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中国军阀与政治文化

原文标题：中国军阀与政治文化：一个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学路径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系齐锡生教授于1976年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1 在我们看来，这部专著是中国近代军阀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家之言，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在这一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一种为大多数学者共同接受的统一见解。当然，在人文学科范围内这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一家之言"实际上就与"具有特色"几乎成了同义语。我们的任务不是对这部自成体系的著作进行全面的学术评价，而仅仅想就给我们印象较深的几个主要论点，向读者作一简要介绍。

一

　　任何一项专题研究都有其明确的对象，军阀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因此，首先在学理上对"军阀"作一界定，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军阀"一词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汉语词汇。据陈志让先生考证，它大概最早见于梁启超的著述之中，当时使用的是"部落"一词，胡适在20年代初直接使用了"军阀"一词，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沿袭了这一提法。目前，关于"军阀"的一般诠释，是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以军队控制政权，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2 这一解释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仍有失之笼统之嫌。站在政治学的视角上，齐锡生教授认为，"军阀"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体制或体系。它可以指某个持有兵权的独立政治角色（Militarists）；也可以指一个制造战争的罪魁（Warlord）。前者是中性词，"只是在某种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角色"，而后者则带有贬意，它"表示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时期"。作者如此地区分"军阀"概念，其用意是试图解释该书的研究方法。因为，对逐个军阀人物进行考察的研究角度，固然也可以称作"军阀史"，但关于军阀的历史研究不能只是单个军阀行为与观念的简单相加，而应当是对中国近代一段历史时期的概括。这样，所谓政治学视角的"军阀史"，本质上就不仅仅是军事史，而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甚至社会心理等因素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透视。显然，这样的一种考察视角，只能采取系统分析的方法，个别军阀的个案研究将成为系统历史分析不可缺少的条件、要素和基础，但这不能取代最终的整体分析。为此，齐锡生教授强调指出："要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National）的政治，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范式比他们内部统治的特殊方面更加重要。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不偏不倚的，政治角色常常根据自己的意志指导其政治行为，然而他们的行为又常常是受到超出其控制的某种制度的约束。......专门集中研究军阀个人或单纯研究政府的危险倾向之一，就是将太深地陷于琐事之中，对于中国政治产生一系列杂乱且支离破碎的感觉"。

　　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又引出了"军阀主义"（Militarism）的概念，并沿用了C.M.威尔伯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的定义。这样，军阀政治统治时期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统，就成为作者主要关注的对象了。换言之，对个别具体的军阀的政治行为进行描述，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该书的研究要旨，而是通过"角色"的分类，然后加以系统分析的方式，从而凸显历史描述与政治分析的最佳结合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该书的研究路径是"避免对角色作出评价"，而重大在于对体制进行分析。

　　通观全书的总体结构，应当说作者基本上实现了这一意图。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框架，论证其理论体系的依据；第二章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简单叙述了中国军阀派系的起源；第三章至第七章从关系、兵源、训练、武器及其经济等诸多侧面，对中国军阀政治系统的各项要素做出了较详细的分类研究；第八章则在上述各章的基础之上，简要概括出军阀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最后，在第九章中，作者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均势"范式，试图从中进一步抽象出中国军阀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历史模式。很显然，作者对全书的这种总体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已初步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分析框架和认识格局。正如美国政治学者G·吉勒卡（Donald G·Gillcia）评价的那样："这是一本特别有价值的书，该书引用了几乎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第二手资料，同时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1916-1928年间的中国军阀时期的政治，进行了动态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并引人入胜的探讨"。3 当然，如前所述，本书概括方式的合理性并不都为学者们所认可，例如加拿大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陈志让教授，就曾间接地对本书的方法论框架给予了批评，认为"以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28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为军阀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最不适当的是，......把中国的分崩离析看成一个国际体系"。4

　　综上所述，本书作为"一家之言"，无疑是透视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

　　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集体组织的形成，都需要某种外部刺激条件和内部凝聚向心力，人体和部分之间的联系要靠某种共同接受的力量相互牵引，利益、价值和组织被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维系着这一系统的运转。众所周知，清未民初，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制度突然解体，作为权威象征的王权体制遭到了空前的怀疑和冲击，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被学者称为"东方符号系统"的"宇宙论王权"开始动摇，意义危机随之而起。5 中国陷入了一种制度断裂、价值混乱和意义迷惘的多重困惑之中。无独有偶，中国军阀主义的兴起，恰恰处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换言之，"旧有的"已不完全起作用了，而"崭新的"又无从谈起。军阀主义的兴起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盲点"之上，同时也是这一历史"盲点"的必然结果。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传统断裂"和"制度失范"是军阀派系得以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维系其系统关系的内部向心力又是什么呢?

　　与作者着重分析"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范式"的意愿相同，我们认为，该书第三章"军阀派系的组成"最有特色，也最引人入胜。作者在分析这些关系时，把它们划分为"个人关系的结合"、"自身利益的考虑"和"思想方面的联系"的三个层面，最后再进一步做出综合性考察。作者的研究视角在这里明显地侧重于政治文化层面，从一些细微、琐碎的史实中抽象和提炼出若干发人深思的理论原则，可以说是颇具匠心。作者承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家庭是社会的主要基石。它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基本单位，它也规定了每个人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在道义上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照顾自己的子孙和亲戚"，"血亲原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但作者并没不满足于这样的一般性描述。作者指出军阀派系行为的实际运作要必这复杂得多。出于利益整合的需要，表面上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可能违背血亲政治原理，但实际上这样的安排却又恰恰是这一原理隐蔽表现形式。例如，常有某个大军阀宁可让其家庭成员"闲着"，而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有才能的人去干。显然，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情理"。作者指出，对这些现象应做进一步考察，要对当时军阀所面临的具体政治情境进行分析。"当政治作为一种有限制的，并且具有解雇和冒险可能性之职业时"，在多数情况下，军阀首领就可以给其亲属较次要的位置，但同时却要保证他们具有良好的荣誉和经济待遇。这样，其亲属就可以既不冒风险，又可以不负责任，但确可以获得高于其他非亲属部下的享乐权利。"但是一旦当政治活动具有战略意义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政治前程不再取决于明确规定的制度准则，而取决于人们在失去行为准则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之时，其家庭和家族，才像最具凝聚力的社会集团一样，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这就是说，"家庭主义"社会模式固然是影响政治状态的重要因素，但在具体的运用中仍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道理"。正是这些明显具有"实用"功能的要素，构成了军阀政治的"骨髓"。

　　作者的精到之处还不限于此。他还认为，家族主义的复活是中国政治失态的表征之一。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和"回避制"（避亲）之后，家族主义得不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血缘体系立即就会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空前泛滥，从而严重侵害社会有机体。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本身的规则及其潜规则之社会整合功能做出概括，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诚如作者指出的，中国传统政治系统是一个"血亲"、"利益"和"观念"三个要素所构成的有机体，把握它们之间的均衡运动将成为分析军阀之间相互关系的关键。所以用单纯的"家庭类推法"（The family analogy）去概括军阀之间的政治关系，往往会以偏概全。"例如，'大元老'这个名词（意指长者、老前辈，通常指家族组织中的长者），也曾用来称呼某些资深个人。在军阀派系中，依据年龄和在军队中的资历，可以把某些人看成老前辈，他们由此得到声望，但他们不一定同时拥有权力。在社会上他们得到适当的尊重，但是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极少或根本没有权威。在政治斗争中，'有枪就有权'，而不是凭资历。这与家庭中既有声望又有权力的'大元老'的作用很不相同"。把荣誉与权力区分开来，并构成二者的制约和均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成为中国政治游戏的重要规则。如果说所谓"调虎离山"、"明升暗降"、"厚礼释权"实际上是自先秦法家就运用自如的韬晦策略，那么，在现代军阀手中，这些计量就则已上升到内部关系的战略层次上了，阴谋与投机已成为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我们认为这些评论是有说服力的。

　　最后，作者根据自己的分类法，将军阀的内部关系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十二种形式，第一类离血缘关系最近，第三类则离血缘最远，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类：1、父－子；2、兄－弟；

　　第二类：3、师－生；4、恩人－－被保护人；5、家族亲人；6、姻亲；7、结义兄弟；

　　第三类：8、直接的上下级；9、同乡或同县；10、同事；11、来自同省；12、同学。

　　作者根据"皖系"、"直系"和"奉系"师以上干部的档案资料，对三大军阀集团的内部人际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概括出了三种具体的政治关系模型。从作者所给出的示意图来看，从关系的复杂程度讲，"直系"最为复杂，"皖系"其次，而"奉系"最为简单。而在战争的实践中，越是简单的内部关系，其专制程度就越高，相对而言其军事效率也就越强。正如作者所说："懂得了这些道理，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派系政治中的个人属性和人治特征。一支队伍的特性应该归于其领导人的属性，政治效忠的焦点是首领，而不是政治观念或政治制度"。这无疑一语道破了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机制和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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