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千禧年或者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前后，后冷战的气氛一度达到高潮，一个新帝国的政治景象呼之欲出。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年出版的《帝国》（Empire）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被译成多个版本，也包括中文版，在国际学界颇有影响。不过，在当时“新保守主义”话语几乎垄断有关帝国的讨论风气下，这本左派风格的《帝国》在中国学界的反响似乎相当有限，仿佛学界这个大酱缸已经俨厚得很、自信得很，流星坠地也不过瞬间之事。类似命运的还有差不多同时引进的卡斯特（Castells）的《信息年代》三卷本，自由派对之不以为然，而所谓“新左”们则似乎从中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不约而同地闭口不谈。

究其原因，大概既有对分析方法和路数的陌生，也有国内左、右两边阵营对其结论的担心。方法上，如此书的合作者——来自北美的比较文学教授哈特，与比他年长的却更激进的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采取了一种欧美混合的路数，而且是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的新结构主义与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结合，以此逻辑来解释全球化时代“没有政府的统治”。这样一种全球秩序的“帝国”，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帝国形态，因为它“既是网络系统，又具有等级结构”，而且有着“能够导向新秩序的合法动力”，也就是全球民主。

虽然哈特和奈格里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帝国》否定了美国可能或不可能继续扮演的帝国角色，并且让我们看到了一条全球民主的另类道路：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吉登斯在他的气候政治中提出的全球政府，或者以全球政府、全球新政所代表的全球民主，而代表着反全球化运动对全球现有秩序的彻底颠覆，毋宁说是全球的无政府主义。比如近来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维基泄密门，从外交机密到内部秘密，形形色色的机密或非机密文件犹如一幅巨大的拼图，维基泄密正在为全球公众一点点展现所谓国家机密、所谓外交行为、所谓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安全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大量琐碎如八卦一般的国家间的阴谋和抱怨，既有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刑，也有他们在阿富汗战场的困境，还有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真实态度，甚至围绕朝鲜半岛的种种有趣情报。他们所挑战的，并不是情报圈或者外交圈早有多少耳闻的大量低密级文件所透出的阴谋与八卦，而是力图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对政府、真相的共识。这恐怕才是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末日秩序所真正害怕的梦魇。

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实则无政府主义的帝国图景，近乎一种新世界主义的革命前夜。因为，哈特和奈格里一方面指出了大众反抗帝国的新的可能，就是在全球化之下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将欧洲观念视为美国模式之外，或者对欧洲衰落自身的超越危机的方式，也就是本体论的替换，一种新的帝国范式，无法为那些陈旧的理论所理解。然后，十年前，哈特和奈格里向北美新保守主义的帝国幻觉和那些在国际左派共同体内标榜地方主义万岁，而实为死硬民族主义分子的伪“新左派”提前开火了。

理解如此带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帝国论，需要结合两位通常被看作政治上保守、偏右的思想家，也是《帝国》的理论基础：卢曼主义的社会系统观和福柯的身体政治（biopolitics，学界也译为生命政治，书中译作生态政治）。表面上，他们的理论全无批判色彩，只是分析、洞察和解释，却藉此才能领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也是帝国的身体政治基础，即规训的治理性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帝国意义，然后才可能真正了解反抗的可能。也许，这一由后现代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在方法上的实证主义和结论上的普世性很为“新左”们不喜，其中的“帝国—反抗”二律背反又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在规训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破坏，对立意味着直接对抗的或者辩证的力量，如萨特在1960革命年代的辩证法；而在帝国控制的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离弃，对立在倾斜的或者对角的位置展开，没有固定的发生场所，而是反抗与威权之间的相互穿透，在一切权力的场所疏散、清空（哈特和奈格里， 2008，208）。这或许是福柯从规训（discipline）到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进路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治理术在今天以全球化的形式重新获得统治并不意味着反抗的消解，比如全球治理的盛行，相反，却昭示着另一条抗争的道路，从全球化的内部、核心展开的全球民主化运动。或者说，反抗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时代的颠覆，而是迫使或者诱使权力清场，从虚空开始创造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以呈现“非分之分”与权力结构的紧张，进而占领之。这是齐泽克所说的减法政治，世界左派的最后抵抗，也是法国理论社会学家朗西埃所说的政治的本义，比如反全球化运动分子在西雅图街头静坐，乌克兰民众在基辅街头发动的橘色革命，泰国红衫军占领曼谷闹市盘踞不去，正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推特革命等等。

只是，与这场运动相对的，一个超国家中心的帝国兴起的同时，“具有高效机制的地方反制力量网络却会兴起，去抗争并支持新的权力体”。我所理解的这一地方反制力量，既指属于全球公民社会运动一部分的地方抗争，更经常地却是那些民族国家躯壳的顽固卫道士们，他们同时被新兴的帝国和反帝国的人民力量所夹击，却轮流客串着人民的民族守护者和帝国的同盟这双重角色，并且时刻觊觎着帝国的版图。南美、东南亚过去一个多世纪抗争民主的发展历程，或许便是这一新帝国范式生成和帝国觊觎者的最好例证，阿拉伯世界的埃及—沙特轴心与美国、以色列的地区战略盟友关系亦然。

所以，从菲律宾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的兴起到马来西亚人权运动高涨，从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到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从缅甸的番红花革命到泰国的红衫军示威，东南亚地区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正在形成一股新的民主抗争力量，他们开始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版图，成为推动该地区民主转型的主要动力，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天主教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甚至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佛教改革运动。只是，这一新的结构性政治变化远未为公众所了解，他们往往被媒体对每一次最新抗争事件的报道所吸引，却容易在这些“间断性爆发”的间隔中遗忘上一次，遗忘古早的反抗，也低估今天发生在身边的变化。

但是互联网时代、反全球化时代，真正的抵抗莫过于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兴起——这只幽灵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社会运动时代的复活。发端于19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曾经在19世纪与马克思论战，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与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在1968的世界革命风潮中再度兴起。虽然始终难以逃脱被冷战、被全球化潮流边缘化的境地，却终于在1990年代以来的赛博空间和全球社运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位置、网络和影响，比如活跃在几乎每一次G8、G20峰会、各种联合国会议外场、身穿黑衫的无政府主义组织ATTAC，正是他们构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行动核心，为世人所知。

现在我们知道，在几乎成为全球政府公敌的维基泄密的创始人朱立安·安萨奇的背后，是计算机黑客、异议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一些颇有雄心的私人基金，还有无数正在集合的愿意分享这个世界真相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雇员、新闻记者、黑客和普通公民。他们在做的，如维基泄密的另一位创始人来自德国的丹尼尔·施密特对母亲经营着澳大利亚一家木偶剧团的安萨奇的评价：“他是少有的一些个真正想通过宁愿冒犯错的风险也要采取激烈行动来切实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之一。”每个世界公民都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改变这一世界，那就是分享真相，然后挑战所有的政府和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间的威权。

这样的战斗让人想起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曾经代表着世界无政府主义者针对世界霸权秩序的一次反抗高潮。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笔下，全球化的帝国似乎正在重新陷入西班牙内战的泥潭，一次全球无政府主义的大团结正在到来。在维基泄密公布的一封外交电报最终引燃了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随后的埃及革命以及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抗争风潮之后，在这些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抗争革命中，外界第一次发现了超越宗教和派别差异、超越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的地方抗争，一种超越所有现存政治力量的新政治，通过Facebook和Twitter连接起来的“小世界网络”和“精灵暴民”。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几乎可以确定属于全球无政府主义、不受外国势力操纵、反抗作为帝国觊觎者的民族国家威权的革命风潮，如果被视作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的第二次解放运动——社会本体的回归，大概一点不为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