有的在当地不幸去世，但如果将迫害老干部作为战备疏散的初衷，则与事实相去甚远。一言以蔽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战备疏散，是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基于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出发点是为了防止突然袭击，它与“第一个号令”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1969年的重大事件中，“第一个号令”最富有争议。对于它出台的时机、过程、内容等，更是众说纷纭，这种现象自然与林彪的特殊身份有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说，“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0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