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日益增多的译介查尔斯·蒂利的书，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学界、知识界所熟知，并进入大众媒体的公共舆论讨论。国内日益增多的维权抗争运动，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政治科学教授欧博文(Kevin.J.O'Brien)曾动容的说，“我今天可以预言，抗争政治的这些研究议题，将会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之间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抗争政治》由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两位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巨擘所写，是他们一生探索社会运动、民主化、民族主义和革命所整合的抗争政治理论，也是对2001年《斗争的动力》所做的更为详细的解释。

　　查尔斯·蒂利的生平简介，已为国内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他终生的三大学术关怀，它们是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蒂利2001年以来围绕抗争政治写了诸多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抗争政治的厚积薄发，而且著作多是围绕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三大场域：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和信任网络。他在《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4》提到了他晚年的研究议题与他老师巴林顿·摩尔学术取向的渊源，摩尔的经典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向被视为民主和民主化领域的著作，而把它看作是革命理论的经典著作似乎更合适，他三个最有名的学生蒂利、斯考契波和戈德斯通，所研究的领域皆在抗争政治。蒂利在1975年的著作《从动员到革命》提出了“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2001年以后，他探讨抗争政治与政体类型的关系，恰是对“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的扩展。

　　蒂利从1964年的《旺代》到1986年的《法国人民抗争史》，他对法国抗争与政体的变化有持续的观察。由于蒂利试图验证有关法国集体行动变迁的诸多解释，因而他付出了许多时间、金钱与合作努力来收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关于抗争性事件的数据。许多编码人员、电脑操作员、程序设计员，以及数据分析员被分派任务从报纸、行政年鉴、公开出版的一系列政府报告和档案资料中选取可计量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由此，可以窥见他对法国抗争政治持续观察的投入。

　　相对于蒂利，西德尼·塔罗可能国内比较陌生。他的代表作《运动中的力量》，国内已经翻译出版。此外，塔罗的政治机会结构定义和条件被社会运动研究界所普遍接受，他提出的西方“社会运动社会”、“抗议周期”也耳熟能详。

　　抗争政治的解释框架有其广泛的适用性。它们的经验基础不仅来自欧洲，还扩展至拉美、东欧、中亚和俄罗斯，并纳入进了民主政体、非民主政体和国家能力高、低的四象限。蒂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抗争政治工作坊，探讨过中国太平天国地方统治和中国版“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有一章专门探讨中国21年前的那个抗争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时被删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取政治学博士的裴宜理，也曾受到过蒂利的提携，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著名学者，她和她的中国合作伙伴于建嵘运用抗争政治解释中国所发生的维权抗争运动，并在经验研究提出了“规则意识”。

　　说起蒂利也跟中国颇有渊源。1989年5月的北京，正在召开中美学术交流会议，一位美国学者即席发表《历史家正在如何做，以及做什么》一文。这位面容瘦削却眼神锐利的学者提到，美国老派历史学家攻击新派历史学家一味借鉴心理学和人类学，以致失去了以精英政治为主题和叙述人类理性发展的优秀传统。不了解这位洋学者学术背景的中文读者多半无法领会上述意见。这位学者不是别人，正是以研究普罗阶级政治行动蜚声国际的查尔斯·蒂利。蒂利万万没想到，他演讲后不到一个月，上述演讲地点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中国版“特拉特洛尔科”事件。

　　早在1971年，过世多年的台湾中研院院士杨联升先生于《食货》月刊首度为文将蒂利推介给台湾读者。接着，香港学者梁作杰于1978年发表《晚清之政治腐败与社会骚乱：一个量化分析》一文于香港，内中言及他的研究路径是师法蒂利的政治过程论，同意国家能力高低与社会动乱多寡成反比，而比较看轻经济决定论和相对剥夺论这两点。然后，1990年台湾政治大学胡德三的硕士论文《TedGurr相对剥夺论和CharlesTilly资源动员论整合研究——清代太平天国、捻乱个案分析》，1991年台湾学者丁兴祥于其有关社会动乱一文中，亦提及提利的看法。

　　回到中国现实，在1989年中国版“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后，自由主义逐步边缘化，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成为此后21年的主要思潮，并和中国式新、老左派、政治儒学、国家主义汇合，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太动荡，相互冲突的利益太多，穷人太多，农村人口太多，一旦民主而且应从民之所欲的政府将无法控制局面，因此民主化必得推迟进行”，他们还认为“即使中国真的出现民主转型，也巩固不了，因为它缺乏足够的文化的、制度的和公民文化等社会先决条件，稳定的组织和制度，以及庞大的中产阶级等等条件”。在中国政界、学界和知识界从来不乏各种各样反民主的民主遁词，先后出现过“党内民主”、“咨询型法治政体”、“合作主义国家模式”、“国家制度建设”、“一党立宪”、“增量民主”、“以民生消解民主”、“以法治化取代民主化”等。也不乏一厢情愿“自上而下”式的等待戈多、对“圣君贤相”的殷殷期待，更不乏孤注一掷模仿香港、新加坡模式的迷思。近年来，学界、知识界掀起了“列维·斯特劳斯”、“卡尔·斯密特”、“竹内好”新保守主义反民主政治哲学热潮，并流行于学院。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出版了《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告别革命论”辅一提出，立即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因为它暗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知识界总体保守化、犬儒化的趋势。

　　在国内知识界还有普遍的“文革”和八十年代的社会遗续，“求稳怕乱”几乎是主流社会不可言说的默契共识，担心人身和财产在社会政治变迁中遭受损失，恰是默契共识逻辑隐匿的遁词。不谙世事的学生和闭门造车的学者，常常视社会的集体行动为“暴民动乱”，视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为“乌合之众”。蒂利认为，在民主和非民主的政体中，投身于抗争政治的大多数人都把他们自己的行动，看成是针对他们的利益、价值观或者认同受到威胁而做出的回应。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视国内的社会运动为社会失范。在参加过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的精英进入大学工作后，一改之前社会学家的态度，对集体行动给予肯定。

　　国内少见社会运动的发生，多数是集体行动和骚乱性集体行动。前者的发生机制主要是利益受损，比如农村征地、城市拆迁、环境污染；后者的发生机制主要是价值观和认同受到威胁，比如对社会正义的需求，重庆万州、安徽池州和贵州瓮安皆属骚乱性集体行动。在这两种集体行动之外，还有环保运动、地方文化保卫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比如厦门PX运动、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广州撑粤语运动等。

　　国内通常少见持续性社会运动，一般发生过一次，第二次很难发生。“7·25”和“8·1”两次广州撑粤语运动却是个例外。蒂利和塔罗在《抗争政治》一书认为，如果一场社会运动受到政府当局的镇压和组织破坏，很难持续下去。除非，有坚固的社会运动基础，否则很难出现持续性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展。在撑粤语运动前，BBS、SNS、博客等有诸多“推普废粤”的讨论，7月21日，撑粤语运动的两名发起者董观莹和周颖仪在香港人网线上讨论区留下了移动电话和QQ等联系方式，进行社会动员，此举受到了媒体的关注，23日董观莹接受了RFA的采访。媒体的介入可以宣传他们是谁、宣传他们所提要求的本质所在，从而形成Klandermans所谓的“共识动员”。“7·25”第一次撑粤语运动，并未遭到政府压制和组织破坏，只是发起人写了保证书。“8·1”第二次撑粤语运动，广州警方逮捕了运动积极分子，拘留了新闻记者，遭到政府弹压。

　　蒂利和塔罗的《抗争政治》第三章政权、剧目与机遇和第五章动员与遣散，窃以为对威权国家现实最有借鉴意义。在民主、非民主政体和国家能力高、低四象限，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抗争形式。蒂利认为，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体制以秘密反对派和短暂的对抗为其特色；弱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则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内战的承受者。弱能力的民主政权集中了超乎其应承受的军事政变以及各种发生在诸语言、宗教或种族群体之间的斗争。强能力的民主政权则造就了世界上的大部分社会运动。蒂利在《民主》一书把中国归为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体制，国内发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符合短暂对抗的特色，中小城市往往比大城市的抗争持续时间更长，原因在于大城市的压制力量密集，强度高；中小城市的压制力量松散，强度低。

　　抗争与民主的关系是蒂利晚年最为关心的重要议题。民主化理论的过程论通常只给予自下而上大众抗争有限的关注，Schmitter、O’Donnell、Linz、Stepan等民主化巨擘关注的多是温和派精英和强硬派精英的策略互动。Przeworski认为，自由化是威权政体内部的分裂与公民社会自治性组织之间进行互动的一个结果。Collier认为，都市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是民主化的推动力。Ulfelder认为，集体行动在一党制、个人统治和军人统治三种非民主政体，导致了政权崩溃。蒂利探讨的民主化与去民主化不同于上述学者，他整合了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并认为民主化是广泛性、平等性、协商以及保护的全面提升，也就是把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帮助把公共政治和类属不平等隔离、反对强制权力中心的自治，而这样的变化总是要通过抗争。

　　动员是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威权国家的动员结构不同于民主国家，威权国家没有完整的公民社会，正式社会组织难以起到动员的作用，通常由空间布局和社会网络发挥动员结构的作用，并呈现出自发性强、组织化程度差的特点。蒂利在《抗争的空间》一文，回应了空间布局在威权国家的社会动员，他将空间概念划分为：泛空间、情境空间和地域。他认为空间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情境空间和地域两个层面，情境空间类似顾尔德对巴黎公社群众动员结构以及赵鼎新对北京校园空间环境的研究，地域则是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

　　地方性抗争如何转变为全国性抗争？在威权国家，只有地方性抗争转变为全国性抗争才能够发挥应有的挑战威权政体的作用，促进民主转型。蒂利在《抗争政治》一书认为，地方性抗争转变为全国性抗争，包含了传播、居间联系和仿效三种机制。向上规模转变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条是直接传播路径，它通过一些个人和团体而形成，这些个人与团体此前已有的相互联系或彼此间的相似性构成了动员的基础。另一条则是中介传播路径，这是一条通过中间人将那些此前也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联系起来的传播路径。

　　蒂利的书为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提供了政治过程的路径，民主化不仅是非民主政体的民主转型，它还要通过抗争防止去民主化。政治精英分裂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大众动员产生了社会运动，两者相结合则可能出现一个政治自由化的开端。而这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套用McAdam的话说，“民主制度源自群众斗争，动员群众并塑造群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