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要准备打仗”——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关系与战备高潮

[内容提要]本文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结合国内政治环境，重点考察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等事件的起因。作者认为，自尊与自卫是“要准备打仗”的前提，中国国内迅速掀起的战备高潮对于避免发生中苏大战具有重要作用。在两国、两党缺乏互信的前提下，假如没有积极的战略防御，单纯寄希望于对方不敢发动战争，难免陷入危险境地。对于当年的一系列战备举措，不能仅仅因为仗没有打起来，就加以全盘否定，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理解决策者的意图及其合理性。本文在梳理史料的同时，也对国内外史学界的某些流行观点进行了批判。

　　Abstract： Following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1960s as the main thread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at particular period， this paper probes the causes of the borde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1969 and the subsequent events such as war preparation and evacu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logan “getting prepared for war” derives from both self-esteem and the need of self-defense. The rapid surge of war preparation did help to avert a major combat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lack of tru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wo parties， it is self-destructive to take no measure of strategic defense and hope with a pure mind that the other has no guts for war. The fact that the war did not break out does not discredit the efforts of war preparation in that critical peri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urposes of the decision-makers， we must take a deep look into the particular environment in which those decisions were made. While sorting out historical sources， this author also calls into question some of the prevalent views held by historical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了重大波折，经过公开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两国关系“发展到1969年可以说是走到最危险的地步了”，战争一触即发。①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要准备打仗”，矛头直指苏联。8月，苏联军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中国边防巡逻部队。9月，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临时提出访华要求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10月，中苏重启边界谈判前，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纷纷从北京“战备疏散”到外地;林彪②作出紧急战备指示，随后被整理成“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简称“第一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全军各大单位。

　　四十年过去了，在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各种文献和报道中，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第一个号令”等事件被反复提及，一些论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流传着许多违背史实的说法。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③特别是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不管其地位有多高，或者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们都要对其说法仔细考辨、严择慎取，努力还原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基于这一初衷，笔者以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结合国内政治环境，重点考察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第一个号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起因。本文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苏关系从冷淡到恶化的过程中，双方作出过哪些缓和的努力，为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方在边界冲突中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要准备打仗”?中国的战备工作为何在边界谈判开始前突然达到最高潮?

　　一、中苏关系的演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和苏联从盟友关系演变为兵戎相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精辟地指出，“边界问题不是造成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边界却常常是表现中苏分歧的地方。”④中苏边界线长达7300公里，在这么长的边界上，围绕界河走向、岛屿归属、不动产权属等问题，难免会产生各种争端。历史上，中国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和几个勘界协定书，由此产生的两国边界问题，虽然一度被“同志加兄弟”般的友好同盟关系所掩盖，但始终悬而未决。⑤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出现全面分歧，随着两党分道扬镳，进而走向对抗，搁置多年的边界问题摆到了两国的谈判桌上。

　　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⑥12月31日，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向各国首脑散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⑦1964年2月，中苏两国在北京开始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边界谈判，双方都作出了以外交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解决的姿态。然而，不平等条约是造成边界问题的主要原因，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20年9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⑧但事实上一直未履行承诺。在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沙俄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又遭到苏方拒绝。对于这次谈判，李丹慧认为“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⑨立场对立固然是客观事实，而谈判的目的正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至少在部分问题上缩小分歧、达成一致。笔者认为，造成谈判未果的深层次原因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并在1964年达到了高潮。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始于1962年冬。从该年11月至次年1月，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 / 工人党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各国兄弟党都照例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苏共的策划和带领下，一些兄弟党强烈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的“坚定战友”)，甚至指名批评中共，形成了对中阿两党的围攻局面，中共代表团采取后发制人策略，进行了各种反击和斗争。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将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全面展示于世人面前。苏共中央于1963年3月30日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问题，建议以他们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复信，毛泽东多次修改过这封信，并将标题定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复信进行了全面批驳。从9月6日开始，中方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措辞日趋尖锐，论战逐步升级。尤其是“八评”——1964年3月31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其间，苏共中央也屡次来信，并在《真理报》发表社论和文件等作为回应。{11}在这种公开论战的气氛中，中苏边界谈判从1964年2月谈到7月，双方虽然交换了地图，并就东段边界走向达成了一些口头共识，却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等于没有取得结果。{12}

　　第一次边界谈判结束后不久，苏联政坛突然发生一场“地震”。10月16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在同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这两条消息一时间成为震动世界的特大新闻。据美联社报道，一名美国官方人士称，“赫鲁晓夫下台了，中国炸弹上台了，毛泽东一帆风顺。毛一定会说这是东风的确压倒了西风的证明。”{13}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回忆说，“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14}但究竟是哪天，他没有明言。实际上，契尔沃年科求见的时间为10月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示刘少奇后，决定由伍修权会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通知中共中央，赫鲁晓夫被解除领导职务。{15}苏方的这一举动意味深长，它延续了两党过去就重大决定先进行内部通报的做法，至少从表面上看，苏共新领导人主动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为陷入僵局的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中方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就在苏联发表公报的当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即联名发出贺电，对勃列日涅夫等“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只字不提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及两国间的边界纠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封贺电还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16}于是我们看到，电文以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为例，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所谓“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隐含着中方对苏共中央罢黜赫鲁晓夫一事的赞赏，但又不便明言(毕竟是苏共的内部事务)，便采用了这种别有深意的表述。贺电呼吁，“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用“兄弟的”、“牢不可破的”等词语来形容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17}半个多月后，毛、刘、朱、周等四人再次联名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贺电说，“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据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等职)回忆，这句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18}赫鲁晓夫一下台，中方就热情洋溢地强调友谊和团结，不只是出于礼节，而是对苏联新领导人表示殷切期待，希望他们及时调整对华政策。

　　历史仿佛在这里拐了一道弯。贺电发出后，中苏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代表团出发前后，毛泽东多次在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联政局变化和应对策略。他说，代表团在莫斯科要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还说要暂停公开论战。他认为，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19}周恩来利用这次出访机会，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人和各国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晤。如访苏前夕，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保加利亚等6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时说，赫鲁晓夫被撤销职务，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事，是起积极作用的。11月7日、8日，他在莫斯科与波兰、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时，也多次说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他还对罗方透露了此行的来意，称赫鲁晓夫下台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20}恰在此时，意外地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引起中方强烈不满。

　　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21}“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即进行了驳斥，并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等人指出这是严重挑衅。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后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周恩来坚称是“酒后吐真言”。{22}中共代表团退场表示抗议，并用急电向北京报告了此事。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深受刺激，8日上午，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件事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并概括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他还说，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会后，一份标着“AAAA”的特急电，赶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来中共代表团住地赴宴前，发到了代表团手里，指示要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抓住这件事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甚至要“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尽管勃列日涅夫在宴会现场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但裂痕已无法弥补。{23}10日，周恩来会见民主德国代表团时说，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他还告诉越南代表团，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24}11日晚，周恩来等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米高扬坦言，“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作出的。”{25}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因此，中共与苏共新领导人的这次主动接触，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和好的愿望彻底落空。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来回均途经中国，在北京停留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与他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提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柯西金表示赞成。{26}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毛泽东与柯西金的谈话则异常尖锐。毛泽东说，公开论战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答道，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27}这种口吻与几个月前的两封贺电形成了鲜明对比，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苏联新领导层的失望和不满。此后，中苏关系朝着不断恶化的方向发展。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3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28}以此为标志，中苏两党之间的各种交往全面中断。

　　此时，“反修防修”已变成毛泽东关心的头等大事。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做修正主义。{29}两党之间的分歧，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甚至是一些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其中有些还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1962年8月13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小组会议上，他在罗瑞卿发言时插话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30}同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断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会议公报称，“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全党的重要指导思想。{31}此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提到“反修防修”，对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担忧，也陡然上升为已经有人在搞修正主义的严重估计。1964年2月，他对某国政党领导人说，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32}毛泽东已断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干部中都存在修正主义分子，他将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并以此为主要目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毛泽东在审阅时曾多次修改，亲笔加上了大段内容，如：“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33}这些似有所指的文字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

　　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密切关系。他根据苏联“变修”的教训，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认为中央高层也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与“苏修”同出一辙，有必要采用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清洗这些人”。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以及他们时常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一直让敏感的毛泽东心存戒备。他说过，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34}更让他担心的是，对方会不会在中国党政军各界安插、扶植一大批代理人，内外勾结把自己“搞掉”。1964年1月，就在中苏两党论战正酣时，毛泽东在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请你们研究一下。”{35}同年底，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苏联军方领导人鼓动贺龙搞掉毛泽东，不啻为他的这种担忧构成了有力支撑。1966年5月，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充满焦虑地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36}

　　由于中苏两党在政治上失去互信，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党内斗争、国家利益的对立交织在一起，并且急剧膨胀，中苏关系终于达到了恶化的顶峰。而边界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错过了和平解决的最佳时机，犹如一枚正在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

　　二、珍宝岛事件

　　“文革”初期，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剧，主要摩擦地带集中于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的几个小岛——珍宝岛、七里沁岛、卡脖岛。1969年3月2日 ～ 17日，中苏边防部队终于在珍宝岛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都有较大伤亡，这就是著名的“珍宝岛事件”(中方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37}笔者注意到，在珍宝岛事件前，虽然也发生过流血事件，苏联军人甚至鸣枪威胁，但两国边防部队并未正面交火，一般是推搡、拳打脚踢或用棍棒进行搏斗。显然，双方的最高决策者都有所克制，将冲突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内。问题是，为何到了1969年3月，冲突会突然升级，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战斗?杨奎松认为，珍宝岛事件“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在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38}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笔者认为这个说法符合事实，中方的动机不是挑起战争，而是要通过自卫反击给对方一点教训。

　　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就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做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电报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只有当苏方向我方开枪，我方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且有我方人员被打死打伤时，我边防部队才能开枪实行自卫还击。电报还要求边防部队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境内。{39}沈阳军区接到指示后，从值班部队中抽调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但苏联方面暂时收敛了越界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在七里沁岛发生武装冲突。{40}

　　1969年初，中方又进行了第二次反击准备。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在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兵力参加，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于2月19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41}当时正准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对军事斗争的把握，侧重于局部胜利和政治意义，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黑龙江省军区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地名)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沈阳军区由肖全夫副司令员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方向指导战备工作，并成立“虎饶前指”(“前指”为前线指挥部的简称)统一指挥作战。{42}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说，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43}这一阶段，中方对自卫反击战确实进行了周密安排和充分准备，但是客观地讲，按照中央军委的“后发制人”方针，这些部署都是防御性的。沈阳军区对边防部队严格规定，不主动惹事，不开第一枪，不轻易动武。{44}假如苏联军人不对中国军人开枪挑衅，双方会不会激烈交火就要另当别论了。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对于冲突的原因、经过、伤亡情况等，双方的说法有很大差异。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次冲突对中方来说只是一次有准备但不由己方掌握主动的遭遇战斗。而苏联在3月29日的政府声明和后来发布的消息中，都把中国的反击说成有预谋的突然开火、伏击，声称中国侵犯了苏联领土，试图让外界相信中方在挑起战争。其实，苏方的说法无非是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同时掩盖苏军在装备、火力占优势的前提下却无法取胜的尴尬。当时在珍宝岛地区，中国参战部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自豪地说，这次仗是孙玉国(边防站站长)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45}他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46}毫无疑问，解放军指战员不怕牺牲的精神对于任何一场战斗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避而不谈我军在战前所作的各项战斗部署，容易走向唯意志论的极端。实事求是地说，我军在珍宝岛事件中的战绩不仅归功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47}，在实战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以3月15日的战斗为例，苏联边防军的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在凌晨3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上岛潜伏，想打中国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战斗打响后，却发现对手准备得更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并不明显。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层层上报到莫斯科时，由于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夫在出国访问，竟然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一直拖到中午，苏联国防部的值班人员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当晚，苏军某侦察营救小分队到达列昂诺夫上校的坦克时，发现他已经阵亡。{48}反观中国一方，虽然为筹备“九大”，包括沈阳军区在内的各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但并未因此贻误战机。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房间，架设电话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49}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容不得半点疏忽，中方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准备，与苏方的大意和官僚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

　　西方的一些官员和学者注意到中方的战前准备，又不了解中方的动机，便采信了苏方的说法，断定中国是挑起冲突的一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年初中国人自己挑起的中苏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尤其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50}其实，只要看一看当年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不难发现，“要准备打仗”的思想以自尊与自卫为前提，并没有主动挑衅的意图。

　　3月15日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汇报，并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他还强调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51}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想扩大战火，让苏联找到全面入侵的借口，因此他又特别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52}尽管苏军随后又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却无意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周恩来拟定的“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等对策{53}，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谈到打仗问题：“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