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中国军阀与政治文化(2)

三

　　《中国的军阀政治》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立了独特的分析模式，而且还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纠正了一些前人似乎已成定局的结论。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在旧中国，当兵仿佛是一种具有强烈被动色彩的强制性行为，所谓几丁抽一，人是在逼迫下当"壮丁"被拉走的。上升到政治层次，则甚至把它看成是"阶级压迫"的表征之一。经由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一理解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是脱离历史语境的某种想象或误解。因为，近代中国本质上处于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遍及全国（包括城市和农村）的极端的贪困状况，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是诸多社会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当兵"虽然具有充当"炮灰"的巨大风险，但对于挣扎在赤贫状态之中的阶层来说，与其饿死，不如冒险。所以"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这不需要特殊的技能"。而且，贫困不仅是吸引人们当兵的一种动力，它也是使农民继续留在军队里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兵不仅能够"吃粮"，有时还能存点零花钱，甚至还存有一线"升迁"的希望，而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作者同意社会学家费里德·H·默顿的著名见解："在中国社会中，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企图改进自己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提供选择的机会。虽然他们懂值得，低下的地位、职业的能力，并不能经常性地给他们带来成功"。只是当经济条件较好时，"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才发生传统的束缚作用，但是在当连生存都无法保障时，当兵就常常成了赤贫阶层求生的唯一出路。所以，"在2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中国农民没有理由轻视军队；事实上，当兵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一般来说，学者似乎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军阀问题，但在该书中我们一再看到作者总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讨论问题。从社会系统角度考察军阀问题的优势与合理性在于，它可能通过社会要素的抽象和排列，总结出政治行为的因果关系，进而奠定历史解释的基础。例如，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贫家子弟构成了军阀组织的主要成分"这样一般性的历史现象，那么，用"无产阶级意识"的理论框架就显得并不十分洽切，而在社会系统的框架下，我们则可顺理成章地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人们的政治行为首先是对其生存需求的一种反应。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下，无业者（包括农民、失业工人，特别是游民）的直接需求是"吃饭"，如果其它生存方式比在家务农或游街乞讨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吃饭"资源，那么，他们就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显然，"当兵"要比"务农"和"乞讨"可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于是这些赤贫阶层的大量存在，就构成了"军阀组织"和"军阀政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所以，赤贫阶层，特别是社会游民构成了军阀的基本成分，与其说与"无产阶级意识"相关，勿宁说更由于整体社会经济水平的低下和分配的失衡。为何"当兵"以及加入何种军队是次要的、后发性的问题，而关键所在是"当兵"本身所具有的"生存"含义。

　　按照这一分析路径，我们还可以顺利地解释军阀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恶劣的反道德行为，诸如抢掠成性、烧杀奸淫、朝秦暮楚、经常性反叛和随意性"开小差"等等现象，其原因与"当兵"的动机和目的直接关联。道理似乎很简单，既然当兵不是为了义务，更不是为了信仰，而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地道的"冒险性职业"，那么，从"风险－－收益"的简单换算定律考虑，"卖命"所预付的高昂代价必须以大大超过其日常收益所获的实惠，才能得到补偿。"卖命"的收益远比"卖命"的渠道更有意义。只要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为谁"卖命"则并不重要。"当兵吃粮"是一笔投机性极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流氓职业"，所以上述扭曲行为就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在所必然。"当兵"生涯实际上是用性命为赌注，其预期的后果全凭运气，极不确定这样，及时行乐、能捞就捞、疯狂挥霍、肆意杀戮，施暴力以自娱等等，自然成为军阀行为的"理性选择"。长久支持社会正常秩序的日常伦理在此语境中会突然消失，取而代之则是烧杀抢掠，奸道横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节约这个美德在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职业的不牢靠，使军人抓住一切机会积聚财富，以便一旦失去职位（position）时，其生活仍能有所保障"。这样，不捞不抢，且捞得不足或抢得不够，都将失去了"当兵"的意义，更不用说纵容当兵的抢劫还可以实际上解决军响不足的困难呢！

　　在做出了上述的分析以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军阀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经济发展的低下（当然还有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原因），而军阀主义的发展之路却是一个僵死的恶性循环，它不会给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任何益处，反而愈走愈糟。一般来说，军阀们最为重视的是如何维护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就在于手中的实力，要有一块由自己控制的地盘。为了保住这块地盘，就得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军队。相应地，军队规模愈大，给养问题就愈重要，这就又需要不断扩大财源。"因此，军阀们往往被驱使不断地推行扩张主义政策。他们的力量愈强大，政治地位就愈有保证。但是他们愈是强大，他们需要满足手下人日益增长的报酬也就愈多。这样，防守地盘常常需要有更多的财源和更大的地盘，而地盘的扩大又反过来造成更多的防守需要"。要想满足财政上的需要，军阀们只能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日趋紧张，失业人口和贫困程度相应增加，"造成了传统的农业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均势不可避免地遭受破坏"。最后，失业人口再次"合理地"充当新兵源。由此可见，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扩大地盘、招兵买马、军费增大、盘剥农民、形成兵源，到更加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这就完整地构成了一幅军阀主义发展的恶性循环图。

　　我们说，作者上述的精彩分析之所以值得称道，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一般性政治谴责和道德评判的议论上，而是更进一步着眼于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从而使人们对于军阀主义的行为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结合书中所给出的各种具体数据，作者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社会破坏力量"的结论，就在史实和逻辑两个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四

　　从文化分析角度展开对军阀行为方式的研究，是本书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特别是作者没有就文化而谈文化，而是把抽象的文化积淀与军阀的行为准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行为反映文化，又通过文化说明行为，从而给人以一目了然，身临其境的历史实感。

　　在理论上，作者首先把"正统的儒学思想与其通俗化的解释"；"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大'渠道与'小'渠道"等文化层次区分开来。认为"除了家庭和家族体系及其许多人信仰的宗教活动，对农村社团成员产生很大影响外，群众性传播的内容和大众化的文娱活动形式，也对社会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换言之，传统故事、民间歌曲和乡社戏剧可能比孔子的经典作品，在形成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原则和思想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除最上层的军阀主帅而外，对军阀中下层领导阶层个人来说，其中当然不乏舞文弄墨的骚人，甚至还有秀才，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中间受过正规儒学教育的并不多见，有些人根本就是"白丁"。因此，"在这一时期中，绝大多数军阀的社会准则，是来自'小'渠道，通过民间传说和对儒学经典的通俗解释中得到的"。当时用白话编成的小说、戏剧、辞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彭公案》、《七侠五义》、《岳飞传》，以及《西厢记》、《红楼梦》等等，成为民俗文化最典型的教本，这其中体现了大量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为人们提供了应当追求和模仿的价值范本。

　　关于民俗文化体系对军阀的具体影响，作者做了如下讨论：其一，传统小说中的英雄常常成为军阀们模仿的榜样，他们"会设法详细了解这些英雄，并根据这英雄所面临的相似情况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军阀们树立起一个特殊的形象，并逐渐地把这一形象强加到当前的政治现实中去。中国军阀自然会选择前几个世纪的军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诸如，关羽、岳飞等形象都体现了"忠"、"孝"、"廉"、"义"的传统价值，军阀行为至少在形式上都与这种取向有关；其二，"义"的观念使军阀们"把个人忠诚与政治忠诚分离开来"，"通常，军阀对待个人忠诚很认真，而对政治忠诚则完全不同。政治利益会造成暂时的结合或分手，但决不允许伤害紧密的个人关系"。这就是说，私人交情高于政治原则，忠于首领个人往往比政治信念更为重要。在这里"家族"关系的影子得到再次显现；其三，军阀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倾向于"高度的戏剧性色彩和超凡的个人魅力"，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根据中国的民俗传统，不平凡的人物一定具有不平凡的体态、习惯和特征，这些可以作为军阀"天生就是一个人物"的证明。因此，许多军阀都以夸张自己的特点为自豪，诸如"长腿将军"、"狗肉旅长"、"快马"，"大舌头"和"青天"等等绰号，都反映出中国武侠小说中的某些联想；其四，就是把"侠气"和"绅态"组合在一起的怪异行为，比如，在豪华盛宴之上大骂脏话，穷奢极欲的挥霍浪费，都是军阀行为的常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军阀出身于下层社会，过去过的是艰苦的生活。现在有权之后，就挥霍浪费。这不仅因为他们要享受一番，而且也因为这种排场会博得人们的尊重"。显然，本质上这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极其合理的逻辑结果。6

　　应当说，作者的文化分析的确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但是，无论其论证多么粗糙，它的论证思路和问题视角，则都是切中要害和富有启发的。就政治历史的研究方法论而言，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军阀史的专题研究范围。

　　除了从民俗文化角度探寻军阀人格的行为逻辑外，作者还从整体的民族性角度讨论了军阀政权的内在矛盾性。作者指出，"国家必须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赞同，它成了一条不容置疑的信念，这种信念指导和规定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敢于违背这一信念，那么他就别想得到人民对其权威的承认"。换句话说，国家统一的信念，甚至已成为高于法律的、不成文的社会规则，也内在地成为评价某一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显然，军阀们的分裂割据，自辖一域，有背于这一原则。这样，一方面，放弃割据，军阀就会失去其生存的条件和依据；另一方面，割据称王又要背负"分裂"的罪名。于是军阀们"陷入了既希望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的矛盾之中"。

　　军阀政权矛盾性格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政府与实际政治在权力上的分离。北京作为中国好几个朝代的首都，自然在习惯上被视为统一的象征，在过去的年代里，它是国家权威的中心。因此各派军阀都企图控制中央政府，这起码可以在形式上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军阀政治本质上是以地方实力为基础的，中央政府只起某种装饰作用，它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符号上的价值功能外，几乎与实际上的政治强力控制无关。这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象征意义只是政治权力交易中的法码，而远不是政治实力本身。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民国建立13年以来，至少有4种不同的宪法，在它们公布后不久就立即变为一张废纸。其它的法律和规章也很少显示出政府的性质和职能。政治体制常有变动，在这段简短的时期中，政府经历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等等变化。......1916-1928年间，有24次内阁改组，有26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只有2天，平均存留时间是3-5个月。......根据共和国根本法，内阁并不是一个独立制定决议的机构，它只是军阀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最驯服的行政工具"。因此，在军阀们相互间关于"法统"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与较量。实力较强的军阀总是高喊"统一"，而实力较弱的军阀则倡导"自治"。随着政治、军事或实力的变化和转移，各派军阀都轮番地使用着这两种武器，没有谁不是双重人格。"增强合法性的需要，迫使所有力量强大且野心勃勃的军阀都为统一国家而努力。这个普遍法则的存在，使军阀们不可能满足于有限的目标，迫使他们竞争，直到其中有一个达到重新统一的目的。这是20年代经常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和解释是深刻和中肯的。作者在这里依据历史事实，但又超越了文献表层，而经过自己心智转换所"读出"的可能信息。在军阀相互之间一片歇斯底里和讥讽挖苦的道德指责和叫骂声中，作者发掘出了军阀政治性格中的矛盾性与虚拟性的真实嘴脸，从而使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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