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上)(3)

三·农民反应

1958年底，由于感到人民公社中存在一些问题，大跃进进入了所谓纠偏阶段。如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批评了废除商品、货币，搞统一调配劳动力、资金和产品的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农产品实行无偿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武昌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并决定从1958年12月至59年4月，用5个月的时间进行整社。对农村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各省相继召开了规模达千人左右的6级干部会议，许多县召开了5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并就毛泽东发出的3封党内通信，讨论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100各地在整社中，对1958年人民公社提出了许多意见，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本节将以这类资料为主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资料包括农民的口述史料），讨论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

在山西，省委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召开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6级干部会议。会后太谷县召开了县、社、管区、生产队、作业组5级干部和500多农民，总共7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省委会议的精神，讨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问题，以大鸣大放的民主方式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上而下的自我检查，形成了一个人人自我检查，个个分担责任的局面。参加会议的有贫、下中农，也有富裕中农，还有几百个观潮派、算帐派和右倾情绪比较严重者，据说除阶级敌人外，把各种人的代表都请来了。会议宣布了不戴帽子，言者无罪，允许保留意见的几条规定，因此放的彻底，检讨的深刻。101会上针对人民公社的各种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例如在生产的指挥方面，人们提出∶“去年生产一会一样，上级不考虑下边情况，不结合实际，庄稼眼看收到手，非挖天顺渠不可”；过分的集中调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植树丢下了麦收，深翻、炼钢影响了秋收；公社化以后管区一点权利也没有了，请个假都要去公社：“上级安排工作不看季节，去年麦收正忙时，硬叫搞美化环境，到处画画写标语，许多人七、八天上不了地”；发展养猪事业，不分气候，大伏天运仔猪，几乎全部病死；十月里强调种麦子，干部有意见不敢提；公社职权过大，统得过死，有十不自由∶布置生产、安排工作、吃粮、经济、说话、工具、劳动不自由；58年秋季“县级不求实际太官僚，乡级任务观点太官僚，管区怕受批评就强迫命令太官僚，队长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乱抓乱干更官僚”；把小黑豆种成大黑豆，结果是长了豆荚空壳子，立秋还种金黄后（玉米），不管能收不能收；社里领导太盲目，不看条件推广新农具，深耕犁使不得，推车安了轴承不如原来的，扇车上改轮，三架车不如一个轮子的价值，浪费了钱又浪费了劳力，社员一肚子气没处说；全县等齐划一统一行动，任务布置很繁重，工作每日几变动，粮食堆的猪羊吃，不叫碾场叫种麦，过了一夜又变化，不叫种麦要秋耕；工作规划乱，生产安排乱，劳动组织乱，财政手续乱，社员思想乱，组织制度乱，收入分配乱，农具使用乱；过去被限制得死巴巴的，所有制不知谁有，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对这一状况的改变和权力的下放，感到特别满意（尽管这一问题尚远未解决）。102在劳力的调拨方面，人们提意见说∶为什么去年就要秋收，还要大抽劳力去搞钢铁、修水库和深翻土地呢？大兵团作战深翻地，效果不大质量低，“提起深翻土地，真正叫人呕气。光顾人多热闹，不管地里活计。大搞兵团作战，庄稼丢了一地。地也没有翻好，沟沟圪洞满地，……留下一半不管，到底有利无利”？把人抽上到任村翻地，到了任村到西贾，到了西贾又到朝阳，出去五、六天，只动弹了两天：“深翻地，调劳力，白天要下黑夜走，群众听了很发愁，大人哭，小孩叫，工作组说∶要的就是这气魄”！每次都要年轻人，年龄稍大还不行，只有劳力170个，一下就调走了71；因此在山西各地，劳力问题成为当时三个最突出的问题之一。103在“共产风”方面，人们反映说∶干部认为公社化就是共产主义，一切要“归公”；成立食堂时，撵人搬房子，说∶“啥是你的，都是公社的”，把群众的铁锅用火柱砸碎：“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我们是一愁二怕三紧张”；一些队里的羊儿，公社赶上走了，卖了一千多元，队里一文钱没得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辆皮车，公社白白赶上走了；胶皮大车公社用了半年，没给一分钱（归还管区后，9辆车6天就赚了一千元）；会议结束时，由县退给公社和公社退给管区的款就有320余万元，粮食163万斤；所以供给制后，谁也不动了，甚么也是公社的，想拿甚给拿甚，人们不敢吭气；把好好的小农具卖了废铁，把新大绳用刀割开二毛一斤卖了烂货；许多社员不爱护公共财务，认为那是大家的，管不管、坏不坏，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不少地方出现了挥霍浪费财产，甚至乱杀猪羊、损毁生活资料的现象。104对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们反映说∶跃进一年，一年多还不见工资；领导上说话不顶话，说正月十五分红，到三月十五也未分；实行等级工资制后，劳动效率普遍降低，“头级歇二级游，三级四级顶牲口，五级六级不见面，受不受三块钱，够不够一斤粮”：“开春说的按劳分，社员们干劲百倍增，劳动起来更有劲，为的是秋后多分红”，结果是“按劳分配不执行，多赚少赚一律平，社员知道了这风声，在家装病不出门”：“评工制度全打倒，记的工分全取消，按等评级发工资，劳动一年和尚的帽”：“一年发了11块，穿不上衣裳买不起鞋”；去年做了几百个工，“秋天一下子给抹了个净光”；咱们打了多少小麦不给吃，都让公社白白拉上走了，后来来了个供给制，给了3块钱，说劳动日不分红了，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了；劳动不劳动，个个有一份，动弹不动弹，一天三顿饭，吃饭人多了，劳动的少了；群众把平均主义总结了五大危害∶“一害报酬一拉平，强弱好坏不分明。二害劳力乱调动，顾了西来丢了东。三害群众思想乱，白天黑夜怕共产。四害群众不满意，一切财产不爱惜。五害劳动泄了气，群众要和党脱离”。105“共产”还“共”到了个人头上，如炼钢铁砸了铁锅，大积肥拆掉民房，人们反映说∶“一切财产交公家，见了干部把他怕，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房子不由自己占，三番五次搬地方。公社没有招待所，只好搬出腾下房，另找地方安了家。住了不到七、八天，公社扩建又要占，无奈又把家来搬。自找关系落了户，房东又想要房钱。现在提起所有权，一肚子怨气憋的慌”；收购废铁时让3天收购9万斤，只好把群众的铁锅砸碎，还搜查群众，假说是检查卫生，进群众家翻箱倒柜，“又搜钢、又搜铁、又搜粮”，三结合；有人自留地里几棵留作寿材的柳树，公社化以来就折在社里，个人什么权都没有了，说是∶“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某管区不和群众商量，就将150间房子让食堂占了；事后由上面退还给个人的物资，计有住房5500间，小农具2万多件，猪羊等家畜3500多只，日用家具（主要是灶具）4万多件；以致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106在运动中，个人人身的权益也遭到了侵害，如普遍反映只管生产不管生活；说∶“大跃进以来，对人不值钱了”：“对妇女不关心，起半夜睡五更，一说劳动就跃进，得了许多月经病”；大兵团作战时社员病了，汇报上来乡长说∶“打仗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子洪淹死了两个人，从乡里到县里，反映几次没人答理；大战钢铁时，有人对外来民工随便砍树、偷东西提了意见，就劳改了三个月；某村把有病的人送到水库，没几天就死了；强迫孕妇上地造成流产，不出勤不给饭吃；有的社把不好好劳动的农民组成跃进队（实际是劳改队），有的因劳动过度死了人；深翻地时，公社书记无故把一个走亲戚的妇女的一篮子馍馍没收了，把两个行路人和一个烧五七的妇女强制劳动了半天；还有军阀主义，捆人、吊人，逼小孩劳动等。107此外，还存在农忙季节集中睡觉，吃饭睡觉地头化，男女分开集中，小孩送幼儿园（有的因此病死）等现象，都使群众意见很大。108在粮食问题上群众意见更大，反映说∶全管区每人平均只有383斤，统购任务已完成，还把我们的粮食往外调，现在拿红薯干顶粮吃：“历来说定产三年不动，结果去年来了个保证产量，也不知道征多少，至现在还欠国家任务8万斤，而库存只有13万”：“我村麦子比57年增加了30万斤，要是以管区分配，我们的生活要大提高，可是现在连口粮也来不了”：“请上级你们听，去年人口留量500斤。山西日报也登过，此数为何不执行。上级不靠社干部，二次来了反隐瞒。保证任务叫完成，每人吃粮整一斤。社员们吃不饱，今年的生产真难搞”：“自从入了人民公社，每日起来常受饿，……打下粮食吃不上，每天只吃斤二两。明里做，夜里受，打下粮食不管够。搬瓮子翻箱子，找寻粮食闹吃的”：“天长夜短两顿饭，斤三两粮食怎么办”：“一天只给斤三两，一顿就都吃了”：“一天一人十四两，吃的肚里空落落”：“人民公社化，有时说大话，对着社员说，吃穿都不怕，一切供给制，劳动军事化，群众开口骂，说话不顶话，钱儿花不上，粮食斤二两，劳动三小时，全部都歇下”；58年麦子丰收，整整吃了一麦秋。秋后吃饭变了样，早晨喝的稀溜溜，晌午两个窝窝头，晚上肚里咕噜噜：“照现在一天喝上两顿，尿上一泡就完了”：“一天吃两顿稀的，社会主义好在什么地方”！“今后要想多打粮，政府必须加口粮”，要求改吃三顿饭。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还有，58年粮食有“三大遭遇”∶夜战收割扔一地，往回拉路上丢失，场里鸡吃猪吃，下雨生芽，打场不净，偷喂牲口，食堂浪费，外调数不清楚，大批霉烂，入食堂吃：“本来产量特别高，十成粮食七成收”：“麦子告状，为什么叫我生了芽；高粱告状真可怜，放到村外过了年；玉茭告状真是苦，不让回家来见主；豆子告状真伤心，地里哭的泪淋淋；谷子告状数我小，冻的我是光喊叫”；白菜告状我是宝，唯有今年长的好，冻的脓流水粪堆上跑；罗卜告状，放的我浑身流水脱了皮；深翻地的结果是∶玉茭上了吊，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茭子谷儿睡了觉，山药蛋花生尿了尿，胡萝卜白菜冻的叫。不但人不够吃，牲口饲料也留得不够∶有的牲口一连好几天没有料吃：“留的饲料实在少，一天喂的一把把，牲口饿成瘦干巴，吃不上，肚子空，拉上犁儿走不动；毛驴成了一根棍，牲口成了毛猴猴”：“耕地深了走不动，牲口受饿不说话”。109粮食问题成为会议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人主张口粮问题一定得国家给解决，也有人不同意；有的管区算帐说，只要能发动好社员，还能够拿出4000斤粮食；有的检查了认为家贫难管妻，一管就肚饥，粮食没底子，生产不能干，而产生了隐瞒粮食的思想，并交出粮食一万斤；有的队说出隐瞒16000斤，有的队隐瞒了过年分余小麦700斤；有的地方农民“自愿”报出存粮，据说某村一夜就报出2300斤；有的准备从马料里解决42000斤，种子中解决10000斤；有的说∶“庄稼人靠自家，自己跌倒自己爬”，缺粮35000斤，准备挖潜力解决10000多斤；有的队从群众中动员300多斤，准备再多种些早熟作物；某公社13个管区中的10个管区缺粮8万多斤，认为完全可以自己解决；有的公社可挖出粮食12万多斤；有的准备动员全队20户拿出2800斤粮食，再加上每人每天节约一两，也就可以解决不足部分；有的村清理了库存，打算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有的采取了一两粮掺三两糠碾成炒面的办法，把一两粮吃成四两；有的提出挖掘漏洞的10条门路∶社员小块园地收回的粮食，开小块荒地收入的粮食，社员拾回来的，社员旧存的，社员猪饲料地收的粮食，自留地内粮食，存在家里的零星粮食等等；有的提出，压缩饲料和秋田种子，卖粮应当面付款；有的村3天内卖出粮食4400斤，也有一户卖出上千斤的；会议初有240个管区要粮1600万斤，结束时只留下140个，要粮1000万斤。110从以上情况看来，除少数地方以外，111缺粮是相当严重的（如上述140个管区仍缺粮上千万斤）。缺粮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征购（如在上述情况下还在强调完成征购任务），其次1958年的粮食消费也比较高，例如有些地方到1959年初还吃到一斤四两，尽管这已不能称为“放开肚皮吃饭”，但在以后的集体化时期却是很难达到的（当时有人强调只有一斤六两一天才够吃饱，112这倒和实际需求很接近）。对于人们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但有些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些是拖延了下来，粮食问题即是其中争议很大的一个。当时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造成了农民的严重不满。113在太谷，领导也一再追问有没有存粮，使下面“又背上了一个包袱”。114根据已报出的情况来看，太谷的瞒产私分并不算很严重（有的队或是管区才隐瞒了上万斤粮食），而在各地“动员”、追查的结果，报出的“余粮”数量也很少，往往一个村（甚至一个管区）不过几千斤。特别是为解决缺粮问题而提出的几项措施，已经和饥荒年代没有什么区别，可惜它们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针对上述各种问题，群众编了许多顺口溜，除前面已引述的，还有∶“十不满”∶一不满把强劳力调走和浪费劳力，二不满不等价交换，三不满实行劳动评级，四不满丢了粮食，五不满做假报告，六不满强迫命令，不走群众路线，七不满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八不满干部说话不算话，九不满工具改革改的多用的少，重数不重量，十不满动不动就处分人；“十多十少四没有”∶“批评指责多，体贴关怀少，布置任务多，检查帮助少，农具丢的多，购置修理少，老弱残病多，青年壮年少，脱产干部多，参加劳动少，平均分配多，按劳付酬少，报纸杂志多，阅读的人少，提的意见多，解决的问题少，打的粮食多，社员吃的少，公社权利多，大队权利少”：“一没权，二没钱，三没劳力，四没好房间”；“走了公社全心全意，社员干劲惊天动地，……秋天分配来了个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有些妇女是装神养病，伤害了群众的生产情绪，远地近地谁都不去，请假不和干部联系”；“十不该”∶“一不该大跃进缺乏计划，二不该大积肥拆掉民房，三不该植树造林烂了麦子，四不该种麦子不求质量，五不该深翻地扔了庄稼，六不该强种麦误了打场，七不该修土铁路丢了白菜棉花，八不该集中睡觉一户分成几家，九不该假报成绩受到表扬，十不该妇女深翻地带上娃娃”；“共产党领导真是好，内里的奸臣也不少，不顾收秋深翻地，奸臣出了坏主意，社内的劳力到处调，粮食扔的也不少，今年怎么把生产搞，大人一斤小孩少，……哪里大人能吃饱，牲口饲料减的多，……牲口受饿不说话，人民受制上级把权力霸，一切财产交公家，见了干部把他怕；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起器钱卖了铜，六月份电气化点电灯，电灯现在不见面，句句话来把人骗”；“劳动不记工，一律要拉平；那时大跃进，我先闹不同；粮食不收打，拉夫很严重；有心提意见，害怕大辩论；共产主义都有份，再提意见不顶用；算了吧！这时我就装了病，那有心思再劳动”；“十不该”∶“不该乱放卫星，夜间把小学生全部集中；不该虚夸假报，老实人受了批评；不该没计划把口粮调尽又调……；不该把基层民兵集中，不干活串门，吃饭还放卫星；不该深翻地把棉花踏平，不见人只见灯，浪费灯油几千斤；不该下命令叫老人小孩病人都出阵；不该推翻固定不记工分；不该全公社打乱平分；不该说现在共产主义已经实行”；平均主义的危害∶“一不利”∶不利巩固公社：“二乱”∶思想乱、工作乱：“三顶牛”∶任务顶牛、调动劳力顶牛、调动农具顶牛：“四歪风”∶共产风、并校风、礼拜六风、乱吃风：“五消极”∶劳动消极、工作消极、建设社会主义消极、计划措施消极、爱护公共财产消极。

“九月里来公社化，分配粮款平均下，不说你村和我村，一律财产归了公，分粮分款大平均，社员思想打不通，冬季来了大发款，每人平均整六元，有劳无劳都来领，拿上钱儿两个心，二流懒汉高了兴，……劳力多的大反映，下地生产没干劲，一年生产为了啥，因此社员尽装病，青年人拄上长拐棍，老年人病的不能动，妇女经常有月经病，地里经常不见人，生产队长食堂蹲，管区干部满街寻”。

有的大字报上写道∶“去年公社化时，把人们闹的心慌意乱的，劳动一天也不得歇心，又是男人集中男人呀！女人集中女人呀！有人说，要把娃娃们集中往太谷送呀，我一听这话，嘴里不敢骂心里就偷偷的骂，共产党这是什么政策呀，和老婆娃娃也不让见面了，回家吃饭连锅也没有了，这不是活活要人命吗？老实说吧！我在去年冬天就装了病，一冬天也没劳动了一天，今年春天劳动也是勉强的，不是为了吃14两，也不劳动他狗日的。”115表现出人们对1958年“公社化”和“共产”的愤懑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1958和1959年的生产自然要受到很大影响，如得知平均分配以后，许多社员在家装病，三请五请不出门；减收多的是一般属于劳力多人口少的户，生产上的主力军，他们劳动情绪消沉，休息多干活少，不满地说∶“共产党没良心了，说的是按劳分配，实际是谁苦战苦了谁”；有的反映说∶“公社分配平均，吃粮分款相同，每人发款三元，吃粮只多一斤，劳动积极泄气，……装病在家不动，有的腿上抹酱，有的拄上拐杖，如不赶快纠正，今年生产没劲”；群众不好好劳动，有“四顶”∶没鞋脚顶、没裤肉顶、没饭肚顶、有病命顶，“一不动”∶不劳动；劳动干劲也不大，“小孩顶大人——玩耍了，老汉顶后生——晒太阳，后生一人顶二人——串门子”；有的干部说∶“在以前，领导上是催来！咱是推来！社员是哄来！”有的管区有48个人拄上假拐杖不参加劳动，有人早晨根本不上地，经过会议提出∶下地早，不空跑；扔掉了拐杖，出勤率也提高了（有的增加了23%），劳动效率普遍提高半倍到一倍。从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生产已受到很大影响，如土地没有翻好，许多没翻过来，致使出现荒地的现象（有的村竟1500亩地都没耕），同时肥料少，农具缺，水也不足，——它和人们头脑中“大跃进”的景象，无异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各地也相应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深翻地、抢下种、送粪，抢修农具、不让皮车再歇着，增加劳动时间（过去有的实际只劳动三个小时）；不过仍有人强调困难大，对59年的生产缺乏信心（其中也有害怕高征购的成分），否定58年的成绩和59年的更大跃进。116不过，这些也不仅是太谷一个地方的现象，如在晋中汾阳，整社以后全县出勤率由62%提高到91%，提高了47%，劳动日进度提高了31%；在运城等地，劳动效率相差40%，可见当初人们是怎样劳动的。117在广东新会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有人把“三化”叫做∶“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也普遍下降。基层干部受到影响也消极起来，甚至随波逐流，对59年的更大跃进缺乏信心。这一报告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批给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研究。在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工作重视不够，肥料准备不足，耕畜养护不好，生产责任制不明确，劳力安排不当，都势将影响1959年的生产。118不少地方发生了宰杀和不再养牲畜、禽畜的严重现象，如山东耕牛死了1／4，广东不养猪了等等。119表明这些已是全国性的现象。

总的来说，农民对1958年是怎么一个看法呢？在他们看来∶1958年9月公社化以后是99%的缺点，东西也不分你我乱拿；公社化俨然就是“共产主义”，一切应归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干部假借查卫生的名义到处搜寻粮食，致使群众害了怕，觉得社会变了样；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紧张”；群众思想混乱，害怕共产；有“十五气”∶第一气领导干部“带了疯气”；人们心里有一股怨气，可是又不敢说；觉得自己就是个受气疙瘩，吃了一年的钉子；人们开始半信半疑，觉得世道不对了；领导上说话不算话，群众对政策也不相信，开始和党脱离；无论是派任务还是调劳力、物资，都顶，形成上下顶牛；并开始哄上头，据说是∶干部哄群众，哄一成，群众哄干部，哄九成。……1201958年的事实，实际上已经教育了农民，使他们有所觉醒，认识到“集体经济”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并开始和共产党离心。

无疑，在1958年农民仍是被动的，和几年前的集体化一样；他们的反应，也是在仓促之间做出，是很质直的。例如，在公社化中，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公开反对并社，反对刮“共产风”，121公社化后不难看到，这个制度（或农民所说的“社会”）不管要发展到哪里，现在就已在“平分”、“共产”，“剥夺”农民了，并使他们面临有严重饥荒的危险。所以农民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和“坚决抵抗”（毛泽东语）。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可能就是“怠工”，或“变相罢工”，不生产，或是不多生产，它表现为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出现这种现象有着多重的原因，如在农村经济高度“国营化”的情况下，农民产生有依靠国家和依赖上面的思想（在国家“共”他的产的同时，他们可能还在梦想“共”国家和别人的产），另一方面，产权和生产指挥权的丧失，多劳不能多得（或者不劳少劳也一样得），以及产品被无休止地调出，都可能使他产生对生产不再负责的思想，觉得干不干反正就是那么回事。这一时期农民的再一个反抗方式，就是瞒产私分。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这时的瞒产私分是相当普遍的，但与三年困难时期比较，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还没有以后那样严峻。其实，无论是怠工、不生产，还是瞒产私分，都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共同特点，两者的区别，恐怕不过一个是匆促应战，一个已构成为某种“行为方式”罢了。

但无论怎样，1958年政府和农民显然已站在对立的双方，也可以说已“正式开战”。而在以后三年中“两军对垒”的结果，却是惨不堪言。首先，是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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