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当今中国宪政运动思潮述评(2)

　　这一派中还另有人主张 “从仁政走向宪政”，认为中国现在比较客观和现实的做法是，政府通过一种开明的制度过渡到宪政制度，这样可以避免朝代更替，从而实现民族和解，化解矛盾，走向长治久安。这恐怕只是“单相思”而已。

　　另有一种所谓建立“无党政治”的主张，声称不光不赞成一党政治，更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群而不党”的无党政治或“精英政治”。 [7]

　　这可能是面对强大的执政党的党权而发出的一声无可奈何的遁世叹息。实际上也难免陷入所谓“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巢臼，因为晚年毛泽东的专制都是个人统治一切，凌驾于党国之上，不容许“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亦即只有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一统天下，企图变“党天下” 为“家天下”，可以说是彻底的“无党政治”。

　　5．“新左派”----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左派，标榜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却又反对“西化”和“ 全球化”。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 。他们搬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质疑、批判与“解构” 。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但他们回避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未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却认为必须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为此他们赞同“文革”的“大民主”，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由此他们和老左派合流了。

　　6. 狭隘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它是为填补80年代末政治风波后社会上出现的政治信仰真空，应运而生的。它企图凭借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弥补原有意识形态的缺陷，笼统地或超阶级地宣扬 “爱国主义”，混淆“爱国家（机器)”同“爱祖国”（爱人民、爱各族同胞、热爱乡土、家园、中华文化传统……）这两个不同概念内涵的区别，从而对内不自觉地坠入国家至上主义的陷阱，对外通过扭曲的“爱国主义”走向民族沙文主义。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把爱国主义等同于反对美国和鄙视美国人。 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抱怨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 ，使得别人看轻自己；建议中国要做“坏孩子” ，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2008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8]和紧接一年之后

《中国站起来》的出版，是《中国可以说不》在新形势下的升华，发展为大国沙文主义。不仅是“不高兴”的情绪宣泄，而且是在鼓动“站起来”后在国际舞台上“持剑经商” ，“除暴安良” ，“勇于”同西方“有条件决裂” 。有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棉布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 ，或 “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有首叫《中国话》的歌，歌词最后说：“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一位作者就以《中国总有一天会让全世界人民都听话！》为题，对此歌极力吹捧，声称未来全世界“必然要由中国来领导”.[9]

　　如果说，中国和平崛起后可以而且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制定国际社会规则，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那是对的；如果“一阔脸就变”（何况就人均指标而言远非发达国家之“阔” ），就试图仿效超级大国称霸全球，则是坐井观天，授人以柄，助长所谓“中国威胁论”，四面树敌。这种思潮多少反映或逢迎了当代“愤青”貌似民族自大、实则缺乏民族自信和“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不加引导和抑制，还可能为“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提供温床。

　　7．新盛世主义----2009 年11月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香港出版的一部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以鲜红色的封底，用黑字写着“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借书中人之口，讽喻当今所谓的“盛世”，提出盛世的十项国策：“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这十项自我相悖的“国策”，其实是疑似地概括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某些现实状况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愿景。特别是针对一些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海啸中，中国未遭大的挫败，貌似中流砥柱，而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极力夸耀“以党治国”的“中国模式”，大力批判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和权力分立等人类共同政治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试图一仍旧制，拒绝进一步深化改革。今年3月北京《参考消息》以整版篇幅转载海外一篇文章：《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10] 列举六大“优越性”，诸如可保证政策的稳定性；

　　高效率；能有效地遏制腐败；是更负责任的政府；可避免人才浪费；可真正代表全民，……等等。这些“优越性”恐怕多是适应因循守旧的某些官僚执政者的需要；对亲历其境的老百姓则如聆海外奇谈。

也还是这位作者，在他的博克上发表一篇《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的批判文章，对我国学者所强调的 “政治改革刻不容缓、民主宪政势在必行”等论断大加挞伐，认为“把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也栽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十分的危言耸听”。他断言“中国现在距离实行西方民主的条件还差的很远，何来时机紧迫之说？”他的基本论点是“中国越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损害当今的高度集中的威权统治，造成国家四分五裂。[7]

　　看来，他确是不属于 “宪政派”，而是非宪政派或反宪政派。若以他自称“信奉美国麦凯恩国家至上，布什的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标准”，则可归入国家主义派。4至于谁在“误国误民”，读者自有公论。

　　我国法学界也有学者著文为自己所体认的政治体制穿上“宪政”的服装，提出“中国宪政的特色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主席制” 。[8]

　　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更何谈宪政！他为现实政体提供这样的理论支持，违背了起码的宪政常识，应当说是在帮倒忙。

　　8．权贵资本主义------严格说来，这不能算一个政治思想派别，而是一股政治经济势力，其构成包括权贵资本家阶级和官僚特权利益集团。其意识形态可归入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杂交种，其御用的学者时或提出一些令人咋舌的“理论”，如所谓“三否定”：否定公有制（或篡改为国有制，实为官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但却打着“公有制”和“国家利益”的招牌，恣意侵吞和掠夺民营企业和老百姓的土地房产）。他们说，现阶段唯一的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要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认为官员和资本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他们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勾结国际大资产阶级，共同掠夺中国人民。

　　……

　　以上各派“主义”，概括说来，也可以说是宪政派（或宪政改良派）同非宪政派与反宪政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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