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4)

四·小结

1958年及其以后的几年，是中国农民与政府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尽管在表面上远不若实际中那样动人心魄。但直到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仍缺少全面的认识，对农民的抵抗，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所知甚少。有人问，面对着那样的大饥荒，农民为什么不奋起反抗？这一问题提出也许有些道理，却又似是而非。这一时期农民的行为主要是抵制、怠工和变通（而主要不是反抗），这一点即很能说明问题。为此，要回答的将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整体的政治形势，农民的组织和力量，及思想意识等等。他们是那样的无组织、那样的分散和无力。尽管他们曾使用多种方式来反映意见，包括给执政党和党的主席上书，以及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但历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还要由别人来决定，不管是受到漠视或重视，交的是好运还是厄运。在另外很多地方，他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

在集体经济的历史里，人民公社时期是政府的手伸得最长、控制最为彻底的时期，不但生产小队和大队两级“所有权”都被取消，集中到公社或更高机构的手里，农民的“私有产权”包括生活资料所有权也都遭到了剥夺。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尽管这时阶级分野似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农民行为空前一致，但干部问题的相对恶化，在许多地方却使情况雪上加霜。

1958—1961年确是中国历史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里一个特殊的时期，也可谓空前绝后。今天我们只能十分概略地概括农民的反应∶农民是高度被动的，惊困之余，他们就不再生产（一方面是因为多生产没有好处，一方面是想要“吃国家”）；但不久就发现，这是靠不住的，首先挨饿的正是农民自己，但这时一切已嫌迟矣。于是，农民开始自救，偷、瞒，……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公开对抗），只要能不被饿死。其次，就是改变制度，如包产到户等。当然，自救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修改。

在这一时期，农民的包产到户和瞒产私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大饥荒面前，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和偷窃粮食，这是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但在高征购面前它又是有限的，否则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了）。包产到户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而到下一个时期则几乎被完全禁绝。

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经过它，许多农民才“变了心”，或说是省悟过来，135所以我们将这一部称为“大梦初觉”。自然，这时农民有许多行为还不十分确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农民“两败俱伤”，只好互相让步、妥协。大跃进被停止，食堂和供给制被取消，自留地重新发还，生产队所有制被承认，偷窃和瞒产私分遭到批判，所有这些，都成为以后十几年的基本制度，和农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其中许多东西（特别是包产到户与自留地的扩大），虽一时受到严厉的批判，却成为十几年后农村改革的契机。历史就这样赋予了它以不同的意义。

注释：

1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二版），页180.又，在庐山会以前不久，毛曾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又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同书，页1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851.3如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见薄一波，页914；《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6.4《庐山会议实录》，页306、297.5如李锐认为∶会前尽管有那些纠“左”的措施和讲话，但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仍坚持“以钢为纲”，对公共食堂等仍旧依依不舍，1959年还要继续跃进。因此，庐山会议自然不可能对“大跃进”进行根本调整。后来的实践证明∶高指标不降，“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以从根本上纠“左”，所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也难以真正刹住，见《庐山会议实录》，页24—25；又见薄一波，页875.6参见薄一波，页853.7参见薄一波，页861、866.8《庐山会议实录》，页102.9《庐山会议实录》，页289、25.10薄一波，页870—871；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55；1962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史研究》1981∶4；而未被平反的当不在其数之内。

11薄一波，页874；又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70、158.12薄一波，页873、887—890、893—899.13《庐山会议实录》，页315；薄一波，页873、888－890、893—897；《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5—176.1959年的粮食生产指标，薄一波书作5000亿斤。

14薄一波，页892、899.15薄一波，页872—873.16薄一波，页764；《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8；关于过渡问题，又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75.17薄一波，页76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3.1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1—393；薄一波，页757—758.19《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56—57.20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1986，页24.21薄一波，页884—885.22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95；据说公社化以来山林遭到三次大的破坏∶1958年大炼钢铁，1960年县、社、队大办木炭窑，1961年春开始的毁林开荒，并导致“四光”∶砍光、烧光、偷光、开光，见薄一波，页934.23见薄一波，页76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03，《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0、183，“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冬小麦播种情况的简报”，1960年11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38.24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页13—14.25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1989，页576；《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84.26《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6—9.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官方统计数字不真实的问题，为此书首次指出；不过，原发表1960年与1959年统计数整整相差1000万，已表示出了统计的不实。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当时所谓“正常死亡”人口中的很大部分，实际是被饿致死的，例如在甘肃，“死了人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对死人区分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是很难分清楚的”（《甘肃省农业合作制简史》，《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页24、38）。这样计算的死亡人口，当不下于4000万。

27《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页558.28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4，页19.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209、226.至于农民的外流，从58年底到59年2月，两三个月来，据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外流农民约有300万人，原因一是城市招工，主要则是对群众生产、生活安排得不好，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发[59]119号文件，太谷县档案∶3—1—50.30《庐山会议实录》，页13、22；关于1958年和1959年初的有关情况，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31《庐山会议实录》，页164、144.关于全国粮食销量，历年都不超过840亿斤，1958—1959年度销售了1020亿斤，见同书，页60—61.32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报喜者，见页529、542等。

3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49；这句话大概只能理解为：1960年的严重情况，到当年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页312、318.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如浙江在1959年下半年以来，为大办各项社办工业和兴修水利，再次助长了一平二调，其范围之广，超过了公社化初期。1960年初，又大谈创造条件，准备过渡，……见“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20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7.3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2－366.3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3－397.另据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被平调者计有∶生产资料（犁、耙、锄、锨、刀斧、禾桶、晒席、水车、排灌设备、车、船、猪栏等）、生活资料（房屋、家具、锅、碗、刀、灶、炕、床、被、衣、缸、桶等）、牲畜、土地、林木、劳动力、房屋，以及其他财物（屋前屋后的竹木果树、自留地上的作物、家禽家畜、建筑材料、自行车、缝纫机、银行存款等），同上书，页448－449.全国平调总数，据1961年9月估计为250亿元，同上书，页493.3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7.38“太谷县四级扩干会议处理一平二调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9日，太谷县档案∶13－1－132.39“扬家庄大队平调退赔情况调查”，1961年8月18日，太谷县档案∶3－1－84.40晋中地委贯彻农村政策试点工作团∶“关于处理平调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1日，太谷县档案∶3－1－73.据1961年1月的一份报告，湖北沔阳通海口公社社员对上次共产风兑现不彻底仍有意见，尽管前时90%的物款已经兑现（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7），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从许多地方情况看，退赔是遭到了各种抵抗的（如硬抗、推拖敷衍、退一点混过去等），见“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问题的三个文件的批示”；直到1961年6月，从全国情况“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见“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分见发展研究所档案∶446、445、455；如云南各级部门平调农民个人和公社集体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累计6亿元以上，到1961年8月退赔了1亿元，真正退到社员家庭的很少，到1962年2月全省共退赔实物和现金1.68亿元，约占应退数的30%，退赔工作到此也即暂告一段，《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101、108－109.41《乡村三十年》，页178、180、174－175、187.42《乡村三十年》，页188－189.43《乡村三十年》，页188－191，又见页192的口粮标准统计表。

44《乡村三十年》，页194－196.45《乡村三十年》，页193－198.46陈登科∶《俯仰集》，花城出版社，广州，1984，页80－81.47高王凌，1994年太谷调查。

48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18－422.对信阳事件的这一看法尽管表现出对人民公社问题认识的重大分歧，也表现出它令人忍无可忍的一面；以后的抓“阶级斗争”、“四清”运动，可以说都是由此而来。

49见《乡村三十年》，页198－203.有关太谷的情况，参见太谷县委三反办公室∶“关于农村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1960年10月31日，“关于胡村人民公社贯彻农村政策中初步暴露出的干部作风不纯方面的情况”，1960年11月25日，太谷县档案∶3－1－72、73.5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页935，不过这两条在后来定稿时被修改了。

51应该指出，关于农民“不干了”的思想，我是受杜润生的启发，在1994年的一次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

52《乡村三十年》，页175、180、178、196、184.53晋中地委贯彻农村政策试点工作团∶“关于处理平调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1日，太谷县档案∶3－1－73.54“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1960年10月，太谷县档案∶3－1－63.55《乡村三十年》，页186－187，关于瞎指挥造成的荒田和减产见页182、324等。

56农业部党组∶“关于大牲畜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发展所档案∶470.5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9、258、365－367、396、371；安徽一些地方出勤人数也只有一半多点，见页499.58“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1960年10月，太谷县档案∶3－1－63.59“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07.60《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95.61见“湖北省委批转‘梅白同志十月十九日向省委的汇报记录’”（摘要），1960年10月，“浙江省委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问题的报告”，1960年1月20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4、377.6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38、362.63《乡村三十年》，页17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页923.6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0－241.65关于水果，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84，该书提到的产品还有茶叶，但据另外的材料，茶叶是减产了的，见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67；对于蔬菜，可惜的是缺少全国的统计数字。

6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79.67“黑龙江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中和会议结束后部分公社以下干部的思想动向”，1959年4月3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33.6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7.6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39、345、354.70高王凌∶“插队笔记”、1994年调查，太谷县统计局∶《太谷县建国三十五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页24－25.71太谷县档案∶四清案卷∶006、020、002.72《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页267.7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8－263.关于公社不如合作社、互助组、单干的说法，参见《乡村三十年》，页176等；关于政府只派任务不要管生产的想法，参见《乡村三十年》，页175等。

74高王凌，太谷县调查，1994年。

75“湖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第一个报告”，1959年3月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08.76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12日，太谷县档案∶3—1—65.77“浙江省委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问题的报告”，1960年1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金华地委关于检查麦收分配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12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77、381、357.78《乡村三十年》，页176、190、191.79“中央对‘杨蔚屏同志关于农村当前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的复示”，1960年11月2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6.8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4.81“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意见的报告”，1960年11月6日，“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运动的方案”，1961年4月20日，太谷县档案∶3—1—67、84.82王运广、申步堂、石建起、成振兴给县委的报告，1961年11月16日，太谷县档案∶3—1—86.83“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护秋保收教育运动的报告”，1961年9月19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58.84详见中共太谷县委整风工作队∶“关于胡村人民公社贯彻农村政策中初步暴露出的干部作风不纯方面的情况”，1960年11月25日，太谷县档案∶3—1—73.85《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页97.8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27.8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57—358.88“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社队‘小仓库’问题的通知”。1961年1月23日，“陕西省委批转汉中地委‘关于算帐中发生自杀事件的通报’”，1959年4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43、342.89“主席给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1961年9月29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71.9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8—250.9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1—252.9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3—257.93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1981，页292、299.9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0.95内部参考，591213.96内部参考，590812.9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3.9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8.9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5.10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55—556；霍泛，《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页47.101《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页364—368.据说，临桂县的联产承包办法，与陶铸在广东搞的大段包干责任制是相似的，同上书，页949.102“陶铸、赵紫阳合伙贩卖的黑货见鬼去吧”，《南方日报》1968年4月12日；张根生∶“回忆邓子恢同志几件事”，《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页280.103《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页44—45.10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650.105“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79.10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15；又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65.107见赵德发：《缱绻与决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页106.10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96－598；又说，河南借地加上自留地共占耕地的28.6%，期限定为5年，《当代中国的农业》，页217.109农办公社组∶“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突出问题”，1963年5月1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507.110《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1993，页92—94、116—118、97；《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页284.据说，清涧“包产到户”的形式一共有以下几种∶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井田制”，大量划分自留地和扩大户的经营范围，还有的地方实行了“一犋牛”的办法，三五户组成一个核算单位，《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页284.111《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成都，1989，页456—466.112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67，1962年5月邓子恢的“意见”书（这可能就是他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据说，当时搞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70％，广西龙胜县、福建连城达42％，贵州全省达40％，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78.11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68，这是当时田家英等人所掌握的数字。

114吴象∶“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8—500、501—502、503—514、558—566；实际上，一直到1963年中，安徽改正责任田完成，全省还有14%的生产队仍在实行责任田，内部参考，630607.11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99－603.据说，安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最多的时候曾达到90%，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216.116《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0—348.11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77、563，《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6等。

118《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页493、467.119霍泛，《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页51—52；该信全文见《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9—358，1962年7月30日。

12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8.12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3、266、255，薄一波，页928.122薄一波，页74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0.1959年初，在纠正“共产风”过程中，根据群众自愿原则，不少地方停办了公共食堂，“反右倾”中，食堂又被大力推行，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8.123《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页488—490.12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7.12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2，这几省是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和安徽，都达到了90%以上人口在食堂吃饭。

126如云南省委称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办好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的中心”，《云南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90.127薄一波，页925—929.128关于自留地等食堂经济，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9、294.129参见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8.130见“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6日，“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12日，太谷县档案∶3—1—62、65.据说，“一平二调”的方法比较普遍的是∶1）无偿抽调；2）低价收买；3）有价无款；4）摊派基金；5）随意占用土地；6）随意抽调劳动力，同上，3—1—62.131太谷县档案∶3—1—67.132“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发展研究所档案∶479.133“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意见的报告”，1960年11月6日，“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运动的方案”，1961年4月20日，太谷县档案∶3—1—67、84.13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2.135例如，安徽农民说∶过去“成天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员想着楼上楼下的，那知道是个空。这二年什么苦、辣、酸、甜还没尝过，你再说社员也不相信了”，《乡村三十年》，页215；湖南农民说∶“合作化时一股风，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好，我也怕是真正好，……这几年尝到味道了”，“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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