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重大结果之一是：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病菌、植物品种都交流互换，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资料图片

      
 

左:《瘟疫与人》，(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30.00元。    专题撰文：维舟

右:《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28.00元。

几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历史中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却只是一种傲慢的人类中心观：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人类只不过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成员，与动植物、微生物一样受到整个生态网络的支持和制约。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然，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灯光第一次照到历史舞台上人类以外的诸多角色，例如《瘟疫与人》中所讨论的，传染病对历史也有着深远影响。

　　任何人要在地球表面任何一处生活，必然都得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点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变得尤为关键。农耕定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展，技术和人口都飞速进步，但正如后来人们取得的任何进展一样，它也伴随着一个“但是”———人类从此更易于受严重疾病的侵袭。定居使得垃圾和粪便的处理变得困难，与家畜的密切接触加大了人被五花八门的细菌寄生的可能性，而人口的密集又使得疾病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禽流感等，都是由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随后迅速在密集人群中暴发。直到现代公共卫生医学创立，人类长期都没有摆脱这个老问题的反复困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温带的生态平衡容易被人类破坏和控制，麦克尼尔说得对，至今“生态平衡易受人类摆布的脆弱性仍是热带以外地区的永恒特征”。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虽然起源于非洲，但所有伟大的文明几乎都不处在热带地区，因为在那里人类社区首先就将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热带疾病———长期以来这一直令人谈虎色变。

　　这对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有一种观点认为，正由于传播昏睡症疫病的采采蝇在西非肆虐，使得当地不可能生成任何封建主义制度，这种苍蝇会攻击马匹，并使人无法定居生活，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骑士阶层。而印度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上之所以能有效重创来自西北境外的入侵军队，常常也只是因为当地的热带疾病瓦解了入侵者的力量。直到近代，印度仍是英国总督的坟场：在1796年至1820年期间，总计有英国1444名军官到印度上任，却只有201名平安归国。甚至正是因为印度在主要文明中热带疾病最猖獗，所以才产生了一系列“必然的伴生现象”：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则不是入侵者的力量，相反是抵抗者。自麦克尼尔在本书提出这一见解以来，学界已达成这一共识：西班牙人之所以能以极少数人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印第安人无法抵御入侵者携带的传染病而大批死去，而这又瓦解了幸存者的斗志。《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又发展了这一观点，更系统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何欧洲裔白人在南北美洲取代、消灭、征服了当地土著，但在非洲，他们除了南非的少量白人之外，几乎没有定居成功过。答案很简单：美洲土著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欧洲人的疾病，欧洲的动植物在美洲也能顺利生长，但这两点在非洲都不存在。仅仅疟疾和热带疾病这一因素，就基本上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在热带非洲和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企图。

　　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骑兵征服欧亚大陆一样，在使得世界第一次实现“全球化”的同时，也使疫病传播变得全球化了，大航海不仅造就了欧洲人的霸权，也编织成一张全球疫病网络。没有传播，任何瘟疫都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另一面：一个使文化、贸易、政治得以统一的交通圈，也正是一个疾病圈，疫情传播的模式常常与这个区域内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流同步进行。而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人口，也常常成为瘟疫传播的重要因素。曹树基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证实，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人口流动，而军人的密集共处常使得军队途经或驻扎处成为鼠疫流行的起点。因而古代在大军过后，常常不仅是武器造成的破坏，更多的还有瘟疫传播留下的累累尸骨。

　　与现代相反，在所有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上，城市都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前现代城市都非常肮脏，恶劣的卫生环境极容易滋生传染病，而城市的人群接触又远比乡村频繁复杂，使疾病传播能迅速蔓延。西欧城市中弥漫的恶臭要等1775年抽水马桶发明后才逐渐好转，但即使如此，19世纪英国一些工人贫民窟的卫生状况仍是令人作呕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近代作家笔下适宜治疗结核病的旅行地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从当时生态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实在不难理解。

　　直到18世纪后，现代医学才逐渐开始“驯服”流行病。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以往瘟疫常常成为人们强化宗教信仰的理由(因为疾病被认为是“天谴”)，而对传染病的控制使得人们放松了对身体的控制，一如本书所言，“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可在机械方面，而且也可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同时，城市第一次能不依赖农村移民而能自我维持人口规模，城市变得从未如此干净———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洁过度的城市环境又导致人们免疫能力下降，同时全球交流愈加频繁，以至于现代人反倒更容易受到史无前例的流行病的威胁，一次SARS或禽流感就能使全球为之紧张。

　　《瘟疫与人》笔调流畅，视角独特，无怪麦克尼尔自称这是他最受欢迎的著作。但如果以为这只是“趣味历史”，那就不免宝山空回了。它事实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鼓励人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人类历史，《病菌、枪炮与钢铁》等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它启发，其影响所及，使医学史、卫生与现代性等课题如今已成学界的新领域。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当然最容易对本书中涉及中国史的部分感到遗憾。中国史显然并非他最熟悉的领域，虽然他谈到了天花及种痘在欧洲的历史和重大影响，却没有谈到清朝的著名案例：康熙皇帝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幼年在天花疾病中幸存。对于中国历史上瘴疠阻碍中原政治、文化力量向南拓展时所起的作用，以及瘟疫引发的谣言心理、政府职能和权威通过疾病控制过程得到扩张(古代政府基本不承担公共卫生职能)，他也都几乎未予触及。此外，他屡次强调医疗技术改进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但却并未意识到环境的变迁有时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云南瘴疠区域的缩小是开矿、冶炼、开垦、运输等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使汉人移民更好地适应了云南的生活，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医疗手段有何飞速改进。说到底，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

　　两个世界的相遇

　　某个清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群昆虫似的外星人。他们来历不明，无法沟通，而且充满敌意，有着奇怪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性武器，短短两周之内就将人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都迅速走向崩溃，幸存者沦为奴隶。正在濒临绝境之际，这些外星人却纷纷倒地而亡———原来他们是在火星的无菌环境中进化出来的，完全缺乏对细菌的免疫能力，对他们而言，地球上的细菌便是最强大的生物武器。

　　这个故事情节出自H·G·威尔斯1898年的科幻小说《火星人入侵》，虽然这个著名桥段被设置在未来，不过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只不过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其结果是倒过来的：五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一小群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当地土著无法抵御西班牙人所携带的病菌，死亡率惊人，而幸存者则屈服于西班牙人的霸权之下。

　　尽管现在公认病菌是当时新旧两个世界相遇时一个无法忽视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却仍未严肃地看待这个观点。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率先从这一角度来解释那一时期的世界史，进而指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重大结果之一是：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病菌、植物品种都交流互换，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这一视角与传统史学观念大异其趣，他当然不免也受到先知常有的被人误解和冷遇。此书辗转延宕几年后，到1972年才终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受到如潮的批评，另有些甚至不屑一顾懒得评论———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堪称经典的著作。

　　《哥伦布大交换》写得流畅易懂，并不代表它的观点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兴起后，白人后裔之所以能成功地殖民美洲，而在非洲和热带亚洲却几乎完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能适应美洲的环境，相反，热带疾病却使非洲大陆成为“白人的坟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印第安人容易感染疾病，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寿命常常不到一年，他们被白人视为“差劲的”奴隶，而非洲黑人却具备抵抗这些疾病的强健体格和种植、采矿的知识，因而适应在新大陆从事强迫劳动，这反倒成了黑人悲惨命运的祸根———数百万黑人被贩运为奴送往美洲。用本书中的话说，当时的大交流，使得大西洋两岸出现了两个美洲和两个非洲———美洲和非洲的食物和文化，都相互输入对岸。

　　新旧两个世界的相遇，不妨看作是两个巨大而相对封闭系统的交汇———就像一条运河凿通两个湖泊之后，必然使生活在其中的不同鱼群相互游动。开放可以带来积极后果，但如果两者差别悬殊，那么首先带来的或许是灭顶之灾。复活节岛在病菌打击下的悲惨命运，就是典型缩影。

　　说到底，人和任何生物一样，许多能力都是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一旦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可能迅速崩溃———就像我们在地球上习惯了呼吸氧气，到一个没有氧气的外星空间，几秒钟内就会丧命。本书中所提出的病菌传播和免疫能力进化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和隐喻，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两个巨大而陌生的系统相遇时的危机、调适再到平衡的过程。

　　被欧洲白人携带到美洲的病菌，其最突出的、也是决定性的一个特点是：它和白人宿主已经完全相互适应，也不会伤害宿主，但对缺乏免疫能力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它却是致命的。这就像现在人们已渐渐熟悉的生物入侵：小龙虾、一枝黄、美洲白蛾在原产地都很普通，但它们被引进到中国后，却在一个缺乏天敌的环境下到处繁殖蔓延，破坏生态平衡；而中国人喜欢吃的大闸蟹，随着船只“偷渡”到英国后，也称霸河道，变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头痛难题。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看来可怕的病菌或入侵生物，它在原产地都必定有克制它的天敌。在原产地，各种生物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而到了一个没有这一机制的新环境中，即便一种看来温和无害的生物都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给当地带来毁灭性影响———想想看，当年连兔子都能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

　　地理大发现时代新旧大陆的相遇，肯定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个巨系统之间的交汇，而其中最积极的后果之一就是玉米、南瓜、西红柿、马铃薯、番薯、花生等美洲粮食作物输入旧世界。它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也养活了更多人，因为马铃薯的单位亩产通常超过任何其他作物，其结果使它成为了穷人的保命食物。从爱尔兰、东欧、俄国，直到中国，这些美洲食物都使人口增长有了基础性保障。何炳棣曾雄辩地证明，正是由于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从明末清初起，福建、广东、汉江流域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山区都被开垦出来(因为番薯和玉米不挑剔田地)，为人口大增奠定了基础--当然，它也带来一个消极后果，即当地水土流失的加剧。在南部非洲，木薯和玉米革命性地改变了食物生产形势，立刻引起人口增加，并进而在许多地方导致国家级政治制度的兴起，因为人们已有足够多剩余食物来供养统治阶级。

　　两个世界的相遇，也许由悲剧开始，但最终还是能以喜剧告终。当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达成，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更多元的环境。只要肌体健康，病菌和入侵的外来生物终将在一个新环境下走向稳定状态，去除危害，更多的毕竟是开放交流带来的益处———其实国家间政治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封闭的国家走向开放，它对外界涌入的许多新事物、新观念也是缺乏免疫能力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打开窗户，让户外的空气进来，但是，很多的细菌也会进来的”，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生物学隐喻，如他所言，“这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一个最强健的系统就是不断达到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