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这么多，都还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论域下的有关现代世界格局主导力量的叙事，南通会议并不试图掺乎西方人的事情。这个会议的真实意图，是说中国的事。说到中国，尤其是近现代的中国兴衰，就不能绕开西方。我们认为，欧陆知识贵族的思想视野，说到底是远不如英美精英的，英美才是真正的海洋文明的开拓者，他们敢于排除旧有的土地法权的约束，远赴重洋，开疆辟土，开发和建设一个新的世界。英美精神固然也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道，但它们并不抱残守缺，尤其是美国这个新大陆，它在二战后有关世界秩序乃至人类文明走向的大局观，那才真格的是具有囊括多种文明于一身的全球性视野。英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构建的国联和联合国，以及当今对于全球秩序的深刻认识以及主导性的担当胸怀，谁能说他们没有或不懂政治？这其中当然有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但这又何妨？关键问题是能够接纳和囊括其他的文明，并在与人类诸多文明的关联（或交融或冲突乃至决战）中构建自己的主体性。

还是把话题转到中国罢。传统中国的思想意识，所谓天下观念、华夷之辩、朝贡体系等等，显然已不适应中西方文明相碰撞以降的近现代历史。现代中国的世界观，实际上有着从华夷之辩到学习西方，再到中国文明主体性的构建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逻辑演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晚清以来曾在中国持续经年，甲午战争，彻底摧毁了古典中国的迷梦，变法图强，“保种、保国、保教”，一百五十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到底还有多少意气风发，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呢？检点一下，可圈可点的实不多见，但有一人，却是鹤立鸡群，一鸣惊天，那就是毛泽东。此次南通会议，起于科耶夫，终于毛泽东，并非偶然。毛泽东当然是现代中国唯一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政治家，也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大思想家，作为第二共和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当然有资格以中华民族的代言者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宏论未来世界的格局以及人类历史的命运。

在此，我们不去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建国立业的一系列纲领文件，而是从传统中国“诗言志”的视角，选取毛泽东两首作于不同年代的词章歌赋来窥探一下毛的有关内政外交的雄才大略。一首是写于1936年2月长征结束、1945年发表于重庆谈判时期的《沁园春·雪》，另外一首是写于1935年10月长征途中岷山、1957年发表、1958年又做了几个字修改批注的《念奴娇·昆仑》。前一首可谓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本纪，后一首则是关涉未来世界格局的坤舆图志；前者属于内政事务，后者属于外交事务。尽管事务不同，背景不同，但同样的是豪言万丈、舍我其谁、江山一统、气势恢宏。就毛的帝王内政学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只看今朝”，这里隐含着一个从传统王朝政治的帝王论到现代中国的人民主权论（毛自诩为人民的大救星）的大幅度跳跃。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存在着一个从主权在王到主权在民的演变过程，但在毛的辞章中，这一过程被诗意化了，这里有两处历史的迷雾有待澄清。第一，《沁园春》中的那些帝王，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代开国之君，他们马上构建的均是一个帝国，而不是现代民族国家，西方近现代的威廉三世、路易十四乃至拿破仑，却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君主，此外才分别搞出一些现代的新帝国。第二，关于人民当家作主，坊间盛传1945年黄炎培与毛在延安窑洞时的一番关于王朝兴亡周期律的对话，当黄是问时，毛说，我们找到了人民，人民民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纵观半个世纪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则与“窑洞对”多有出入。

关于毛的外交思想，应该说《念奴娇·昆仑》确实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的中国版本的三国志。所谓“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还东国）”，这个世界格局比科耶夫所炮制的新拉丁帝国恢弘得多，毛早就有基于中国（中华民族）乃至东方文明（包括日本）的抗衡英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雄心壮志。解读毛的这首《念奴娇·昆仑》，他的有关世界格局的三国版本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毛泽东的现代世界格局观也是一种现代政治论，这与毛思想中的政治现实主义一脉相承，毛对于现代社会的认识是高度政治化的，“讲政治”不但是他领导共产党和他的军队在国内战胜各种对手的法宝，也是他试图领导中国人民，乃至东方各族人民（有色人种）战胜英美帝国主义，乃至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列宁和施米特两人关于政治的左、右两个极端的精辟论断有着灵犀相通的契合。政治是什么？在他那里就是政治意志，就是在关键时候的政治决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区分敌我”，“敢想敢干”。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毛现实主义政治观的要津所在。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左派列宁和右派施米特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主张要搞政治。闹革命首先就是要区分敌我，要敢于做出政治决断。奇特的是，毛身上的“猴气”使他运思出来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三国版，而不是两国版，这又是毛不同于列宁和施米特的。后两个人基本上属于两极对峙的现代政治观，强调的是一种直线式的两厢决战的政治逻辑，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是黑白对立、你死我活。毛的三国版要比他们复杂、变通，毛构建了一个三方博弈场，也是要区分敌我，斗个你死我活，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却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变通的，这符合中国太极·周易的原理。例如，《念奴娇》初稿版，把英、美、中视为三国，1958年的修改版，把“留中国”改为“还东国”，涵括了日本等东方国家，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又把“苏修”列为头号敌人，这样一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中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苏、美、中构成了新的三国。

第二，毛对于现代政治的认识，与西方传统政治中的宗教文明论大异其趣，具有某些种族主义的印迹。毛泽东对于宗教没有任何热情，甚至是厌恶的，他完全是以彻底的世俗人的眼光看待政治，他的思想深处有着一种对于西方文明乃至种族优势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刻骨敌视。在他看来，英美也罢，德法也罢，乃至苏俄也罢，尽管百余年打成一锅粥，但他们都是白人，毛泽东对于白人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是绝不屈服的，因此，他的未来世界格局的三国论，中国所代表的一极，实质上是建立在非白人（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观念上的。毛倒并不怎么看重中华民族如何如何，他的中国可以是中华民族，但也并不完全是排他性的，乃至可以把日本人、黑人都囊括进这样一个反白人主导的世界有色人种的统一战线中。他把“留中国”改成“还东国”，并发表一系列接见黑人青年朋友的讲话，提出亚非拉人民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统一的阵线，在毛眼里，“东国”既有地理概念的东方的意思，更有比照西方的落后民族国家的意思。

第三，毛的现代世界的“三国论”又是一种新的帝国理论。基于毛的关于世界格局的种族主义的认识，他认为英美帝国主义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它们构成了当今世界的霸权，毛要力挽狂澜，与上述两个世界霸权相抗衡，他理想中的中国，就不是一个单一封闭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现代的新帝国，为此，他提出了各种理论，如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的划分，等等，这一点倒是与科耶夫炮制的新拉丁帝国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在毛的眼里，从来就是一个帝国，古代的王朝帝国如此，新中国也是如此，在这个新的东方帝国的形态下，把日本、非洲、拉丁美洲纳入其中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我们都是有色人种，与白人是不同的。与科耶夫类似，这个新的（帝国）中国，可以由各个主权国家“加盟”。毛支持与倡导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强调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等国际法原则，这些都是基于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为此，可以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一笔勾销，对亚、非洲国家的援助不计成本，这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帝国的政治逻辑使然。

毛泽东关于现代国际秩序的“三国论”，确实是非常恢弘的，不过，毛的世界大局观中，也有一个软肋，即它是无底线的，而这却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原则。我们知道，人类政治经过西方的古今之变，实际上已经把现代政治确立在一个日渐凸显的自然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现代政治是有底线的，可以破除神权、王权，可以革命、造反，但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不能视为草芥。但在毛的现代政治论中，且不说神法是没有的，自然法也是荡然无存，毛自己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了构建他的世界三国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显然不是普遍均质化的世界，也不是古典城邦的美德世界。

当今的世界格局与毛泽东时代、与科耶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苏美两极对峙的解体，目前的世界格局需要我们从更为开放的大视野来加以认识和铸造，在此倒并不是非要照搬科耶夫的三个帝国理论或毛的三个世界理论，但是他们思考时代问题的大局观，值得我们从方法论上好好借鉴。此次南通会议并非一家之言，它是开放的，呈现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和理论纷争。路是走出来的，面临现代世界的这个重大而急迫的转型关头，我们固然需要（欧陆式的）大局运思，但更需要（英美的）经验智慧，“因地制宜”，实践理性，从这个意义说，中国政治的现代叙事才刚刚开始。