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在1999年2～3月份同贝尔哈兹（P.Beilharz）交谈时说，他倾向于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轻灵的”或“流动的”现代性，以区别昔日“沉重的”或“稳固的”现代性（SeeBeilharz，2001：319）。翌年，他出版了备受关注的《流动的现代性》，并试图通过解放、个性（individuality）、时空、工作和共同体这五个概念来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在这本书中，鲍曼详细考察了我们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深刻变迁。

　　总体而言，鲍曼试图通过固体和流体所具有的性质来理解现代性在不同阶段上的总体特征，进而说明当前的社会状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流体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别于固体：首先，它不容易保持自身的外形，而固体则有明显的空间维度。因此，对于流体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流动的时间，而不是它们临时占用的空间。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鲍曼才会说，“在描述固体时，我们可以总体上忽略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时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次，流体具有惊人的流动能力，它能绕过或溶解障碍，也可渗透静止的物体。在遭遇固体时，它完好无缺，而固体却被改变了，或者变得潮湿，或者被浸透。

　　如果说现代性经历了“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这两个阶段，那么，我们不免要问，现代性的进展对人类状况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变迁？在此，我们大体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次分别以权力的运作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主导的生活方式为例来简要说明这个问题。

　　权力的运作方式：从权威到榜样

　　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M.Crozier）关于“科层现象”的经典研究表明，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领域的控制（参见克罗齐埃，2002，尤其是第6章）。尽管鲍曼十分赞同克罗齐埃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这一观点，但他也试图表明，伴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权威变成了榜样，用鲍曼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要告诉我，请示范给我看。”

　　鲍曼指出，沉重的/福特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是法律制定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些人追求另一些人规定的目标的世界。所以，它也是一个权威的世界，换言之，它是领导和导师的世界：领导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导师会告诉你如何去做。尽管轻巧的/消费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废除法律提供的权威，也没有使它们变得多余，但它导致了多个权威的出现。而“多个权威”在术语上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当多个权威出现时，它们会彼此抵消，于是，权威不再发布命令，它们开始讨好、引诱选择者。

　　如果说权威是稳固的现代世界的副产品和必要成分，那么，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鲍曼以健身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健身教练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榜样，而不是一个权威；同时，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忽视了这个职责，你应该感到内疚和羞耻；你身体的不完美是你自己的罪过和责任；你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毕竟，“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日益个体化的生活世界中，健身教练试图向追随者暗示，如果你能像我这样积极锻炼，你就会拥有我这样的身体。

　　正是日益个体化的生活状况，促使男男女女寻求榜样，而不是领导。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正在取代权威。然而，在鲍曼看来，榜样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个人问题，原因很简单，并非所有的榜样都包含着他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即使如此，无望的个体还是怀着极大的热情继续探听“如同他们”的他人的私人生活，因为他们只能凭借自身的判断和努力去寻求忠告和指导。更糟的是，寻求榜样、忠告和指导很容易令人上瘾：你越是这样做，就越需要它。鲍曼指出，由于新方案不断涌现，大部分方案在实施之前就已经流产，于是，寻求方案的欲望变成了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不受挑战和质疑的目的。鲍曼描述的这种现象十分类似于“组织目标的置换”：在一个组织中，规则本来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然而，墨守成规的组织成员却总是“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从而把把遵守规则本身当成了组织目标。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结合到分离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时代以来引人注目的问题。沿着马克思、韦伯和博拉尼（K.Polanyi）的思路，鲍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如果说资本与劳动在现代社会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那么，稳固的现代性时期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而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则是劳动和资本相互分离的时代。

　　在鲍曼的眼里，稳固的现代性就是沉重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而且，这种结合因它们的相互依赖而加强：工人为了生计而希望被雇佣，资本为了自身的再生产和增长而愿意雇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工人注定要长期结合在一起，工厂就是他们“共同的栖息地”。鲍曼说，庞大的工厂犹如一个封闭的监狱，双方都不得不呆在里面，而促使资本和劳动结合在一起的是这种雇佣关系（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交易行为”）。此时，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促使资本和劳动的“再商品化”：国家必须保证资本家有能力购买劳动，而失业者则是完完全全的“劳动后备军”。然而，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衰弱和全球化的兴起，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性”已经变成了现时代的标语。在此，鲍曼分别引用了戈兰诺维特（M.Granovetter）和森尼特（R.Sennett）的说法：前者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脆弱的纽带”的时代；后者指出，“短暂的结合比长期的联系对人们更有用”。

　　在当前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和轻灵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劳动开始分离，连接二者的纽带开始松动。一方面，资本可以“轻装上阵”，它可以随地停留，也可以随时离开，因为资本仅仅意味着一个装有手提包、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另一方面，劳动依旧像过去那样是静止的，但是，它曾经希望永久停留的那个地方却失去了昔日的稳固。鲍曼引用巴黎大学经济学家科恩（D.Cohen）)的话说，福特或雷诺公司的员工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将终生工作在这里；而微软公司的员工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在哪里。在鲍曼看来，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种进展类似于从婚姻到同居的过渡：通过先前不敢梦想的移动自由，资本切断了自身同劳动的联系。当然，这种独立并不是完全的，资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移动，它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限制；与此同时，资本在史无前例的程度上变成了超区域性的，它已经获得的空间移动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足以迫使受地域限制的政治机构屈服于它的要求。

　　如果说在稳固的现代性时期资本要结合的是生产者，那么，在当前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它要结合的则是消费者，毕竟，这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因此，资本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和利润，就必须依靠消费者，而且其路线受到了消费者在场或缺失的影响，受到了消费者数量和规模的影响。借用斯里夫特（N.Thrift）的说法，新的全球精英喜欢用“舞蹈”或“冲浪”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他们的行动取向。至少是在1988年发表《自由论》以来，鲍曼反复倡导的一个观点是，移动速度在当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或许是首要的社会分层和支配等级的因素，所谓精英就是那些可以快速移动和自由行动的人。

　　主导的生活方式：从定居到游牧

　　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和游牧是两种主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现代性的不同时期，定居/固定人口和游牧/流动人口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稳固的现代性阶段，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同居住权相连，那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人往往会受到法律的歧视。麦克洛夫林（J.MacLaughlin）指出，现时代的出现意味着坚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固定人口”对“游牧人口”和游牧生活方式进行持续而全面的攻击，因此，“在以进步和文明的名义进行的神圣战争中”，游牧人口是有待消灭的主要对象。然而，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情况正在发生逆转，定居生活相对于游牧生活的绝对优势在迅速消失，占绝大多数的固定人口正在受到游牧精英的控制。

　　在沉重的现代性时代，“进步”意味着放弃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寻求定居式的生活方式。这时，支配意味着直接而密切的干预，意味着领土征服、兼并和殖民。鲍曼在此引用了强者权利的鼓吹者拉采尔（F.Ratzel）在殖民主义世纪之初就写下的话：

　　“生存竞争意味着空间竞争……优等民族侵入了其较弱小的未开化的邻居，强迫他们进入小得无法生存的角落，然后继续蚕食他们仅有的财产，直到弱者丧失了最后的活动空间……扩张主义者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其占有、完全使用和殖民领土的能力”。

　　然而，在轻灵的现代性时期，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流动的现代性支配游戏不是在“较大者”和“较小者”之间，而是在“较快者”和“较慢者”之间进行。鲍曼多次引用爱默生（R.Emerson）在《谨慎》（Prudence）一文中写下的至理名言：“在薄冰上滑行时，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的速度”。他明确指出，一旦速度意味着支配，“领土的占有、利用和殖民”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换言之，它由资产变成了债务。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现代性的历史，鲍曼倾向于把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分别视为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的典范，他们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洛克菲勒希望不断扩建他的工厂、铁路和油井，并想终生拥有这些东西。然而，盖茨不会因为失去他昔日引以为荣的财产而感到惋惜，因为今天能够给他带来利润的并不是产品的经久耐用，而是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在鲍曼看来，当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权贵阶层总是憎恨和避免持久的事物，珍视稍纵即逝的东西，而大量的底层民众总是无望地试图把无用的、短暂的东西变成耐用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体现了现代性稳固阶段的社会状况，而盖茨的做法则揭示了现代性流动阶段的社会状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洛克菲勒和盖茨来了解各自的时代脉搏。总之，如果说洛克菲勒是“稳固的现代性”的图标，那么，盖茨则是“流动的现代性”的图标。

　　结语

　　前面，笔者从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层面对《流动的现代性》进行了解读。在本文即将结束时，笔者愿意对该书的价值进行简要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流动的现代性》在鲍曼的著作中具有承前继后的作用。首先，该书是对先前的两本书《全球化》（1998）和《寻求政治》（1999）的深化和总结。所有这三本书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状况进行了出色的分析（Bauman,2000:backcover）。其次，该书为日后的写作拉开了序幕。此后，鲍曼先后出版了《共同体》（2001a）、《个体化的社会》（2001b）、《被围困的社会》（2002）和《流动的爱》（2003），所有这些著作的轴心都是“流动的现代性”。

　　尽管“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的标志性术语，但何谓“流动的现代性”？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层面或角度去把握它？它与“后现代性”有何异同？二者是否仅仅是术语上的差别？鲍曼并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他也不想那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提出问题有时比提供答案更为重要。鲍曼曾经坦言，现代文明遭遇的困境就是，它不再质疑本身（Bauman，1998：5）。毋庸置疑，鲍曼的这种做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至于“后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的异同，笔者总体上认为，二者都不过是鲍曼用来描述当代社会状况的术语而已，它们犹如吉登斯（A.Giddens）的“晚期现代性”（late-modernity）和贝克（U.Beck）的“反思性现代性”（reflexivemodernity）。在没有发现“流动的现代性”之前，他试图用“后现代性”来说明当代社会状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但是，当他注意到“后现代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自己越来越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时，当他意识到我们可以用固体和流体的不同属性来描述现代性的历史时，当他发现“流动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时，“流动的现代性”这一说法也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