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中国现代启蒙的内在困境

——重温梁启超《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

《新民说》中的线性史观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洋务派登上历史舞台，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是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第三阶段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西之间的冲突聚集到了文化和心理的层面。梁先生的这种从器物—制度—文化的向西方学习的三阶段论，在20世纪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继承和响应。殷海光就成功地转述了梁启超的阶段论思想，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以三阶段论为武器，来证明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并明确地把西方式的现代化当作中国进化的目标。

对梁启超来说，戊戌维新的失败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激昂一时的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把变革的中心渐渐从制度层面转化到了对国民性的启蒙之上。借助日本翻译的有关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深入地了解了启蒙思想，并深信只有在良好国民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新民说”正是这种认识生发出的一个必然结果。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今徒痛恨于我国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

梁启超对国民性中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都被无情的予以鞭挞。然而正是这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叙述方式让人产生了深深的困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梁启超说了什么，真正让这一切变得难解的是，为什么他会选择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代采取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他所依凭的更为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此一启蒙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什么？

启蒙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关于一般真理的学说，这就意味着，标准是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必须在统一标准之下进行衡量。符合标准的就意味着正确，而其他的则是需要被改正的。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以及影响深远的《新民说》，这一系列文章的真实意义才能被清晰地把握。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背景关照，在一个空洞的布景之下，仅仅谈论一个国家的所谓国民的个性和特点是没有意义的，把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用简单的词语来总结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单纯地讨论国民性很有可能是个伪问题。

对于西方而言，“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特殊时刻。因此，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方案，技术的变化”（福柯语）。但是，对于中国，对于梁启超，启蒙意味着什么呢？梁启超的启蒙有一个学习的模板，当他被迫置身全世界林立的民族国家之中，他的启蒙话语带有明显的目的论，他必须通过新民达到一个目标，很显然，只有当这个目标成功到达时，新民的使命才最终完成。

启蒙的认同与想象

列文森曾经敏锐地意识到，近现代中国面临着一个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化，天下大同的华夏帝国的乌托邦，在外来的冲击之下，需要逐步地转化成近代的民族国家。梁启超《新民说》写作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个足以和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民族国家。他必须把昔日的一家一乡一族中的人的资格，一个天下人的资格，转化成国民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者，则绝无以自立于天壤。”当梁启超担负起启蒙重任的时候，他必须建构一种新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必须符合新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任何旧式的生存方式，假若不适合于民族国家中公民的资格，都应该被改正。

在《新民说》的时代，首要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传统中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农民的概念和意义世界，基本上还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系统。而在现代世界里，政治忠诚被提上日程，政治性的问题，或是人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认同问题，成了一个首要考虑。无怪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我们国民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国民却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区分，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也就更可以理解，新民说的目的，乃是在培养对于新型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是超越了固有地域和地方性的普遍性认同。

所以，梁启超的目标就是在一个不知有国家的人民当中迅速传播国家思想，而他所依赖的方法首先是建立新的信仰与文化网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建构民族国家所应有的情感忠诚基础，梁启超在发起新民运动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一整套民族英雄想象的图谱，在这个充满着符号的意义世界里，尤为重要的是对文化资源的争夺。那个不断被擦拭、重写的民族英雄想象图谱，不单单代表一种文化认同，也有效配合了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只有在一个文化认同基础上，才可以在相对界定的领土之上进行统治。现代民族国家接替了传统帝国，在中国土地之上，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儒家固有文化，而是新式公民，新式文化认同，只有在这种新建立起的信仰基础之上，新型国家才能够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身份进行统治，并且将其势力伸展到境内最偏远角落的村民身上。也只有这样，梁启超所痛恨的利己主义才能真正铲除干净，他所希望扩展和巩固的国家主义才可以不流于表面，真正落实到政治实践中。

20世纪初的新民运动，不仅仅是国民个体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新民是争取平等和尊严的一场严肃的政治事件，是适应世界发展潮流，融入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顽强的政治努力。梁启超认为，中国人一向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是长久被动挨打的原因，中国人必须和西方人一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这样才有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机会。民族主义这项人类非常晚近的发明，通过梁启超发起的新民运动，终于和特定主权领土的国家相联系。

正是民族国家这个标准的确立，才使得所有新民和旧民的区分成为可能。梁启超认为，私德固然重要，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纽带，是一个群体得以凝聚的重要力量，传统的伦理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然而一旦牵扯到社会和国家，要求一种对于群体有利的道德时，传统的私德则力不从心。对于群体而言，处在当时世界环境中，为了保存和改善自我，一种新道德是必不可少的。而正是这种新道德的发明，才有所谓的新民。这种新道德的革新作用非常重大，张灏就认为，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里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里面固然有一些儒家思想的成分，但“新民”的革新更为突出，以至于需要用“新的公民”来表达其含义。

答案已经很明显，道德讨论并不是梁启超关注的要点。新公民才是新民的目标之所在，公德改变的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类型，公德改变的是人们忠诚的方向和目标，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思考的习惯，这恰好是新民的目的地。

梁启超的《新民说》实际上正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与其说，他最大的成功是唤醒了国民新道德，改变了旧道德中的缺陷和不足，还不如说，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塑造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对于国人的思考方式是陌生的，新的想象共同体需要新方式来接纳。他的《新民说》有效制造了一种新的忠诚方式，改变了人们思考时间和空间的思维习惯。被打碎的不仅仅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表达，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之间组合的一种理解。

《新民说》讲述了一个关于进化和线性发展的时间故事，在外来强大的压力之下，争取平等和尊严的感情转化成一种对线性历史发展的认同，这种线性发展的神话提供了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新民说》的真正边界，也是他发起新民运动的真正原因。

对于康德而言，启蒙意味着摆脱自己造成的自我不成熟的状态，因此西方启蒙叙事是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学会运用人自己的理性去判断周围的世界；梁启超所面临的启蒙叙事却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关于被束缚民族的故事，他的人民必须转化成新民，在进化的链条之上，赶上那些来自西方的陌生种族。

梦想的破灭

1918年之后，梁启超已决心从他迷梦般的政治生涯中解脱出来，而恰好在这时，西方世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迁，梁启超正是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前往欧洲考察。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人口死伤无数，满目疮痍，各种物品严重匮乏，甚至连电灯和取暖设备都没有。战争所留下的惨状更令人不忍，人类武器造成的破坏，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的风潮，陷于迷惘和困顿之中的欧洲人的精神状况，这一切如烙印一样，印在了梁启超富于情感的心灵上，“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之中，我之灵符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唯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光，对于进步和科学的信仰，把他装扮成一个破旧立新的先驱。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狂热之中，他却在心灵之中承受了一场风暴的袭击。启蒙意味着觉醒，觉醒意味着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假如没有出路，那么启蒙还有什么意义？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启蒙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前景，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帷幕，这个帷幕似乎是美丽的，然而它也具有特殊的遮蔽作用，它诱使人们不去揭开这层帷幕、穿越它去观察背后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帷幕后面的景物，如果后面的景物是一个可怕的鬼魅，那么迈向这个方向的一切行动就可能失去合理性。“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的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待。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的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科学是曾经追逐的美梦，当这个美梦破灭的时候，除了凄惶，还有什么？战争的创伤剧痛，恐怖的景象，人类所经受的无端的蹂躏。他沿着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的路线参观战场，这些参观和访问加深了那种美梦破灭的感受。当法国当局带他走过饱受蹂躏的地区时，目的在于唤起他对法国的同情，然而对于梁启超而言，这种旅途无异于一种心灵的磨难，他必须去面对普遍的毁灭，而十几年以前他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的现代主义的新型民族国家，却成为一个摆脱不了的梦魇。他在欧洲的的亲身经历，他在巴黎孤独庭院中所看到的落木萧萧，物质生活上的困顿，目之所及的种种幽暗的景象，他所会见的那些精英们身上所流露出的疑虑和绝望，他自己身心交瘁地连连失眠，所有的一切加起来，使他在1920年离开欧洲时，带回的印象无非是两点：“这是一个被破坏的世界，这是一个垮了台的世界。”

一战之后的欧洲，几乎处处弥漫着世纪末的情绪，各种尖锐的矛盾之间的冲突似乎找不到解决的可能。发展得越快，带来的破坏似乎越大，种种矛盾堆积着无法解决，好像将近除夕，大小的账务都要清算，然而头绪纷杂不知如何算起。甚至于，世纪末的预言传播在人们当中。好像一瞬间，曾经被视为完美的文明不可挽回的衰落了，甚至找不到复苏的可能途径。“他们的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虑，总觉得他们的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

当梁启超依然以一个宪政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时，他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已经被破坏了，他对启蒙的进步理想已经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一定的侵袭。他的“向西方学习”这一概念似乎变得含混不清。推动历史进步到某一个目的地，而这个目的地却是毁灭和死亡，如果前进的方向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话，那么，乐观的进步想象是否还有合理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偶尔流露出来的恐慌感，终于无法抑制地转换成一次大规模的背叛：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不断游移，不断地更改他的参照系和认同方向，梁启超显现出来的悖论和矛盾贯穿于他的一生。他对于国民性的定义：贪婪、怯懦、自私、缺少公德、懒惰、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每一个对于自我的描述中都有一个想象中的他者形象，只有在对比之中确定优劣好坏，才赋予改造以合法性，并同时确定了改造应该达到的目标。与其被动地等待别人的宰割，不如自己动手破坏。

但是，当他者的优越被打破、或一定程度被打破时，自我心灵深处的矛盾和悖论就会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梁启超在1920年代的态度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他已经不能单纯把西方等同于先进和文明，把东方等同于落后和愚昧，在他充满含混的关于中西文化联姻的论述中，也隐隐约约表达了他对西方，对现代化，对启蒙和理性，对未来前景等等一系列东西的不确定感。正是这种含混和不确定感揭示了梁启超深刻的困境，也揭示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精神气质中所蕴含的深刻困境。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自我冲突

线性的历史观，以及对于科学和进步的信仰，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遭到了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的敏锐怀疑，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制的未来充满了担忧之情，新教伦理中描述的理性化过程丝毫不能减轻他对未来的焦虑。梁启超需要某种进化信念的支撑，来帮助他承担新民的使命，但他必须面对这一神话的破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也许还仅仅只是开始。

在某种意义上讲，线性发展的故事提供了一种理解生命意义的蓝本，在启蒙光明的叙事里面，追求的前景还是确定的，尽管道路可能充满了风险和崎岖。也许，进步和发展本身将会赋予生命一种意义，赋予他所有自我奋斗和一切事业以价值。这个前提预设一旦不存在，一切就会陷入可怕的空虚。因为这意味着，所有事业所导致结果的好与坏，所有做的事情的对与错，不再具备判断的标准，令人恐惧的恰恰在这里，这种意义的裂缝是心灵的苦难，尽管梁启超天才一般的弥合裂缝的能力和他天生的乐观气质挽救了他，使他不至于陷入鲁迅一般的绝望、幽暗孤独的自我体验中。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再也不能以一个单纯的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启蒙叙事不是一个乐观的口号，也并非一个不假思索的前提假设、一个理所当然的目的地，而是充满着内在的困惑和紧张。

梁启超的困境和悖论似乎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心灵的一个缩影，在前进与后退，西化与怀古，相信与疑虑，挣扎与解脱之间不断的纠缠。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里，似乎每一个方向都具备了足够的合理性，似乎对线性目的论的相信与怀疑都具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为什么采取了那样一种面对和理解时间的方式，而为什么在很多人生命中的某些日子里，却又转化了他们理解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叙事几乎无可争议地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作为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后发国家，中国一直试图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以便迅速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从而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命运。此一过程中，思想界所依凭的理论资源，和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一脉相承，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理念深入广泛地传播在知识分子当中，而大多数的人也以实现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为理想。

21世纪的思想舞台上，似乎演绎着和20世纪初同样的剧目，舞台的背景改变了，道具更换了，甚至主角的名字也起了另外一个，然而剧目却没有变，主题依然在继续。当回顾历史的时候，让人惊异的一点是，一百年时间无声息的流逝之后，戏剧舞台上的故事竟如此惊人地相似。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似乎也用了同样的语调。然而他的后辈们却似乎忘记了在他的故事里的紧张、怀疑，时时的自我否定。而重现启蒙叙事的内在的困境和紧张，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服清醒的解毒剂，也会帮助我们在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上来理解我们自身以及可能的未来。

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感慨于商业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启蒙的理想纠缠在一起，知识分子的目标和国家面向全球市场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有效地把知识界的启蒙话语整合到国家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方针中。启蒙话语为国家主义的实行现代化目标提供了合法性的论证。而面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涌现的新问题，原有的启蒙话语却显得无法掩饰的无力和苍白。

哈贝马斯在讨论黑格尔哲学时，这样评价道，“启蒙辩证法一旦达到了其目的，也就耗尽了原先激发它批判时代的动力。”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话语诞生的背景，是对共产主义全能化的社会资源控制的一种批判，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政治权力深入到社会每一个阶层，政治权力的控制力不仅仅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而且全面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等首先是作为传统全能主义的反面出现的，但是，启蒙话语正在中国一步步走向全球资本主义的历程中，渐渐失去其批判的能力，如何超越其原有的目标，如何诊断新环境之下的一系列的问题，如何重新焕发出思想的批判动力？

追问这些现实问题的时候，不禁让人回想起上个世纪之初的思想家们。梁启超的启蒙叙事的悖论式呈现，正好揭示了早期启蒙者的选择的双重性，反启蒙始终都伴随着启蒙，甚至成为中国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潜藏的暗流赋予思想家以特有的深刻，和对社会问题、国家前途命运特有的敏锐批判力。

20世纪初的思想家们好像已经尘封在遥远的时光深处，在梁启超不安的声音和反复变化的叙事中，我似乎看到了那个时代内在的紧张和困境，也看到了那个时代各种复杂的动因和思考的方向。“流质易变”的梁启超以他的敏锐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悖论，展现出自我矛盾的同时，他几乎承载了一种悲剧性的自我冲突，也展现出我们整个的民族在历史深处的那一份艰难的选择，和选择中的犹疑与紧张。梁启超的启蒙叙事也是今天我们时代一种暗中的警告，现代化带来的危机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困境甚至更深，矛盾也许更为复杂。在梁启超已经远去的背影中，也许我们会蒙眬地看到自己，看到那个远不确定的未来，没有人可以置身历史中反对现代化的潮流，但一定有人可以置身其中反思这一潮流，在一个没有目标的世界里，困境和悖论永远存在，一切或才只是开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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