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上)(2)

二·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

对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一向有多种的说法，也各有一定的道理。本文作为一种从农民角度所作的观察，打算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1）社队集体经济权益的丧失，即农村经济的“国营化”；2）农民个人权益的被剥夺，“共各种产”（以上两点也可视为层面的不同）；3）粮食问题和粮食危机。在第三节则专门探讨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

1）集体经济权益，首先是社队生产指挥权的问题，它的出现并非始于人民公社。早在集体化以前甚至从老区开始，政府即订有生产计划，并通过新建的基层组织贯彻到各地乡村。集体化也可以说是这种趋势的一种继续，是“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制度化。我们在以前的研究曾指出，早期的社队即不是真正的“集体经济”，而带有某种“国营化”的味道，正是人民公社把这点发展到了极端，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38实际上，人民公社时期正是农村经济“国营化”的高峰时期。它表现为人员的调拨、财产的支配、生产的安排和产品的处理等几个方面。

大跃进的序幕是由1957年冬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拉开，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大兵团作战”，即农村劳力的大规模调拨，到1958年1月在工地上的农村劳力已达到一亿人以上。这种情况，到并大社以后就更严重了。39南宁会议要求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到1958年中，全民办工业也已开始。40在随后的时间里，经常有大量的劳动力被调拨出去，脱离了本地的农业生产。例如，1958年全国投入各类“小、土、群”工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到6000万人以上，41大炼钢铁调拨的劳力就更多了。因此1961年初毛泽东说∶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42如安徽凤阳，投入抗旱的最高人数为15万多人，占全县总劳力的90%.43在山西太谷，平调的对象主要是劳动力。劳力长年有一半在外头，从57年冬开始，上级命令搞农田水利，修水库；也有去外县的，如静岚、文水等地，以及去阳泉开矿；麦收大忙季节让上山栽树；秋收大忙，全县集中在北阳等地，深翻土地（六七十老太婆还半夜三更让挖地）；同时大炼钢铁。做庄稼活的就是婆姨、娃娃、老汉，硬说三个劳力的活一个劳力就能干。44在这种情况下，从1958年初不少地方出现了劳动强度过高的问题，9月份，各地都反映劳动力紧张。45“一平二调”的另一方面是平调物资。公社化以后，公社成为实际上的基本核算单位，各个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因此公社一级享有极大的调拨权力。46它不但要在大队和大队之间“平均分配”，也要调拨各大队的财产和劳力，用于随公社化而来的各种社办工业、学校、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老年幸福院以及办公楼等。47最早公社化的河南，据说人民公社有两种形式，一是全民所有的，是少数；一是虽未宣布，但实质上主要生产资料已变为全民所有的，这一类是大量的。48在安徽凤阳，公社化时不少人存在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误以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了，因而从四面八方刮起了一股“共产风”。表现为∶一是把富队穷队拉平，二是积累多（超过总收入的50%），义务劳动多，三是一度把生产资料无代价的归公。全县统计了一笔大帐，在队与队、队与社之间无偿调拨的有∶现金200多万元，粮食300多万斤，烟叶300万斤，棉花3万斤，劳力34万个，耕畜2000多头，农具2000多件，肥料近200万担，种子200多万斤，禾苗90多万亩，生猪2000多头，胡罗卜、山芋各数百万斤。49在山西太谷，事后由县退还公社的钱款有127万元，由公社退给管区的196万元，粮食163万斤，社员住房5500间，农具2500多件，牲畜家畜7500多头，日用家具42000多件。50由于人民公社包含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又是“政社合一”的（这使“共产风”与“命令风”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平调都以行政命令方式下达），县以上的国家机关也参与了对人民公社的直接调拨。据估计1958年全国扣掉农业社的钱可能达到20—30亿元之多。51在生产指挥方面，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52公社化以后，生产方面的许多事情都不归原来的农业社管理了，而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队里的事情，说是还让你管，实际上做不了主，人都调走了；麦收时，壮劳力还在水库上，叫去栽树，麦子扬了很多；秋收时让去深翻地和大炼钢铁，收罗卜用犁耕；收不过来，公社来人教把上一截铲了，堆起来，上边来人就说已经清了；庄稼扔在地里有一半多，地也荒了不少；种麦子，叫下一二百斤的种（平常下30—40斤），两个人都溜不迭，说明年能打一万斤（实际只打了200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53随之而来的就是“髙指标”。生产瞎指挥的又一个结果是1958年有大量的粮食没有收上来，烂在了地里。生产“国营化”的另一典型例证，就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的推行，它使各省提出的1959年生产计划，粮食种植面积要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20%以上。54在农产品的处理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高征购”了。“浮夸风”盛行的结果，全国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许多，征购任务也被相应地加大了。如在安徽凤阳，1958年实产粮食1.5亿斤，上报4亿斤。公社一级浮夸盛行，向上汇报数字都是层层估，级级糊，以孬报好，以少报多，没有报有，弄虚做假，欺上压下。报实受批评，报假受表扬，也大大助长了假报瞎吹。55山西太谷的扬家庄大队，1958年粮食产量满共打了80万斤，在上级的压力下，多报了一倍（160万斤）还不行，报到180万才通过了。结果征购100万斤（以为你还有80万，还不够？）。当时大队的主要领导人想，都统购走，是否像市民一样给供应呀？结果卖出了一部分种子。报亩产1000斤的指标，公社书记说∶你敢不敢在前头划一道呀？就变成了10000斤。还要挨批判，说跟不上形势。56可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集体经济”的“国营化”，已经达到了极点。

2）农民个人权益被剥夺，在当时也是极为广泛的。“共产风”的出现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性质（或它的过渡性）以及军事组织的性质所决定，它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社、队几级，而是及于农民的许多个人权益。按照作为标准的“卫星公社简章”，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人民日报》随即发表社论，称其“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57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说，不久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58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样规定，房屋和生活物资私有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59据档案记载，安徽凤阳的“共产风”一直未停，刮的范围很广，如土地、房屋、粮食、劳力、耕畜、农具以至家禽、锅、碗、瓢、勺等。甚至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得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有些地方组织了“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公开扬言∶“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口牙是你的”。手持铁棍一根，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开始主要是搜查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为了大炼钢铁，县里提出了“家家挖潜力，人人献钢铁”的口号，有人把剪刀、铁锅也献了出来。60在山西太谷，“共产”可能从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如拗四件，金银铜铁锡，献四宝，珠宝玉器药，比地主分浮财还利害，“熬鹰”，非献出来不可。平调东西，私人房子队里想拆就拆了。说今黑夜就到共产主义了，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有人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外边套件烂的，要不就怕共产了。食堂也是强迫命令的，说灭老鼠窝，实际是搜粮食，拿铁条捅这捅那，怕有粮不来食堂吃饭；破房和庙宇都拆了给食堂烧柴了。说小孩子也要集中，统一管理，不认父母；七八岁的都集中到管区，管不过来，又分散回来。61河南“卫星公社简章”规定∶为建立公墓，可迁移现有的坟墓；居民点可以合并，社员原有的砖瓦木料，可根据需要拆用；62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规定了孩子寄宿和领回的问题，63这些都成为各地模仿的楷模，并且越办越走样。如在凤阳，扒房并庄现象严重之极，曾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有的队5个村并成一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据说小庄并大庄像跑鬼子反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64一些地方男女分开居住，65有的地方宣布即将进入共产主义，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据说这条还得请示上级。66这些当然与“消灭家庭”的想法不无关联，也是实行“三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一个结果。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被说成是按需分配的因素，主要是指在公共食堂吃饭或吃粮不要钱，工资部分算是按劳分配。实际上，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低标准吃饭以外，发不了多少工资。例如在最早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徐水，在全县范围实行了“十五包”（包括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工资只发了两次，就继续不下去了。在河北省，人民公社分三类情况∶一是吃饭都没有保证，要国家救济的；二是能管吃饭，但发不出工资的；三是能发一点工资的。所以说在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中，真正按劳分配的部分微乎其微。67在山西太谷，扬家庄的一名壮劳力58年年终仅分红7.5元钱。当时认为是共产主义了，吃国家，吃大锅饭。村里开着两个灶，各取所需。外村人路过也吃，而且是挑着吃。走到哪吃到哪，五里地一个饭铺（好象毛泽东专门讲到的《三国志·张鲁传》中所说的情况）。但到过年春天就闹饥荒了。68在安徽凤阳，公社化后认为要拿工资了，有的地方一个多月没记工分。群众批评平均主义是“六个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住的一样，做的一样，照顾一样：“五不分”∶干不干，照吃饭——好坏不分，多劳不能多得──强弱不分，规定每人三碗饭──大小不分，小农具、小菜园、野鸭集中归队，社员占用公家东西──公私不分。社员分配越来越低（有的队从1958年—1960年平均收入由37元下降到10元、5元，每个劳动日值仅5分钱），而集体扣留部分越来越大（占到70%以上）。69“平均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方面，除生产下降以外，“苦干三年”口号的提出等也从很早即决定了集体积累的增加。701959年2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农产品“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农民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毛泽东的这番话──特别是“平分主义、抢产共产”──可以说正点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实质。为此他又指出，这是人民公社现在存在的一个大家还不认识的相当严重的矛盾，必须迅速加以解决。71如果说“一平二调”主要涉及的是社队的财产，与社员关系还比较小，如果说一开始许多社员尚抱有侥幸心理，想吃“国家饭”的话，经过对个人财产、权益的剥夺，经过1958年秋后的分配，他们开始清醒过来了。但谁也没有料到，粮食问题已悄悄地上升为一个严重问题，成为对他们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

3）粮食问题和粮食危机，在1958年还未成为像以后那样大的灾难，但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时已经出现了。

如前所述，毛在《高潮》按语中曾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72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尽够吃。73在大跃进之前，对粮产的增加即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1958年大跃进发动以后，6月14日毛在河南封丘视察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等等。748月上旬在河北省徐水，听说该县今年要打11亿斤粮食，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指示应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在安国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还称赞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75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到1101亿斤，比上年增长69%.对农业大跃进似乎作出了数量上的论证。《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不久又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76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的设想，即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植树种草。779月份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的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又说∶“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帐，认真研究一下”。78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在农业生产上采取重大措施，特别是耕作园地化，是保证高额增产最有效的措施。它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是实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耕作制度的重大步骤。79在这种高度乐观情绪的支配之下，各省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15亿亩以内，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20%以上。80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到1972年，争取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819月份毛几次表示，过去粮食增产很慢，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8210月，西安农业会议报告，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千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这一估计水分大，打了个折扣。因此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83实际上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粮食产量的实际数字。

10月下旬，由于1958年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工作完成得不好，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已显得紧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在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高征购运动。与上年同期比较，1958年7—10月的4个月中，粮食征购数量减少440万吨，销售和出口增加260万吨，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好几百万吨，许多地区纷纷要求调入粮食。为此，12月初再次要求各地抓紧粮食收购调运工作。由于任务定得过高，1958年全年粮食收购计划并没有完成（大约只完成了76%），但是这年的实际征购量已高达1175亿斤（由此看来1958年的计划征购量约为15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14亿斤（增加22%）。84这时在农产品供应上已出现问题。如毛在11月武昌会议上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85其实问题在农村早已出现，从毛泽东文稿来看（春季“通常的”闹粮不计），1958年秋天得知，安徽灵璧县由于自然灾害、强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饿死500多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河北邯郸专区由于不关心群众生活，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波及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死亡39000余人）。毛都做了批示，为云南事件还写了“一个教训”一文，说：“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显得相当重视。8611月间，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是否应适当收缩粮食征购任务。87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据说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广东一些地方已发现饿肿人（10930人）和饿死人（134人）的现象。88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提到了今年的“大春荒”；河南在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人均口粮一斤；湖北今春500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89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来的情况，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1959年初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最近4个月内（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90承认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

同时，毛又提出，关于粮食问题，应“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大反浪费。”并说∶今后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已“解决”了。91这就和1958年对粮食或说粮政问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一个区别。

应该指出，1958年“高征购”的发生，并不是什么计划或预期的结果，而是随着大跃进和浮夸风而出现的。既使征购任务数字高达1500亿斤，与当时报告的粮食产量（7500亿斤）相比，还是一个较低的数值（约占20%），从帐面上看，给农民留下的余裕还是较大的。早先统购统销的提出，也是粮食紧张的一个产物，在主观愿望里还是希望随着粮情的好转，逐步提高农民的口粮水准的。例如1957年4月，毛泽东曾说：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921958年12月，中央曾批准“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三—五百斤储备粮”的意见。935月份，中央警卫团干部队反映山东缺粮，在座谈会后，谭震林报告说，粮食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1000斤粮食∶口粮600斤，余粮100斤等等。948月份毛在安国还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95可见并不是要一味地“高征购”到底，把粮食全部统管起来。但是到1959年初，毛却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一个改变，却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就是当时毛仍认为农村并不真正缺粮，例如说农民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的产品，若没有产品，如何来瞒？所以他说∶“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962月份广东省委有一份关于瞒产私分的报告说，雷南县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毛对该报告极为重视，并向全国做了批转。97因此决定还是由国家尽可能地把粮食管理和控制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终于引致了大饥荒的“淬然爆发”。

许多人认为，大饥荒是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1959年以后才发生的，实际上，许多农村在1958年的冬季或59年初就没粮了；如上所述，在1958年这一年里就已经发生了饿死人和疾疫流行的现象。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许多人的“觉醒”，并不是在饿死人之后（如1959年），而是在1958年就开始了。这正是我们重视1958年和把它单独划分出来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许多事情，离开了1958年就不可能说清。

当然，这一时期的问题也有高度复杂的一面，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11月曾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并表示他最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了。98到1959年3月又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的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希望也避免破坏。99结果却不幸而言中，这场大灾难竟在不久之后就全面爆发了。

在上述情况之下，出现农民的“反抗”或“坚决抵抗”，岂不就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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