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牢固确立了其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领域对全球的主导权，而非西方国家除日本之外，迄今没有一个跻身发达工业国家行列。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何工业革命偏偏率先在欧洲（具体说是英国）发生，为何恰好是在那个年代，为何不是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先获得成功？

　　有一种说法认为，那是由于西方文明在制度和科技方面最适合孕育工业革命，这种永恒的积极性与东方的消极性相对应，因此几乎在几千年前古希腊时代的文化基因上就已经决定了工业革命只可能在西方爆发，而在东方则绝无可能自动演化出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说得通，正如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西方医学恐怕也没有可能自动演化出中医理论来，但这种观点很容易发展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在现代西方学界看来，无论如何是令人遗憾和头脑简单的。与之相应的则是“加州学派”提出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东西方实际上直到1850年才出现“大分流”。

　　杰克·戈德斯通本人就是加州学派的一员，他写这本书倒不是为了提供某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而不如说是了为了进一步激发开放的讨论和思考。重要的是回到那个尚未分流的年代去，重新考察一系列初始条件和东西方差异，以获得一个更清晰的认知。这种严谨但开放的态度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恐怕再讨论几百年也不会有一个被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这个问题已困扰学界很久，甚至一度演变为政治问题和中国人的全民焦虑。所谓“李约瑟”难题和当年史学五朵金花之一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中国？”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原本也有这样的萌芽，只不过被内外部因素所扼杀了，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爆发其实倒是不奇怪的，奇怪的倒是欧洲居然发展出来了，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

　　引人注目的事件往往难以追索其原因。直到今天仍无人能解释为何是罗马这个山丘上的小村庄统一了地中海世界，而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则更是众说纷纭，据统计有230种之多。在这类解释中，最能吸引人、但也经常是最有误导性的就是单一因素论——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原因是：罗马人喜欢洗澡而水流经铅制水管，结果导致慢性铅中毒，而这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恐怕既不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不是全部原因。

　　原因之所以难以追索，是因为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是系统效应的结果，并非只有某个单独变量在起作用；而它在历史中又只能发生一次，你无法通过反复做实验的方法来确定其中哪个因素才是决定性的变量，其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将发生在之前的事视为原因——就像原始人看到鸡鸣之后太阳升起，就以为正是鸡使得太阳升起。每个婴儿出生时长得都差不多，但过了十年二十年，人与人之间却可能演变出悬殊的差异，此时如果有人想解释这种差异，他也会找一系列原因：例如甲的成功是因为他很勤奋、智商高、父母给的学习环境好、甚至他家的风水好，或干脆就是因为他运气好，而乙则不具备这些；他甚至还可能断言：由于甲具备一些特殊的内在特质，乙永远也不可能超越他，乙如果想成功，只有全盘向甲学习才行。

　　不难看出，这些推断与其说是科学研究，倒不如说反映了推论者自身的立场。认为他自身特质导致成功的“内归因”强调了甲的主动性，而认为他运气好才成功的“外归因”则倾向于贬低甲本身的才能。而且这类归纳往往引发一个令人困惑的效果：当乙拼命照着甲的成功经验来自我改造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复制甲的成功。在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欧洲而非中国兴起的争论中，这些观点和实践也是随处可见的。

　　工业革命的发生当然有更复杂的系统效应，我们甚至不可能穷尽其所有因果链条，因为那需要多次重复那段历史，而这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此外，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还会发生复杂的反应，正如ArnoldWolfers所言：“国家就像台球，它们的行为并不决定于内部构造，而是决定于彼此间的作用力。”牛顿的“内部构造”无可置疑，但他如果早几百年出生，或生在俄国，没有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与他人的交流，他的行为无疑也会全然不同。

　　戈德斯通尝试从几个剖面来切入到这个复杂系统中去：宗教与社会变迁、贸易与征服、生活、政府及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科技、教育——之所以讨论这些，是因为这些经常被认为是西方兴起的重要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兴起，麦克尼尔认为军工复合体及战争推动了西方竞逐富强，制度学派则强调西方制度的重要性，而陈方正等学者则认为是现代科技助力了工业革命。戈德斯通在此采取了一种排除法：一一讨论这些因素，然后再一一指出它们可能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

　　在使用这类方法时当然也须谨慎，尤其不可有预设立场。中研院院长、数学家吴大猷极不喜欢儒家思想，曾问“儒家对经济发展是不是必要条件？”如果是必要条件，美国、欧洲都不可能发展，因为他们都没有儒家思想；那么是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因为如果是的话宋代、清代都发展，但事实是没有。于是他总结儒家思想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没有条件，那么它是荒谬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新教伦理”来替换这里“儒家思想”，差不多也能得出一样的答案。

　　尽管作者尽力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工业革命赖以诞生的前提条件，但他也没能将所有因素纳入考虑，而事实上有一些可能也是极为关键的：近代以来的组织化趋向、负债经营的理念、西方文明的断裂为爆发性进步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行为体的规模（威尼斯、荷兰、英国等都因比较小而易于管理）、英国极其安全的地理位置使它可以不必负担一支常备陆军、欧洲的分裂使得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指令结构能将资本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此等等。

　　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同样有待商榷——他不认为多元竞争的国家体系使欧洲更富于创造性，理由是亚洲诸帝国也存在竞争，但这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像清帝国这样的大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必要整体性地参与长期竞争。此外，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工业革命早期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常常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教育水平的普及提高在世界各国通常都晚于其现代工业的起步。在发生工业革命时，英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比日本更高，虽然它的对相应创新的社会条件调适确实更好。

　　在面对工业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决不能只做一件事。系统的复杂结构形成的多元和网状的因果，改变系统中的一个变量，就可能导致复杂的系统变化，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伟大的设计师也不可能预见和计算出所有可能引发的因果链条，更何况有许多至关重要的效应是滞后和间接的，许多结果甚至是非故意的、偶然的、不可控的。在此，有必要对那种“只要……就能……”或“只有……才能……”的论述保持警惕，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仅仅单一因素的效仿不可能带来完全的成功，同样的原因可能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而各种不同的原因却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

　　[美]杰克·戈德斯通著：《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34.00元。

　　校译：p.138：瑞典的查尔斯十一世：通译“卡尔十一世”。

　　P.149：英国各经济部门的产出量：“棉织品”一栏的数字与下面的“产出指数”一样，疑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