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当今中国宪政运动思潮述评(4)

　　三、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

　　实行宪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更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但宪政前景命途多舛，有待明智的执政者和社会上的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我认为当前在指导思想和应对方略上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有下面几项先行举措。

　　（一）对内开放言论

　　本文第一、二节所列述的各种“主义”和改革方略，是非混杂，优劣并呈。以消极视角评断，可说是一片混乱，有的还是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挑战，有的言论更令人产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愤懑。但从积极方面思考，这些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毕竟是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正面的或歪曲的反映，也多少代表了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各自不同诉求，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动向，为执政者提供了可予选择的方策和可资鉴戒的警示。就应对这些派别本身而言，只要他们只是停留在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主张上，未付诸非法的、蓄意颠覆国家政权的暴力行动，或非属侵犯他人权益的造谣诽谤，就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当允许它们在法律范围内予以表达和存在。通过各派之间的相互争鸣、辩论、批评和竞争，以及有关方面的正确引导，通过人们自行比较、选择，决定取舍。我们不妨遵奉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14]

　　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发展经济，建设宪政国家与和谐社会，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执政党和政府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不但要实行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保障言论自由。

　　（二）保障网络自由

　　鉴于迄今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言论自由缺少立法保障，通过正常出版和媒体渠道有相当困难。而运用互联网便捷、广褒、传播快、具有“电子民主墙”等特点，保障网络自由，不失为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公民政治权利的切入点。

　　现今我国互联网的网民迅速增长，网站、博克等等数以万计，他们已初步形成虚拟的公民社会，成为日益强大的民意群体，网络舆论在沟通党政机关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血脉关系，揭露官员的侵权行为和贪腐现象，监督政府依法执政等方面，正在发挥国家权力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近年公民网上维权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互联网上揭露山西黑砖窑的信息，华南虎照打假事件，2008年三鹿“毒奶”事件，湖北的邓玉姣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迫使政府问责有关部门，向全国公众道歉。孙志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促使国务院废除了侵犯人权的收容法规，代之以救助法规，都显示网络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威力。

　　互联网成为把分散的公众连接起来的纽带，成为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沟通协商渠道。开展“公共新闻”（又称“公民新闻” civic journalism）运动，推动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公众通过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观点、形成舆论、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这是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途径。

　　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他是如何通过网络发动民众，以至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帮他竞选，取得巨大成功。我国领导人也开始亲自上网与网民对话，网民意见开始受到当局重视。

　　言论自由是公民最重要的自由，是实现宪政的基本条件。争取言论自由首先可以通过突破“网络长城”，实现网络言论自由，推促宪政运动的前行。

　　现在面对互联网上网民的批评、检举政府的不法行为，往往遭到政府以“诽谤罪”予以拘捕甚至判刑，这是违法和违反法理的。网民，也就是说普通公民，他揭露政府的腐败或是违法等问题，是他的言论自由和行使监督权的权利。政府（包括党政官员）只有接受公民的监督和批评的义务，不能反过来起诉公民犯了诽谤罪。在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权力以诽谤罪起诉公民。即使公民讲错了，他也有免责权（否则谁还敢批评监督政府？）；真有失实之处，政府也有方便的手段自行予以澄清。从法理角度来讲，公民与政府（包括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的关系是公法关系，不是私法关系。名誉权是私法问题，也就是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公法关系。公民通过网络来监督政府，这是个好现象。政府也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来了解民情。政府应该鼓励网络的言论自由。对非法限制和打压网络正当言论自由的行为，应当制止。

　　当然和任何言论自由一样，网络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对传布淫秽色情和煽动暴力的内容，造谣或教唆犯罪，应予限制、取缔。

　　（三）以科学历史观重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鉴于现今出现上述所谓“毛泽东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派别（其实质是要复辟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同时面对腐败横行、两极分化的局面，一些人（包括一些没有经历过前30年政治运动折腾与饥饿熬煎的年轻人和被边缘化的劳动者）误以为还是文革前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政治体制比现在好，向往那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所谓“平等”和“安全”。如果我们仍然采取为尊者讳，拒绝甚至禁止对前30年历史真相和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的是非得失，以科学的历史观进行切实的反思，就可能为上述复辟思潮提供思想市场，将宪政前景引入歧途。最近法学界有的课题组在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认为讲“中国化”如果不首先同“秦始皇化”、同全盘“文革化”或“文革前化”划清界线，就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前功尽弃。

　　因此有必要重评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20年前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指1981年6月党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他建议，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现在我们就应当执行这个建议，对历史问题决议加以修订，恢复历史真实，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抵制文革余孽的复辟活动，使走向宪政之路有科学历史观的依循。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