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2)

二·农村境况和农民反应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最突出的就是粮食和“共产风”问题。庐山会议以后，“共产风”不但没有制止，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1960年初广东发现，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错误；山东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中共中央指出，类似的问题，各地都有，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3410月指出，这一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两年以来，“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到工作队进村，有的队还在收自留地。刮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基层，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刮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无所不刮。其中仅刮个人的，就有农具35000件，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0件。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或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公社化以来，某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刮了19次。经粗略计算，每人平均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到100元，相当于一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上的瞎指挥，也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一刀切”统一指挥的办法，全公社统一行动，要干什么都干什么。在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有的队把种子都卖光了。35在其后发出的材料中说，沔阳县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严重。省、县、社、队四级，共圈占土地30000亩，占用社员房屋4400栋，拆毁房屋8200栋，刮大中小农具84900件，各种家具170000件，砖瓦1887万块，调骡马700多头，生猪17900头，粮食119万斤，其中无物可兑部分，共折款276万元。36报告指出，刮共产风、瞎指挥、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作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那有心思搞生产？那有心思爱护公物、提高工效和细收细打？结果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与1957或1958年比较，一般都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37由此可见，“共产风”不仅是为了抢先过渡，也是发展社有企业的需要。它不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成为一个现实的考虑，否则社有企业就不能“无中生有”，有了也不可能充实。简言之，不“共产”，人力物力资源从哪里来？大办快上如何办到？“优越性”又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公社体制“好管理好领导”的必然产物，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对这样一套体制，恐怕不能称为什么“工业方式”，而毋宁说是“官僚式”、“极权式”和“军营式”的。因此要想反掉“共产风”，就不能不痛下决心。这才有了中共中央在1960年11月连续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从此以后，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才得以制止，但它在中国大陆上反复蹂躏，已有两年之久了。

在山西太谷，“共产风”相当严重，从1958年5月以来，大风刮过两次（1958年秋公社化后，1959年反右倾整风后），小风不断，边纠边刮，纠了又刮，几乎每一个运动，每一项工作，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在不同的刮共产风。最主要的有十个方面∶1）1958年春季大搞水利，夏季植树造林，无偿调动劳力，并发动干部、社员投资水利建设公债。2）大搞电气化，积资献宝运动，计有金、银、铜、铁、锡、珠宝、玉器、药、砖瓦木料石、箱、柜、棉布等，无所不包。3）公社化后，搞食堂、“五化”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有的认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有的实行“天下人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有的实行“十大”包干、“八大”包干的供给制，有的实行男女老少分住分吃，说什么“你的我的大家都是伙的”。4）学校大集中，“五化”硬成套，提出七天突击、三天扫尾的口号。5）大讲卫生，大除四害，并在1958年和59年冬季两次大拆民房，大建新村。6）1958年深翻土地和59年秋冬大搞万亩丰产方、万头猪场，调劳力、土地、干部、猪羊。7）在反右倾整风之后，借发展社营经济，大肆平调管区企事业现款、劳力、牲畜、工具。8）抢过渡，急过渡，盲目扩大管理区。……据统计，1958－60年省专县社四级共平调劳动力760万个，土地1万多亩，肥料99万担，车辆3000多辆，大小农具43000件，粮食132万斤，日常用具42000件，灶具26000件，瓜果菜113万斤，款项599444元，占用民房343691间，拆房屋1377间，……共折款8164637元。其中1959年4月以前占49%，1960年4月以前占30%，以后占21%.省、专、县几级单位和公社、管区，分别占16%、28%、26%、18%和12%.38据说大队平调多为实物，公社平调多为现金，县以上平调多为劳动力和物资。39但是平调退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问题订证”、“作价合款”、“如何兑现”几个环节上，通常都存在“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需经过与“富裕中农”的斗争，才能把问题确定下来。也有些东西并未退赔（如幼儿园和食堂占用的房屋），有的则要到以后“逐步归还”。40在安徽凤阳，“共产风”也一直未停。据1961年初的一项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共折款732万元，人均27元。结果公社化以后，生产连年下降。如凤淮大队三年来粮食产量从157万斤下降到59万斤，总收入从38万元下降到7万元，人均收入从79元下降到4.4元。武店大队的分值也年年降低，1958年社员人均收入37.7元，到1960年降到4.6元，每个劳动日仅值0.05元。社员说，“当社员不如老母鸡值钱”。1960年凤阳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由于种种原因，粮食产量仅有9900万斤，比1957年下降了64%，生猪下降44%.41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高指标、高估产和高征购。1957年丰收，凤阳实收产量为2亿斤，1958年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9年更提高到12亿斤，超过上年实产量的6倍。连年减产的实际情况，却被说成是增产，1958、59年产量都虚估为4亿斤。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仅够全县口粮，却征购了5974万斤。结果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多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造成了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42人口非正常死亡是从1958年冬开始的，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是全县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却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报告三次，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斗得不狠就是“右倾”。有的公社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层层开会，一直开40多天。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直到1961年中，查粮翻粮仍没有停止，严重的地方普遍查翻。不少大队口粮标准每天只有2两或3两粮食。43从1959－1960年，凤阳335698名农村人口中，外流的有1万多人，发病的有10万人（主要是浮肿、营养不良、子宫下垂和闭经），死亡现象更为惊人，两年死掉6万多人，占人口总数的17.7%.有两个公社有1／4以上人口死亡，全县死绝8000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同时，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60多起。群众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可以跑，今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从1958年冬，各级党委就成立了“农民外流劝阻站”，配备干部和民兵，极力杜绝农民外流。44据说，1958年受灾后，断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1959年元月调查，某些社3／4的户断了炊，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许多人到外县讨饭。人们开始吃干菜，把山芋叶、芝麻叶、腊菜叶和胡罗卜缨等全收藏起来，烘、晒、晾、炒，做为代食品，粮菜混吃，低标准，瓜菜代。到了1959年秋季，问题更严重了，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1959－1960年冬春，有30%以上的人发病，5万人死亡。1960年秋，消灭了夏季传染病后，浮肿病陆续发展到各乡。丢弃小孩的很多。全县17.7%的房屋倒塌了，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451960年夏天在安徽亳县，作家陈登科写道，工作队连夜向省里要钱、要粮，长在地里的绿豆和高粱，还没等到成熟就已吃光。一个原有40户人家的村庄，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60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院墙倒了，院子里长起蒿子，房子垮下，屋里也长起蒿子，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人们好似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其实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大院。46在山西太谷，春起大人们到地里去挖野菜，小孩挖不动，就去寻野草吃，趴在地上，象羊儿一样地啃。……47在河南信阳地区，农民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一个县死亡人口就有10万左右，因而被称之为“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48随着农民“产权”和人身权益的被剥夺，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极权化，干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实际上，所谓“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强半都是针对干部行为而发的。有的地方问题十分严重，把群众当做奴隶，认为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捆绑吊打、扣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甚至把社员打死、处死。有的私设劳改队，关押外流社员，抓住偷青的小孩、妇女，就毒刑吊打。49以致1961年中央试拟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其中有两项规定∶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50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一些什么反应呢？

如前所述，1958年“共产风”刮起之后，农民就不怎么干活了。如一律拉平的做法，使许多社员偷懒不去劳动。当时总结归纳有二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髙、干部工作责任性不高；四不清∶收的、打的、扬的、扫的不清；十多∶粮食糟蹋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加爱护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总之是“不干”了。51然而这类问题始终没有得以解决，如一直有反映说∶“实行公社化，不分你我他，人都是公家的，一碗稀饭是自己的，谁还烦鸟神，想办法搞生产”？有的社员说∶“多劳不能多得，谁还愿意干”！到饥荒来临之后，生产更处于停止状态，如到地里生产睡觉的多、外流的多等等；1960年的大兵团作战中，有的大队的社员仅6里路就走了3天，消极对抗。52后来纠正“共产风”时，有的农民指出，过去就是把人“都弄得糊糊涂涂不想劳动”。53这种状况自然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例如土地大量荒芜，如1960年山西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草荒现象，6、7月份全省荒地达到6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10.54在安徽凤阳，据统计，1959年荒田3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1%，1960年荒田53万亩，占38%.最严重的公社有一半荒田，有的地方荒地连片，甚至6000亩地不立苗，或几里地不种庄稼。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更是普遍现象。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或是瞎指挥的结果。此外，耕畜、农具大量减少，两年来凤阳全县耕畜减少了37%，剩下的瘦弱不堪，农具则减少了35%，约价值70万元，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现象相当普遍。55从全国看，1957年以来大牲畜头数连续下降，到1961年6月底仅有6618万头，相当于1950年的水平，其中下降最严重的便有山东、河南、河北、甘肃、安徽等省。56上述情况当然不止限于个别地区，例如1959年广东反映，有一半劳动力没有出工，辽宁等地的工效也相差很多，湖南等地消极怠工。湖北沔阳群众从1958年起，就渐渐消极了，经常出工的不到一半，1959－60年继续“拉平”、“充公”的结果，小队把耕牛卖了，农具、家具也烧了不少，一个公社损失的耕畜、农具就价值27万元，用各种方式对“共产风”进行抵制。在这种情势下，群众已没心思再搞生产。57在山西，1960年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只有240万“老弱残军”（据说是“女的多男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小脚女人多大脚女人少”），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58浙江省自公社化以来，公社和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建设共调用了农业劳动力95万人，还不包括冬春兴修农田水利的200万人。59在1960年紧张的春播栽种季节，云南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全省平均只占总数的50－60%，而且多数是妇女劳动力。60在湖北荆门，有的小队只剩下一两个男劳动力。浙江萧山县有个29户人家的生产队，最少时只有2个人出勤。61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

影响生产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1959－1960年冬春全国水利战线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7000万人，另一方面社办企业事业摊子铺得过多过大，劳力浪费严重，使福建一些地区农业劳力减少1／3左右；62一些政策如鸡、猪、蛋的强购，也使群众不愿再喂鸡喂猪，说“还喂它干啥”！据说，1960年底恢复农村几项“小自由”时，发还自留地，农民不要，劝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农民就是不听。63广东1959年荔枝特大丰收，虽比上年超产3倍以上，上市量却减少了50%，大部分为社员分光吃光，农民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勤俭节约，滋长了一种不计将来，只顾眼前的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64这恐怕是公社化以来，分配制度上的供给制和生产生活资料上的公有化不能实施下去的一个原因，也是某些生产品“歧型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反映在生产上，就是在主要农产品生产严重下降的同时，有一些作物产量却提高了，象广东荔枝所说明的，在全国范围增产幅度较大的，有水果，特别是蔬菜，以及以家庭副业和队办工副业所构成的副业等。65如1959年发现，江苏、安徽等地把粮田改种蔬菜，或用荒田种粮，用熟田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小队的收入。66黑龙江一些地方“什么来钱多，来钱快搞什么”，用大车猛搞运输。67在湖北沔阳，河旁路边，房前屋后，到处种的是洋姜。其实，并不是社员喜欢洋姜，而是为了对付“共产风”所使用的一个“秘密办法”。因为种植小杂粮往往会被没收，洋姜则可以零敲碎打，挖一点，吃一点。68实际上，种植蔬菜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在大饥荒中，弥补粮食的不足，为此中共中央从1960年也开始提倡多种蔬菜；69同时在各类农产品中，蔬菜因不是统购对象，受控制程度较低，可以较多地落在农民手里一些。在山西太谷，正是在“困难时期”，蔬菜生产有着最大的增长（其后它反而降下来了）。该县著名的先进大队扬家庄，在口粮标准很低的情况下，靠着蔬菜（以及瞒产私分）没怎么饿死人，并在1961年达到了集体经济时期人均收入的最高水平。吾村也是那几年菜多，看到别村种菜大发财，动了脑筋。结果和扬家庄一样，靠着这笔收入，在1960－61年实现了“电气化”。70另外，在类似的一些不太“困难”的地方，农民则趁机卖了不少高价粮。据“四清”时揭发，当时太谷仅胡村、任村、小白三个公社为开展种种“协作”，就卖了高价粮220多万斤。71因此，农民在这场“战斗”里，一方面是“不干了”，或是干也不多产出，特别是对作为统购派购对象的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等（另一方面，已开始采取各种“变通”行为，以图自救）。

于是，当大饥荒来临之时，一切都嫌太晚，诚如黄克诚的兄长所说∶前些时大家都不干农活了，哪里会有粮食！等到挨饿时再想干，就来不及了，而且也没力气干了。72以上只是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勾勒出的一个简略的图像，也仅谈到农民的一般反应，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专门讨论农民的各种反抗，那里才能反映出当时农民行为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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