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婷：消融在消费中的公共领域——读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2)

三、动物化劳动的胜利：“消费”消泯了“公共领域”

综上所述，显然，在阿伦特看来，尽管劳动、工作、行动都是人类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在这三者中，她坚持认为，惟有与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的行动，对于人之为人的生活才是根本性的，因为人只有在行动的公共领域中才能寻求不朽，才能获得超越于动物性生存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不朽意义的寻求，使得古希腊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城邦制”。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古希腊的城邦或者说公共领域的建立、城邦中公民“得体的生活”的实现是以这些人占有奴隶的劳动为前提的，他们的自由是以一部分人（这些人事实上在城邦的总人口中通常占大多数）的不自由，甚至以这部分人的不被承认为人为代价的。随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奴隶制的废除、公民权的普遍化以及人口的增加，无论从事实性还是从规范性立场上讲，现代公共领域或者说现代人的“行动”都不能再像古希腊城邦制那样建筑在奴隶的动物性劳动之上。一种可以设想的可能性选择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由于大大减少了生产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现代人类从“动物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有可能投身于公共领域、投身于行动。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么，使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1995：277）的资本主义应该说是为现代人的“行动”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实际的发展却并不如此。“劳动的解放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阶级的解放，不再受到压迫和剥削，当然意味着人类社会朝着非暴力的方向的极大的进展，但却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向自由方向的进步”（阿伦特，1999：112）。阿伦特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现代时期的到来，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实际花在劳动上的时间的缩短不仅没有在古希腊式的公共领域被彻底消解之后形成新的公共领域，而且还使曾经在“Vita active”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行动被工作继而是被劳动与消费一劳永逸地取代了。阿伦特忧愤地指出：“这是一个准备从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的社会，本来应当赢得另一些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但是，它却不再明白这类活动了。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平等正是劳动使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其中，不存在什么阶级，也没有能够使人的其他能力重新恢复的政治或精神贵族。即便是总统、国王和首相，也只是从对社会生活来说必要的职位出发来考虑他们的职责。在知识分子中，只有一些孤寂的人才会根据工作而不是为谋生来考虑要干些什么……当然，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遭了”（阿伦特，1999，序言：5；译文有改动）。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人类社会在拥有了自由的条件之后却并没有朝自由的方向前进？在《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用了大量的篇幅，从语源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发生在几个世纪中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沉思的生活与积极的生活以及积极生活内部的三种活动模式即劳动、工作、行动）相互之间相对地位的变迁和转换进行了分析，最后她异常惊恐地看见：劳动与消费窃取了曾经由行动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一个“异化的世界”、一个“消费社会”、一个由此导致的原子化的大众社会已然来到。

阿伦特指出，“现代史的开幕发生了三件大事，正是这三件大事决定了现代的特征：美洲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开发；宗教改革，通过扩大基督教会修道院的财产，宗教改革开始了一个个人财产被剥夺和社会积累财富的双重过程；望远镜的发现以及从宇宙观点来思索地球本质的新科学的发展”（阿伦特，1999：252）。在阿伦特看来，这三件大事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她认为它们的发生同时也摧毁了行动和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三件大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对于由宗教改革开始的“个人财产”被剥夺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双重过程的分析，这对劳动的胜利与消费社会的兴起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宗教改革扩大了基督教会修道院的财产，相应地也开始了对个人财产的剥夺。在她看来，对个人财产的剥夺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对个人财产的剥夺是“对部分人群在这一世界上的位置的剥夺”，并由此而开始了一个财产转变为财富或者说资本的过程，阿伦特认为这是世界异化的第一个阶段；伴随着这个过程，“伪装成一个财产所有人的组织”即“社会领域”[1]得以兴起，这是异化的第二个阶段。而这两个方面，在阿伦特看来，对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消解、行动优势地位的丧失以及劳动和消费的胜利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追随古典共和主义的足迹，在阿伦特这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是相互敌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而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在阿伦特看来恰恰就是私有财产。她认为私有财产与财富或者说资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财产在阿伦特看来必定是“私有的”，它对一个共同世界和一个公共领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进入行动的公共领域的主要前提条件，联系着真正私有的方面和真正公共的方面，联系着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使它们在“真正的人”的社会里各得其所。阿伦特所捍卫的私有财产有着非常特别的客观性内容：它表明一个人在世界的某个具体的地方拥有自己的位置，同时私有财产也提供了一个逃避公共事务的避难所。[2]这种私有财产由于在公私领域之间划了一条楚河汉界，因此保证了两者各自的完整性。然而，由宗教改革开始的对个人财产的“剥夺”，产生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但与现代时期之前相区别的是，这种由剥夺与积累开始的财富增长“并未简单地产生新的财产权，或导致财富的全新分配，而是又回到了产生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占用的过程之中”（阿伦特，1999：257）。换言之，占用并未因需要和愿望的满足而终止。资本积累并未导致现代时期之前富有帝国的那种我们所熟知的停滞，而是将财富的积累扩散到了全社会，由此保证财富日益稳固的增长性流动。在阿伦特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或者说资本与作为人类进入公共领域之前提的私有财产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如前所述，这种财富缺乏财产所具有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其最重要的性质是可以扩张或者说积累，因此从根本上它是流动的、非私人性的、不明确的，它惟一的目的是积累更多的财富（尽管在现代社会之前人们也认为财产是极为重要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神圣的，因为没有它，“生活和好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从来不将财产看成是能进一步产生财产的手段，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选择无节制地扩充占有物的人实际上成了占有物的奴隶，成了必然性的奴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只有让所有尘世的东西、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的产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返回这一过程，不让世俗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干预这一过程，这一过程才能得以继续。也就是说，只有当财富繁殖过程在原则上能随意占有、吸纳一切时，这种财富的积累过程才能够得到保证。与C. B. 麦克弗森一样，阿伦特相信，无穷的积累与无穷的占有（或者说消费）相互依存。“只有当产品不再具有使用性而越来越成为消费品，或者只有当使用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致使用品和消费品、使用品的相对耐用性和消费品的迅速耗尽性之间的客观差别几乎消失时，生产过程的无休止性才获得了保障”（阿伦特，1999：110）。也即是说惟有无穷的消费才能保证财富积累的无休止性，进而也由此导致了劳动的无休止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繁荣兴旺并非来自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或任何稳定的和赋予的东西，而是来自生产和消费这一过程本身”（阿伦特，1999：256）。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基本逻辑，决定了消费主义是它必然的归宿，或者说，它必然将原本可以从“动物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投身于公共领域、投身于“行动”的人们引入、吸纳到无止境的消费中去。因为，只要这个社会的目的只在积累更多的财富，“行动”就失去了正当身份，而消费则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和霸权。不是“我思，故我在”，更不是“我行动，故我在”，而是“我消费，故我在。”

阿伦特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财富的无休止的追逐导致现代社会成员无休止的消费的分析论述，很容易使我们再次联想到托克维尔初到美国时对美国人追求财富的激情及其对美国人之精神的影响的最初印象（托克维尔，1991，659-664）。但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阿伦特分析指出，与个人财产被剥夺及财产转变为财富或资本的过程相应，或者说，作为这个过程的另一面的，是社会领域的兴起、扩张过程。在阿伦特这里，与今天主要以“公共领域”的意义来看待“社会”的基本倾向截然不同，社会领域“既非私人领域，也非公共领域”（阿伦特，1999：22），或者说是一种“伪公共领域”，它的兴起恰恰是对公共领域的篡夺，“当社会成为新生活过程的主题时……（现代世界）异化的第二阶段便开始了”（阿伦特，1999：258）。阿伦特认为社会领域的出现是现代的产物，“它的源头和世界进入现代时期相吻合”。社会领域“在其最先进入公共领域时，伪装成了一个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这些财产所有人需要借助这一组织的保护而积累更多的财产，而不是因其财富而要求进入公共领域”（阿伦特，1999：51）。这就是说，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从事的是“行动”，个人的私有财产只是提供了他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而与他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性质无关；而人们进入社会领域的目的则是为了追求积累更多的财产或者说财富，财富或者说资本的性质直接决定着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活动形式和性质。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社会领域乃是财富或资本体系对公共领域（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产物。财富或者说资本的逻辑直接决定着社会领域的逻辑。正是财富或者资本的这种决定作用，导致了社会领域的主题只能是劳动、消费、积累等经济行为以及伪装成“公共行动”的对经济行为的管理活动。也正由此，同一性与一致性是社会领域最根本的特征，它根源于劳动与消费的特征，因为仅仅作为有生命的有机物而言，他们都是相似的。而这种同一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与以人的多样性为条件的行动完全对立的，“社会在其所有层面上排除行动的可能性（这一行动以前被排斥在家庭之外），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反过来期望每个成员表现出某种行为，并强加给他们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有这些旨在规范其成员，使他们循规蹈矩，以排除自发的行动或非凡的成就”（阿伦特，1999：31）。恰如阿伦特所说，一种“与纯粹的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获准出现在公共领域”并没有改变这种活动的本质，而只是彻底地破坏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存在的可能性，当公共领域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而私人领域则成了惟一共同关注的对象时，它们就都消失了。这两者最终都被一个无所不包、一视同仁的“社会”所取代。这是一个只管“挣钱谋生”的社会、一个“劳动与消费”的社会。“这一现代社会的理想是那些穷人多少年的夙愿……但这一梦想一旦实现，它便成了愚者的天堂”（阿伦特，1999：114）。

“一个共同的公众世界的黯然失色……是与私人占有世界一份的实质性丧失同时开始的”（阿伦特，1999：259）。持续的占有或积累破坏了过去意义上的财产，破坏了私人领域存在的基础，同时也使本来可以“从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们重又陷入劳动和消费的桎梏；而受资本逻辑主宰的社会领域则以伪公共领域的姿态窃取了真正的公共领域的位置。“占有性个人主义”和“社会领域”的兴起共同吞噬了行动，消解了公共领域。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一种原子化个体的状态中，人们各自出没穿行在互不相关的大众社会中。

如何挽救“行动”在现代社会中的这一颓势，或者说如何才能恢复公共领域的活力？对此，在本书和以后的著作，特别是在1961年出版的《论革命》中，阿伦特都有所论述。在她看来，革命是现代建立真正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尝试，它表现了人类重新开始的能力和通过言语与作为（word and deed）进入世界并创造一个生机勃勃的公共领域的能力。正是革命重新提出了有关公共事务的性质与价值问题，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问题。革命在阿伦特看来还展示了传统积极的一面及其与现代时期的关系：它为有关试图创造公共空间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家园(Arendt, 1973)。不过，在笔者看来，总的来说，相比于她对“我们时代的真实困境”所做的诊断分析，她为走出这一困境所提出的治疗学观念相对要显得苍白得多。当然，除了阿伦特，其他对人类自身的命运有着深切关怀的思想家也在殚精竭虑地思考着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阿伦特之思考的直接承续、拓展和深化。也许，这也正是为什么约翰·基恩要将阿伦特置于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川崎修，2002，《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1995，《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9，《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托克维尔，1991，《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Arendt, Hannah 1973, On Revolution. Penguin, Harmondsworth.

Canovan, Margaret 1992，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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