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杜正胜近年来的很多论著，其前提都是为了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建立台湾认同，参看其《到“台湾”之路》，载《自由时报》1999年1月10日。

26 比如黄秀政就指出台湾史研究本来是中国史的一个支流，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区域史研究风气的兴起”，才逐渐蔚为大国的，黄秀政《台湾史研究》自序，转引自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59页，麦田出版，台北，2002。

27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十三卷三期，39页，台北，2002。

28 关于同心圆理论的最新表达，参看《新新闻》924期（2004年11月18-24日）25页，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我开始不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而是以全面性来思考，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历史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知识的思考”，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历史同心圆的理论，不是从历史研究，更主要的是从对于国民的历史态度和知识的教育角度提出来的。

29 这个说法当然在张光直论述古代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他说，在古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政治程序，而不是技术、贸易等等是主要的动力，国家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见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载《中国青铜时代》480-483页，三联书店，北京，1999。

30 杜正胜《中国古代社会多元性与一统化的激荡──特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涉论》，《新史学》十一卷二期，2-3页，38页，台北，2000。

31 杜正胜《旧传统与新典范》，原载《庆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演讲会文集》，台北，史语所，2003年12月22日；正式文本，其后载于台北出版的《当代》，未见。

32 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卷首，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33 同上，25页。

34 台湾的中国史论述，至今仍然是一个很敏感很热闹的话题，比如2003-2004年在台湾发生的高中历史课程争论，主要就是围绕着（一）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是否应当纳入世界史？（二）决定台湾地位的国际文献中，即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日华和约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何者的国际法位阶比较重要？（三）中学应当两年历史课中，是否第一年先上台湾史等等问题展开的，而这些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些话题相当刺激政治神经，就是说，对与台湾来说，中国是否“外国”，中国史是否“外国史”，国父孙中山是否“外国人”？参看许倬云《我对史学争议的看法》，《中国时报》2004年11月24日A15版。

35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1345页，中华书局，1976。

36 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载《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2-194页，他觉得，与其说元朝不仅是“中国”的“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统合”，即“消弥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5。

37 又，可以参看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ゥルス》，特别是参看其序章《世界史の时代と研究の展望》京都大学出版会，东洋史研究丛刊之六十五，2004。

38 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39 何炳棣的说法，见于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6，No.2，（1967）P.P189-195.

40 罗斯基（Evelyn S 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5,No.4(Nov.1996),PP829-850.

41 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7，No.1，(1998),P.P123-155.中文本，《捍卫汉化：驳伊夫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42 参看李明仁《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理论》的介绍，收入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43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

44 比如以现代中国的地理空间来描述古代中国，以现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当作古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因而总觉得那个时代的“异族”也应当算在中国之内，因而不是把当时的异族入侵理解为“内部矛盾”，就是把中汉族政权的征服描述成“中央对地方”的“统一”，像现在争论不休的高句丽问题，就是陷入了这一尴尬。关于高句丽的历史争论，我以为中国方面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以现代中国的疆域来处理古代高句丽的历史归属，而韩国方面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古代高句丽的疆域来期待现代朝鲜民族国家的空间领属，关于这一争论的情况，可以参看南黎明《韩国队中国的文化抗议》、钱文忠《高句丽是中韩共同文化遗产》，载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7月25日），16-20页。

45 可以参看[荷兰]彼得．李伯赓（Peter Riebergen）着、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上册第三部分第八章《一个新社会──欧洲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介绍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289-330页，明报出版社，香港，2003。

46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一译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李金梅译，麦田出版，台北，1997。

47 参看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现》，《文史哲》2004年第1期。

48 参看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9 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当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的疆域内的每一平方公分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迭之处”，同上引书，25页。

50 西川长夫《国民国家论から见た“战后”》，载其《国民国家论の射程》256-286页，柏书房，东京，1998。

51 比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他已经注意到这“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所以，在讨论到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时，他也说到“不过中国的情况是一大例外”，李金梅译本，75页，麦田出版，台北，1997。

52 不要一听说“天下”一词就以为古代中国就没有“中国”意识，汉代也自称是“天下”，但是汉代铜镜铭文中却常常出现“中国”一词，它是与“匈奴”对举的。日本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天下”，西岛定生曾经根据熊本县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上也有“天下”的铭文指出，这一“天下”只是大和政权的支配领土即只是倭国的领域，对中国说，似乎“天下”是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但是对于倭国来说，倭国也是“天下”，见西岛定生《日本の国际环境》77-78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53 这一点，其实西岛定生已经指出，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第六章《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中说到，原本包含了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有四个指标，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但是，在各个区域，这四者是不等同的，比如日本，假名文字以及以此写作的和歌、女流文学、能、茶汤等等，以及更后面的俳句、歌舞伎等等，就是日本特有的（611页），到十世纪，律令制弛缓和芏庄园的扩大、贵族如藤原氏的全盛与武士阶层的勃兴（612页），更开始了日本主体的形成。这与唐代九至十世纪的衰落有关。他指出，“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的国际秩序”，616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