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中国军阀与政治文化(3)

五

　　虽然《中国的军阀政治》―书通过具体分析，已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历史和知识启示，但是，也存在着若干有待商榷的问题。最后我们提出一些简单的意见，以就教于作者与读者。

　　首先，该书的方法论预设值得商榷。《中国的军阀政治》与众不同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为解释工具，以此对中国军阀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式的意图显然是要改变历史研究通常的叙述模式，既不想仅作编年史的脉络梳理，也不想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在平实的语言中透露史家体悟人生旅程的遗迹，而是在某种"一般性"政治学框架的指导下，从历史过程中抽象出若干具有原理性的政治行为规则。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邹谠教授的门人，作者良好的知识训练为其实现这一愿望奠定了基础。恰好，莫顿·A·卡普兰（Morton A. Kaplan）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和国际政治理论系统学派的开拓者，所以，作者选择用国际政治理论的系统论方法透视中国军阀政治的历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本来作者在前几章的分析中，已对中国军阀的政治行为做出了精彩的归纳，从中使读者了解到了中国军阀的政治行为规则和支持这些规则的价值基础，"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已跃然纸上。但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又再次直接套用卡普兰"权力均势"系统理论及其角色行为的规则框架，7 似乎就显得有画蛇添足之嫌。众所周知，现代国际政治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为其基本分析单位的，而军阀政治恰是中国从帝国政治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物，新兴政治价值体系还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清晰主权意识以及国民的普遍认同程度，则国际政治均衡理论的基础。而中国的军阀混战，其目标既不是维护国家主权，也不能说军人个体的效忠对象就是民族整体，而生存危机实为导致军阀混战的直接原因。这样，套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中国前现代政治行为，就难免使人觉得有些文不对题。例如，作者有意无意地运用卡普兰系统理论中行为规则的第3项和第6项的内容，8 一方面认为，"军阀处于一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具有政治运动员风格。因为他们中间有多种错综复杂的个人联系，背信弃义的行为会遭到同代军阀的指责，冒犯者从中得到的直接好处，会被社会的排斥、公众的谴责以及报复行为所抵消"；另一方面，作者在同一章中又认为，"军阀一般是具有理性和讲求实际的政策。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他们可能是最缺乏思想倾向性的集团，他们制定政治计划、决定战争或和平等等重要问题，不是根据个人的思想观点，而是根据实力的对比。军阀们认为，他们是在进行一种'比赛'，参加进去是因为各自权力地位的需要"。显然，在由于害怕社会舆论而不敢"背信弃义"和"最缺乏思想倾向性"，政治行为的依据不是思想，而仅"根据实力的对比"这两种相反的结论中，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项更具有实质性？

　　我们却认为，与其这样套用国际政治理论，不如在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下对中国军阀的政治文化根源进行深入的拓展。例如，"军阀政治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军阀政治的本质要素的历史根源在哪里？"、"中国传统价值取向如何约束军阀政治的行为系统结构？"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深究。虽然作者在该书第二章，简单地描述了军阀派系的起源和过程，也在第八章中论及军阀意识形态与民俗文化系统的关系，但应当说，那些评论都是铺垫性、介绍性和议论性的，不能说是在探讨中国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动力和历史根源。

　　勿庸违言，中国军阀政治的确有着自身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却离不开中国现代政治这一更大的系统。如果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更大的历史场景中去，或许能解决局限于小系统中所不能解释、甚至不能发现的某些问题。如果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中存在着"王"、"吏"、"绅"、"民"四重角色要素，在系统中，每一要素都相应地发挥着各自独立的功能，并相互联系和制约，从而在"礼"的规定中共同构成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某些要素的组合发生变异和错位，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纵观历史，大体上每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都体现出"绅"与"民"相结合的特点，前者提供"理论"，后者充当动力。中国军阀政治时期也处于"礼崩乐坏"的境况之中，"绅"与"民"的结合一再显示出来。我们看到，该本书中对"绅"与"民"这两个重要因素都没有特别地展开，自然，"绅+民＝军"这样的法则也就无法深入地展开探讨了。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看，在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段历史空白。在逻辑上讲，如果引起农民起义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根本化解，那么农民不会如此长期地保持"沉默"。很明显，恰恰就在这段历史空白中，出现了中国军阀政治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的假设：中国军阀政治是农民起义运动之扭曲、变形的历史形态。生活在赤贫线以下的农民和游民，依赖超越自身的权威力量，以参加军队的形式维持生存的最低条件。"主义"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信仰比起生存来说也降低了位置。换句话说，能保持一定生存能力的农民，仍受制于自给自足，天人合一的自然经济的约束，过着质朴、封闭、与世无争、清贪寡欲的生活；而那些一无所有、富有野心和铤而走险的人则游荡于社会空隙之间，时刻在谋求意外的"暴发"机会。显然，军队是后一种人求之不得且得心应手的适当场所。正因为此，赤贫阶层的所有意愿和特征，都在军阀政治行为中暴露无遗，应当说，他们才是中国军阀政治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真正基础。中国民俗曰"兵匪一家"，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诸如财产、传统、道德、责任和法制精神，这一切现代宪政所必备的基础要素，在军阀政治中不仅一概荡然无存，而且这种"缺失"反而成为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作者不止一次地涉及到了这一深刻的问题，但坦率地说，其在理论上的挖掘和分析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析余地和讨论空间。特别是关于中国军阀政治对现代中国政治的潜在影响，作者并未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现代中国在此后几十年中并没能走上民主宪政的政治道路，而是选择了毛泽东所说上井冈山"做山大王"，再经"星星之火"而最终烧遍全中国的革命路径，恐怕并非完全是政治领袖个人魅力的精神产物。其中蕴涵着的现代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和整体逻辑，值得体味再三。所以，我们并不仅不尽同意Donald G. Gillcia关于该书最后一章"冗长乏味和没有必要的"的评价，9 而且反到认为，恰恰正是这最后的一章，更需要，也更值得进行全面展开和持续性的深入研讨。

　　（原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2005年，第1期）

　　注释：

　　1 His-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参见：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上引文均出自该书中译本，省略不注。

　　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2页。

　　3 见《亚洲研究》，第36卷，第3号（1977年5月）。

　　4 陈志让《军绅政权》，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8页。

　　5 关于“东方符号系统”和中国的“宇宙论王权”的具体解说，参阅：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7-10页。

　　6 关于此一专题的深入的研究，参阅：张鸣《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性格的分野》，《走向未来》第3卷，第4期。

　　7 参阅：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 卡普兰把国际关系中的所谓“均势”系统的行为规则概括为6项内容。齐锡生引用了其中的两条规则。其内容是：“3、战争一不消灭某个基本的国家行为体为限度”；“6、允许被击败或受到限制的基本国家行为体作为可接受的角色伙伴重新加入系统，或设法使某些原先是非基本的行为体升级为基本行为体。必须把所有基本的行为体都当作可接受的角色伙伴来对待”。参阅：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9 见《亚洲研究》，第36卷，第3号（197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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